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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增材制造（3D打印）、分布式账本（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量子计算、纳米技术、神经技术、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相关技术领域产生了快速而同步的进步，而且有着不可预测的未来应用方向。
由于这些技术的发展进度和影响范围与功能的不确定性，预测这些革命性技术的应用潜力和局限性是有问题的。1903年，密歇根州储蓄银行（Michigan Savings Bank）总裁贺拉斯·拉克姆（Horace Rackham）向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律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马匹永远不会过时，而汽车只是流行一时的新奇事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32年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核能将永远可以得到。”1939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认为“原子能可能和我们现在的炸药一样好，但制造出比这更危险的东西的可能性不大”。同样，计算机的潜在影响一直并将继续被低估，因为它们的潜力还远未实现。在1943年计算机时代到来之际，IBM公司总裁断言：“我认为全球市场可能只需要5台计算机。”仅10年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要求（人们）重新评估以前的预测。尽管如此，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总裁肯·奥尔森（Ken Olson）在1977年深信“我找不到谁想在家里放一台计算机的理由”。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计算机的速度不断提高，成本不断下降，需求不断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软件的爆炸式发展和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导致了个人电脑使用的繁荣。此后，数字化重塑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计算机突如其来的侵入性存在，并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种稳定和持久的错觉。
著名物理学家和未来学家[《星际迷航》（ Star Trek ）的粉丝]加来道雄（Michio Kaku）教授认为，新的工业革命最终将使人类成为神，让他们能够简单地思考某件事情，从而使其出现。加来道雄提及未来开发分子装配机（molecular assemblers）的可能性，这种装配机能够重组分子，例如将一块木头改造成玻璃。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未来科技将属于科幻小说的范畴，但使我们能够只须思考某事就可以让其实现的技术已经被开发出来。神经技术的进步使检测脑电波成为可能，并可以将其作为指令以数字方式传输。在2008年的一次实验中，一只猴子用它的想法来控制其假肢机械臂。2017年，一辆赛车首次由脑电波操控驾驶。人类“比肩上帝”（God analogy）的下一步是将脑电波数字化，并将其传输到3D打印机——也称为增材制造。3D打印技术的成功发展包括用生物物质打印小物体（比如老鼠的正常子宫），使用先进纳米材料打印复杂设备，甚至包括像整个房屋这样的大型物件。一种新型的3D打印机甚至被其发明者昵称为“复制器”（replicator），其前身是《星际迷航》中的一种设备，该设备可以用新材料增强现有物体，例如将糊状液体转化为复杂的固态物体。
长期以来，流行文化和科幻小说关于新技术的故事让人应接不暇，许多故事现在看来遥远且不现实。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要么已经出现，要么将在近期到中期的未来出现。美国波士顿的一家餐厅目前完全由机器人厨师经营，深圳昔日繁忙的装配线现在已经完全自动化，自动驾驶汽车正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行驶，布鲁塞尔正在计划3D打印月球基地。技术变革的指数速率已经使人们难以跟随并适应新的现实。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大国政治？许多年前，数学家兼哲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其关于社会中的机器的著名著作中警告说：“除非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天色已晚，善与恶的选择已敲响了我们的大门。”
哪种对话方式现在对人类最重要——这一问题仍然处于公共讨论的边缘。大国之间的冲突通常发生在国际权力分配出现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因为政治领导人没有准确地识别新的挑战，并且越来越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国际权力分配将越来越多地根据科技能力进行重构。无法了解不断变化的格局的大型企业和国家可能会走渡渡鸟（dodo bird）
之路。与此同时，谷歌、Yandex（俄罗斯的一家搜索引擎公司）和阿里巴巴等初创企业已经从默默无闻上升到商业主导地位，并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明天的赢家将由需要资金、技能、时间和战略思维的技术决定。具有更强数据提取能力和对政治交流及经济活动有更强控制权的国家可能拥有竞争优势。工业革命对地缘经济的广泛影响也值得对其社会政治影响进行分析。施瓦布（Schwab）认为：
我们站在一场技术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关系。就其规模、范围和复杂性而言，这场变革将不同于人类以往经历的任何变革。我们还不知道它将如何展开，但有一点很清楚：对其反应必须是综合和全面的，涉及全球政体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从公共和私营部门到学术界和民间社会。
试图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大国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
大国是否需要以自给自足的技术生态系统的形式实现“技术主权”？
曾经定义全球化的劳动力、全球价值链和开放市场的国际市场是否会被打破，并变成国家或区域自治？当发达国家的自动化和机器人变得更具竞争力时，低工资制造业国家将采取哪些发展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数字现金、区块链和P2P网络金融平台是否会通过创建“非银行机构的银行业务”（banking without banks）和限制货币政策的范围扰乱整个国际金融业？在生物技术、神经技术和基因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们还可以继续信任自由市场吗？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瓦解精英政治、集中财富、打破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不再需要劳作的乌托邦——它为休闲、艺术、家庭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人性提供更多时间？抑或是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大规模失业的反乌托邦，剥夺人们的经济安全、人性尊严和生存意义？新技术将主要赋予个体、公司或国家权力吗？当前的核威慑会瓦解并引发大国之间的战争吗？我们的国际体系——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
以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准备好应对这些变化和迫在眉睫的风险了吗？
通过挑战支撑个体、公司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经济和政治哲学， 新技术正在重塑国内社会。 全球治理同样是碎片化的，而不是准备管理即将重构世界的技术。一方面，工业革命是一个受欢迎的现象，因为它们为从经济到环境议题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机遇和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之前的工业革命引发了极端不稳定的时期，在社会能正确规划新的时代之前，它们摧毁了旧时代，引发了混乱。世界是正在走向大规模失业和网络战争，还是走向发展与和平的共存？通过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来提高效率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安全性，但也提高了人类战斗和自我毁灭的能力。核技术可以照亮也可以摧毁整座城市。科技可以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弥补制度的缺陷，但也可以通过将生产力与劳动脱钩来集中财富，引发政治动荡。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提出告诫：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一个世界秩序向另一个世界秩序的转变总是由新的生产技术的积累所推动，战争和革命通常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时至今日，又一次文明突破所需要的大量新技术已经积累，但新一轮的战争和革命不仅对个别国家，而是对人类都是致命的。打破这一既定的世界历史循环极其重要，唯此才能在不发生另一场全球灾难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新的文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