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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通过重组个人、行业、国家和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影响大国政治。首先，权力竞争的工具包括地缘经济学、军事和政治交流。其次，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各国必须确保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这是在国际体系中采取合理行动的先决条件。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性影响国家作为理性和单一行为体调动其资源来推进其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最后，全球治理对管理国际体系中的根本性变化至关重要，但技术变革会扰乱国际制度、法律和规范。
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将决策者的凝聚力作为国际权力分配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干预变量进行探讨。政治极化、对抗性寡头政治、政治合法性缺失或其他阻碍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运转的分裂性问题导致了国内竞争，这将削弱决策者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外交政策的能力。内部权力角逐拖垮了苏联，挑战着欧盟的团结，美国当前的政治极化正在影响其外交政策。新现实主义理论没有充分解决国内问题，因为该理论仅仅假定国际权力分配给国家造成了系统性压力（约束与激励）。同样，地缘经济学可能过于关注经济权力的国际分配，忽视了削弱国家行使经济治国能力的国内问题，比如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信仰，或其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甚至相违背的企业精英的影响。
新古典现实主义弥补了新现实主义和地缘经济理论的不足。新古典现实主义建立在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假定相对权力是理解国家为何如此行动的主要变量。国际权力分配会产生系统性压力，以及影响各国如何最大限度提高安全性的激励与约束。根据现实主义理论，理性行为——旨在实现安全最大化——被定义为按照权力平衡的逻辑行事。然而，华尔兹（Waltz）认为，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因为决策者并不总是按照权力平衡逻辑行动。华尔兹随后挑战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总是根据理性做出行为的假设。超越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未能对由权力平衡造成的系统性压力做出反应会破坏安全性，因为“制度惩罚”了这些参与者。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通过探索决策者按照权力平衡逻辑行事的“理性”程度来解决新现实主义中的理性差距。决策者并不总是对系统性压力做出反应，因为理性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和国家结构”。在任何战略中，决策者必须有能力根据准确界定的安全利益进行深思熟虑的计算。
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造成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承认技术的革命性方面，因为创新不断扫除旧事物，使整个行业和产业过时。创造是“产业突变的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彻底改变经济结构，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随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联系破裂，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大规模失业。如果国家未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以及传统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分裂，就可能催生对新的、往往是激进的意识形态的需求，这些意识形态渴望重组社会。与此同时，用于政治传播和组织的新技术表明，政府将与社交网络和外国势力竞争，以建立能够吸引、说服和统一的叙事。技术的发展使个人、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势力能够施加以前只有国家才能施加的影响。与自由主义理论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这会危及国家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而调动资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