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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能否被称作大国，是由其是否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以及以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的能力所决定的。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将全球体系中的“一极”（pole）定义为一个“有足够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抵御这一体系中的主导国家的政治实体”。照此定义，在世界格局正从单极转型之际，国际体系中能够被称作大国的国家寥寥无几。那些定义了冷战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以及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向，标志着大国政治的转变。在地缘政治时代，大国实力几乎完全以军事力量和领土范围来衡量，而在如今的地缘经济时代，大国实力则更多地以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来衡量。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叶，其特点之一是农业机械化，以及人类体力劳动被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所取代。由于种种原因，英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地理环境为其议会立法确立土地所有权以及开展圈地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同时还引发了一场农业革命。除此之外，英国拥有丰富廉价且易开采的煤矿资源，它们取代木材成为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的燃料。第一次工业革命本身就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因为对武器装备不断增长的需求迫使人们尽可能提升生产效率，由此带来的大规模武器生产改变了战争的战略及战术。英国从其与殖民地的贸易获利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提高了富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但为了与来自印度的纺织品竞争，英国自身也承受着提高其纺织业效率的压力。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规模生产所带动的。电力取代了蒸汽动力，内燃机的发展造成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贝塞麦转炉炼钢法（The Bessemer Process）让迅速且廉价地制造钢铁成为可能，从而加速了铁路和工厂的大规模扩张。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铁路运输和电报通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通常也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钢铁作为战略产业的出现也引发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之间对钢铁生产领导地位的争夺。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为此后一直持续的科技崛起奠定了基础。美国内战期间推广使用的电报和铁路后来被转化为服务于商业的工具。因其庞大的规模、覆盖全国、就业人数多及高度发达的组织方式，铁路公司也成为美国第一种现代公司。大型企业和相关支撑性官僚机构的出现，催生出了一个消费社会，也引发国家与企业之间更复杂关系的产生。
德国利用铁路整合其领土，通过提高派往西线和东线部队的机动性，增强了其整体作战能力。俄罗斯使用和欧洲不同的轨距，减少同欧洲各国铁路的连接，为军队入侵制造了障碍。俄罗斯位于太平洋地区的铁路同样是为军事目的而设计的，远离前线，从而降低其促进经济连通性的能力。英国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发展，随着国际贸易激增，这一体系在世界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外国发展起了相应的金融依赖体系。此外，利用金融优势，英国得以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以主宰海洋并建立起对海洋贸易的控制。
纵观19世纪，海上强国英国和陆地强国俄国之间的全球竞争很快让位于实现工业化而迅速崛起的新强国——主要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动荡加之强大新式武器的发明引发了毁灭性的战争，一举结束了西欧列强自16世纪初以来享有的主导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欧各国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举措纷纷失败，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关注的几乎都是那些在较发达国家已走向衰落的旧技术和旧产业。
20世纪中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场数字革命。微处理器和晶体管革命性地改变了工业，核技术在这一时期变得至关重要。核武器成为获得大国地位的一个关键条件，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所有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都获得了这一条件。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一时期跃升，科技的快速进步巩固了其地缘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及军事优势。太空竞赛使得各种技术之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协同效应，比如美国的GPS卫星通信和苏联的格洛纳斯（GLONASS）
。苏联利用了核能和其他技术，但其在数字革命中的竞争力受到限制，因为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功能无法在苏联中央集权的统制系统中得到最佳应用。此外，苏联与国际市场的脱离意味着这些技术难以转化为经济战略与地缘经济力量。
在逐渐降低的运输成本、自由经济、明确的国际分工以及独特的国际权力分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益庞大、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和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随之出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个人电脑、微软的操作系统和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数字技术实现了指数级增长的重大飞跃。数字革命的重点是通信技术，这加剧了国家与国内人民和外国参与者之间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竞争。造成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退化的化石燃料也逐渐被可再生绿色能源所取代。数字革命将信息和技术变成了市场上的无形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它们的价值在消费时不会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