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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章概述了颠覆性技术如何影响大国政治。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自动化、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纳米技术、神经技术和生物技术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并肩发展。战略意义尤为重要，因为各国必须平衡为获取国际领域中经济、社会和伦理方面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斗争。然而，科技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政治官僚机构的适应能力。国家战略的出现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国将如何适应未来会成为地缘经济和军事领导力基础的创新技术。
第二章提出了关于技术主权的地缘经济学理论。地缘经济学主张通过减少自身对他者的经济依赖并增加对他者的信赖来改变“依赖平衡”，而后续的经济关系不对称则被用来对政治权力发挥杠杆作用。高科技战略产业建立了这种依赖关系，对最大限度提高国内事务的自主权，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至关重要。随着高科技产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大国必须增强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因此，地缘经济学主要侧重于对技术获取和传播的支持。政府支持通过创新或效仿获得技术，并支持这些技术的工业应用。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缓技术的传播，以扩大其先发优势。创新者和追随者在追求技术主权和主导地位方面优势和劣势并存。
第三章评估了技术民族主义为何会破坏以国家间合作与竞争为特征的国际分工。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正确地认识到，在特定行业发展比较优势并参与国际贸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绝对收益。然而，政府也会干预市场，以攀登全球价值链的阶梯，发展具有高附加值并建立依赖关系的战略产业或高科技活动。如果一个管理公平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得到霸权国家的支持，明确划分的分工往往会产生稳定性。从英国1843年废除《谷物法》（Corn Laws），到美国在数字革命期间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技术领导者利用贸易协定巩固其主导地位，并使核心-外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正式化。简单来说，美国发明了诸如智能手机这样的新技术，中国则进行组装。自动化的巨大范围将使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随着自动化劳动在同低工资制造业国家的竞争中胜出，主要技术大国的制造业可以回流。此外，随着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重要的供应链在国内控制下重新迁回本国。中国和俄罗斯正在采取自下而上的战略，开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先技术，而美国则在寻求自上而下的战略，借助自动化将制造业回流。那些确定以出口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适应这些新的现实。
第四章探讨了科技巨头时代谁将控制生产资料。由于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建立垄断的激励，市场力量正日益集中在科技巨头手中。新的技术平台产生了范围经济，因为一个行业的领导地位在看似不相关的行业中提供了竞争优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倡比较优势，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市场优势在于“无所不能”。例如，先进的搜索引擎在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接管交通运输业方面具有优势；交通运输业在电子商务、自动化物流和配送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为主导支付系统、制造和自动化食品制备提供了技术平台。与技术垄断企业竞争所需的资本密集型投资使竞争对手望而却步。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强大科技巨头掌握着足够的市场力量，在国内政治中也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如果国家不坚持对产业的控制，产业将越来越多地扩展和加深对国家的影响。这一困境通过利用监管将科技巨头转变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国家领军企业可以得到解决。
第五章探讨了政治沟通的中断 大国竞争包括构建叙事、建立身份和赋予权威合法性的能力。 从印刷机到互联网，政治传播技术对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显而易见。最初，人们期待通过传播的去中心化来加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并开创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时代。然而，不受监管的社交网络和外国势力对国内话语的入侵促使国家重新确立其对通信技术的控制。恢复控制的反作用往往是过度的，助长了国家的威权主义冲动。从斯诺登（Snowden）到阿桑奇（Assange），个体都在新的技术环境中努力恢复与国家的权力平衡。第四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打乱了政治沟通，因为提取数据的能力对地缘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而且越来越需要控制公共叙事。大国通过将互联网国有化和辖域化以及创建“主权互联网”（sovereign Internet）来应对国际领域的竞争。
