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加税还是减税？直接税还是间接税

对税政，应当是加税还是减税？哪个更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国内争论很多。这里我们称为税政不是税务，因为政和务是有区别的。所谓政是宏观的、战略的；所谓务是微观的、实操的。本书是从宏观战略层面上来思考中国与税收有关的问题。笔者写这本书，目的是探讨税政当中似是而非的问题，对税政的问题，不能仅从税政的视角来看，要从更多视角和高度审视，要有国际视野，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全方位地思考。

对财富的分配，一次分配是在资本、劳动、资源等在经济运营中进行的，二次分配是在税收和类似税收性质的征收活动中进行的，三次分配则是在各种慈善、捐助活动中进行的。税政最主要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需要取得财政收入，然后是社会的财富调节，是财富的二次分配。二次分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深入研究。

税政是加税还是减税，加减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要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为目的，这是基本的前提，抛弃这个基本前提，只顾着税政部门利益，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税政是采取加税还是减税，是有很多争议的。政府要取得财政收入，才能够负担得起国家职能部门的运转，过低的税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税政，需要哪些与税政有关的理论，本书也做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

历史上，中国的税收并不是过高，而是过低，很多人以为朝廷在横征暴敛，其实是过低的税收让中间层得利。晚清时期，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不到5%，有研究说是3.2%，这个数据让人难以想象。清朝的税负低是因为当年康熙皇帝的永不加赋政策，人口和经济增加，赋税比例不增，但由于社会中间层的贪婪，导致底层人民贫苦，国家的力量不足。

明朝的灭亡，其中也有税政的原因。明朝商业已经很发达，但依然征收农业税、人头税，后来改革变成货币地租，结果是明末大量白银涌入，白银贬值导致辽饷、剿饷连年上涨，军队实际得到的军饷却减少了。军队是要用饷银维持的。明朝东林党等人强烈反对万历盐税制，实际上明朝征收的盐税在实行盐税制度的各个朝代是最少的，无盐税的只有隋朝，但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除了崇祯末年农民起义、两淮产盐区的混乱导致盐价大幅上涨，其他时期的盐价都不高，多数时期的价格在每斤（1斤=500克）8～10文。

盐税是间接税、商业税，但是政府重要的税收手段。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源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整个明朝的盐税都很低，明朝自开国以来，没有加征盐税，盐价也比较便宜，因此盐税比较稳定，宣德年间是125万贯，万历年间是130万贯。以万历年间的产盐量来统计，官方的产盐总量为4.91亿斤，相当于发放了245万盐引，而万历年间的盐税是130万两白银，因此盐引的价格为每引0.53贯，合每引530文。每引200斤盐，则每斤盐含税收为2.65文，只有宋代的1/9。这里是按照一贯一两来计算的，但实际上明朝的宝钞一贯在市面上少于一两，这个税收也是维持宝钞信用回笼纸币的手段。在此数据之下可以明确地看到，税收不足尤其是商业税、间接税的不足，才是明朝财政危机的关键。

隋朝是唯一的无盐税朝代，隋朝开国时废除盐、铁、酒的专卖，对食盐既不专卖，也不征税，食盐之利与百姓共享。隋炀帝即使被史书写为一个横征暴敛的君王，也没有涉及盐利。隋朝的灭亡也有财政的原因：是农业税而不是商业税，逼反了农民。唐朝商业发达，征盐税的时间恰恰是在开元初年，开征盐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开元盛世有重大影响！宋朝富足，财政税收也高于其他王朝。汉朝的强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汉武帝开启了盐铁专卖，以盐铁支撑国家财政和对外战争。秦国的崛起，《商君书》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多由商人提供军需，商业税是战争财政的支撑。但商业税拔了豪强的毛，对此明末的东林党叫得最响。现在对东林党，也就是明朝“带路党”的历史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对它的负面作用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了。

东林党在当时的明朝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过去的人头税就是直接税，各种田赋也是直接税，要征收的盐税等是商业税，都属于间接税。后来的王朝搞税赋的摊丁入亩，也是把征税的对象，从直接的人头摊销到间接的土地之上，从而让社会得到了繁荣。据《中国盐业史（古代编）》记载，到清朝末期王朝能够维持，关键就是盐税、厘卡和海关税收。这些都是间接税。清朝在道光年间的盐税收入超过1000万两，而光绪末年的盐税收入则达到3000万两，当时的国家财政才一年5000万两到8000万两。

减税看似有很多好处，但减税之后，政府的财政负担并没有减少。有人以美国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为例，但没有谁提及里根推行的政策使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债权是积蓄，债务是未来，里根政府等于是花光积蓄透支未来。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陷入一种模式，就是减税之后，政府的负债不断增加，不断发行国债。国债的承担者是谁？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货币化以后，变成了全球化了，然后是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等于是对全球收了金融货币税。这个本质不看清就说减税，就是混淆视听。

