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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
《征税权：税收战争与全球财富再分配》一书的问世，至少填补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全球财富再分配方式研究的空白。
2023年8月15日，瑞士信贷和瑞银联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球前1%富裕人口拥有全球44.5%的财富；就普通人而言，2022年全球财富中位数提高了3%，与此同时，全球成年人口人均财富却减少了3.6%。该报告还显示，21世纪以来，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财富中位数增长速度最快：从2000年的3155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30696 美元，增长了8倍多。
财富如何分配，在当下世界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明确是基于什么样的生产力背景去讨论，并且要在此基础上明确什么是当今意义上的“财富”，“分配”又是什么意思。
《征税权：税收战争与全球财富再分配》一书从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交易、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出发，在信用货币时代的“财富”意义上，讨论了税收博弈如何从根本上影响当今世界的财富再分配。可以说，这本书对于面向数字化与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再分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作为对本书内容的“前置讨论”，我在这里打算对“为什么要从税收角度切入全球财富分配研究”以及“税收如何从根本上影响国家间财富分配”做一点思考，聊附于下。
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基之作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全名就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该书很明确地把财富称为“国民财富”，即讨论财富须以国家为前提。不过，该书中的“财富”形态主要是物质财富，且偏向静态。
逻辑上，没有国家，就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但财富是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学上的机制与国家联系起来的呢？190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提出了“税收国家”理论，明确指出“国家的税收即国家本身”。这句话单独看不容易理解，但放在“民族国家”这个事物的起源与演变中去看，就容易理解了。“民族国家”起源于近代欧洲，是欧洲的封建制近代化演变的产物。在封建制时代的欧洲，“君主即国家”，君主的财政即国家财政。君主需要的金钱、物品、人力资源等，是通过封建权力向下属的附庸（诸侯）们索取来的，而附庸们则向再下级索取，这种背景下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税收。近代化进程把“君主-领地”转变为“政府-国家”，于是，封建的自上而下的层层索取关系，被转变为法律上的税收权利与义务。如果我们理解了“没有封建索取关系，则（欧式）封建体制不存在”，那就容易理解“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本身”了。
税收国家理论在当代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中是主流理论。1992年，欧洲科学基金会发起并资助的“13—18世纪欧洲近代国家起源研究计划”出版了由财政史学家理查德·邦尼主编的《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年》等“税收国家”著作，对包括欧元区构建等重大政策有着重要影响。
在近几年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中，税收被作为货币的驱动力，即国家只要明确规定“只许用指定币种纳税”，则法定货币就可以在经济系统中运行。
如果我们考虑到，“只许用指定币种纳税”意味着国家的存在是货币能够被发行出来的前提，则货币本身的价值来源其实是国家权力运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由此，则可以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所衡量的价值，其本质是被衡量对象在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位置。这时，“财富”这个词的意思是：存在物及其凭证在（国家权力运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货币化表达。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到福柯的《词与物》，有关价值与财富的哲学建构纷纷指向此意。
由此，我们得到一种认识，财富曾经意味着对实际物质（如土地、金属、人造物等）的占有关系，但在现代国家兴起后，已经被建构为经国家权力认可的一套符号，这些符号的所指，包括但不限于占有关系，其完整的表达应该是：对符号所代表关系的索取权。这种索取权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与社会中运行，是因为国家首先以征税权确立了它的核心驱动机制。
到此为止，我们对税收国家理论及其在信用货币时代的运行机制建立了理解。但这些理解仍处在主权国家权力范围内。而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往往超越了其边境。这时，该如何认识财富的意义与税收的作用方式？可以说，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这里，我打算通过把金融学中的“第二MM定理”推广到国际情境的方式，简单说明如何理解本书中的财富分配博弈故事。
所谓“MM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的缩写。MM定理分为第一MM定理与第二MM定理。
第一MM定理的含义是在假定没有税收等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其意义——什么是企业价值？什么是资本结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所谓企业价值，本质上是权利人对企业的索取权的标价；所谓资本结构，本质上是资产负债表怎么填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MM定理：不考虑税收（本质上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存在）的话，哪怕企业一分钱不挣全靠借钱，也不影响权利人能从企业索取多少。
而在有税收的情况下，则需要推广到第二MM定理。该定理是说，税收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有一部分是交给政府的，由此，资本结构有必要做出适应性调整。由于索取权分为能够在公开市场（如资本市场）买卖的流通索取权和此外的非流通索取权（如税收），因此，公司估值最大化就意味着流通索取权价值最大化。这时，资本结构所决定的，其实就是公司所创造的现金流该如何分配。
现在我们对第二MM定理做国际化推广。
我们知道，美元是国际货币，但它只是美国的主权货币。如果一个本币不是美元的国家的公司，以美元融资的话，那么其意义就与全部为本币融资不同。以美元融资的话，就会指向其流通索取权计划在美国市场买卖，其现金流有一部分将向美国政府纳税，从而减少其在母国的索取权价值。
数字化时代，财富所占据的空间往往是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但在索取权意义上，财富却是对他人劳动要求的权利。因此，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如果通过投资这样的渠道获得了全球征税权，则意味着美国将拥有索取全球劳动的权力。这就是全球税收博弈的实质。
如果考虑到税收是对现金流的部分索取，那么，研究现金流总额如何分配、我国如何具有更大的决定权，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就是数字化时代全球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