第六章讨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即将走向终结之时地缘经济的未来。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使资本与劳动力脱钩，挑战资本主义的生存力。“创造性破坏”指的是新技术消除工作岗位和整个职业。从历史上看，创造性破坏导致了“技能提升”（up-skilling），因为重复性和危险的工作被需要更高技能、提供更高薪水的工作所取代。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和劳动力一直处于脱钩状态，因为资本所有者主要是从机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中获利。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期间，工人们转向了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作。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剧了这一现象，因为自动化的发展在速度和范围方面飞速增长，使高技能专业人士的地位岌岌可危。此外，新工作岗位的创造并不能充分抵消旧工作岗位的流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正确地认识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过渡阶段，因为技术进步将财富集中在垄断者手中。资本主义必须进行改革，将税收负担从劳动者转移到资本所有者身上，并重新分配财富。此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破坏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它为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基础。
第七章评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创造性破坏最初由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作为一种更新价值的社会过程，为人类提供意义。当过去的结构和制度不再能传递价值和目标时，破坏性虚无主义就会出现，社会就会衰落。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关于人类在工业化社会中挣扎求生的哲学思想。处于原始冲动和理性决策之间的人类处境被技术创新所破坏。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知道人的二元性表现在矛盾的冲动中，一方面为了效率而接受自由放任经济，另一方面又抵制市场力量及其对传统社区造成的破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一个所有价值都以金钱衡量的经济决定论社会中，当人类变得缺乏竞争力时，他们的价值会发生什么变化？新技术应该仅仅减少劳动力、提高效率、迎合享乐主义欲望，还是应该被用来加强我们的人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拥有连接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所需的工具——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一种指导哲学的引导，从而防止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
第八章探讨了军用杀手机器人对大国政治的破坏。颠覆性技术是军事化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的诱因，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武器技术可以让军事力量重返大国政治的前沿。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破坏核威慑，将原本的防御性核武器转变为进攻性武器。随着数字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融合，网络空间变得武器化，并成为一个有争议和军事化的领域，无人机技术彻底改变了战争——例如，卫星通信初创公司Swarm Technologies可以使用集中式数字大脑来控制数百万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各国政府面临两难境地：是否要为了提高速度和效率而牺牲人工控制，进而将武器、目标确定以及命中目标的决定自动化。世界军事强国的挑战者们面临的压力是为了建立权力平衡而将更多的战场功能自动化。随着战争和威慑规则变得模糊，误判也会增加——例如，对于何时可以攻击无人机以及反击应该是什么，观点就各不相同。开发越来越“聪明”机器人的竞赛可能会产生削弱无法清楚区分目标的“愚蠢”机器人潜能的风险。
第九章探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全球治理。头两次工业革命提高了不属于民族国家文化和政治范畴的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对资本扩张和相互竞争的地缘经济基础设施进行管理的全球治理失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由于世界秩序从单极向多极的对立性转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变得复杂。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与19世纪晚期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极为相似。彼时英国工业霸权的先发优势正在减弱，也缺乏对生产力不断增长的工业欧洲的治理。如今，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多极秩序的出现也带来了类似的挑战。一个确保战略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实现，因为西方巩固其单极主导地位的努力将中国和俄罗斯边缘化，两国由此都已开始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脱钩。因此，全球治理正在分化为区域组织，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成为构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希望。在俄罗斯寻求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下整合各种区域形式并协调利益的同时，西方主导的机构志在将这些替代性组织结构边缘化，以扩大其霸权地位。旧制度开始消亡，新体制尚未诞生，混乱的状态愈演愈烈。在新技术扰乱大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之际，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瓦解。
本书将得出的结论是， 第四次工业革命使技术主权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要求，国家需要在经济中扮演更为干预性的角色。新技术具有克服人类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变革潜力。 然而，它们也会加剧大国政治中的冲突。现状将难以维持，随着世界不确定性的增加，大国可能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加实力来追求安全。尽管美国视中国为挑战其技术领先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但俄罗斯历史上那种强势收官的能力似乎在重演。俄罗斯正在利用技术主权打造自己的大国地位，欧盟同样需要发展技术主权，以保持其内部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