还有人说减税可以让经济繁荣，税基大了，总体的税收不减。这个说法显然是比例有问题，减税百分之十几，经济增长率就能增加百分之十几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做法的背后，就是通过低税率，吸引全球资本到这里来避税。现在是西方为首的全球竞争性减税，最后就是一个囚徒困境似的博弈结果：美国有金融优势，能够吸引最多的避税需求，让跨国公司转移利润，但我们不能被忽悠！

中国在全球博弈当中税政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中国是世界工厂所带来的全球间接税的征税中心。税收在全球化的时代，间接税也是全球转嫁的。中国要加强的就是税负最终承担人是他国的主体，但纳税义务不能转移到他国的税种，而这也是全球税收再分配财富所博弈的方向。欧洲对抗美国在实行碳税，又实行数据税，目的也是如此。而美国以所得税为主导，背后是最终纳税主体，实际控制人、投资人大多来自美国。美国是大部分国际金融资本所有权人主要的最终归属国。全球化以后，各国对税政博弈的认识，与以前相比，在高度和理论上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

中国税收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土地的各种费用，土地财政是中国的优势。因为中国是土地公有制的国家，而西方国家是土地私有制，这就导致房产税与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不同的，土地出让金是收回土地投资的重要手段。我们大量的基础建设，都是投资到了土地上，如果不能带来土地的增值，等于投资没有效果；不能通过土地的出让和土地增值税收回投资，通过其他产业税收来投资土地基建，实质上是各行各业的财富补贴土地使用者。类似的，西方国家在其控制的地区，也是搞超级地租。

由于中国的对外投资相对较少，中国是世界工厂之一，中国的征税优势在于对产业（包括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产业）所征的间接税；而西方国家是投资全世界，产业向全世界转移，它们是产业的所有人，因此它们主要采用直接税。间接税的税负承担可以转嫁，而直接税的纳税主体可以转移。采用直接税，会导致纳税主体移民，或者通过信托等手段，将所得税转移到境外。到底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征税还是对国民生产总值征税，是有巨大差别的。这类博弈，一定要用全球化的视角去看才能够看清楚。

很多人由征税，说到了利用税收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认为富人多纳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真实的情况是收税不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富人金融化的资产，免税、避税的手段非常丰富，真正的税负，实际上落到了多劳多得的人身上，落到了能够更多地创造财富的人身上，这些人在全球是可以流动的，也是全球都要吸引的。

看看那些在海外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下在中国发家致富的人，他们因财富属性都不向中国政府交税。还有西方看似有高额的遗产税，但遗产税实际在西方国家仅占税收比例的不到1%。富人避税的方式非常多，可以通过信托，也可以通过保险。因此税收改变贫富分化就是伪命题。西方有以税收限制贫富分化的理论很久了，但西方的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从来没有成功地抑制贫富分化。“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就是这样的道理。

分群体的差异化纳税，看似有很多益处，但最多是一个有限的调节手段，真正的高收入是可以全球避税的，是可以各种免税和转嫁的。最后博弈后的潜规则就是：税被转嫁的结果，一定是由体系内最薄弱的群体承担。利用各种差异化，强势群体可以避税或者转移，全球的环境就是各国竞争性地降低税率吸引强势群体带着财富迁徙，西方的金融势力也是国内强势集团的避税港，信托、保险等都能够提供避税手段，最后的结果就是在避税的压力之下，财富外流，把财富的控制权交给了国际金融资本。

本书认为，税收是国家博弈全球财富和再分配的手段，而一次分配才是推动共同富裕、解决贫富分化的钥匙。劳动者要在一次分配当中，就能够多获得财富，而不是资方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再交税。西方的资方缴税模式背后，还有政府服务于所谓的纳税人，政府被谁豢养的问题。资方交了税，政府服务于资方，让资方能够在一次分配当中得到更多，结果不是削弱了贫富分化，而是让资方能够在一次分配中取得的财富更多地得到政府制度性的保障，会加剧贫富分化，在西方资本世界的发展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责任是政府主导承担的，中国要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政府的财政政策是需要足够的税收保障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背后是金融霸权和金融定价权，相关的论述笔者在《信用战：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和《定价权》两本书当中已经论述过。中国减税之后，会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导致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不足，各种财政政策落地，经济就难以运转，也会影响政局的稳定；同时由于中国的定价权弱于别国，只要中国减税，企业的利润空间多了一点，西方的资本就要压价，最后减税的成果被西方资本窃取，等于是中国减税在补贴全世界！所以在中国减税是否能够支持经济方面，我们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对比西方的做法，美国等国则是在金融货币政策主导下的量化宽松政策常态化，这不依赖于税收，而是一种金融全球化的掠夺。古代中国的各个王朝，就如前面所论述，最后的失败，背后都可以归因于税收的不足，而不是税收的过度；都可以归因于直接税的问题，而不是间接税的问题。现在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网络数字时代，虚拟经济也已经走向成熟，我们的税政理论也需要创新，要从中国的根本需要出发，在国家立场上思考中国的税政应当如何制定，到底是加税还是减税，加减调整的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这些都需要我们先在理论上有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