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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税权的层面，中国的相关理论都是对内的，税政政策在考虑国际的财富转移流动方面，也是完全不够的。现在全球征税权和财富转移的博弈已经开始了。征税权问题和国际博弈，也是笔者研究追踪的对象，笔者在十多年前就专门写过文章，现在看依然是不过时的。
2011年的最后一周，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已经或即将移民美国的中国富人圈中炸开了花：美国国税局公布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部分实施细则，其中规定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美国政府申报纳税；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同时，中国在2011年与特定的离岸金融中心签署的信息互换协定开始生效。协议达成本身意味着从国内转移到这些海外离岸金融中心的财富将彻底暴露在中国金融监管和税务部门的视线之下。
不难从上述事态中读出，征税权大博弈时代已经徐徐拉开帷幕。
中国近代史上征税权的丧失，是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始的。条约第10款规定：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而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则进一步分别规定为“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和“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把外国的“议允”提到突出的地位。
列强分割中国海关征税权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关税的片面降低，在1843年继《南京条约》之后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内，进口税率中棉纱的税率下降了58%，棉布税率下降了73%；生丝和茶叶出口税率都下降了58%。而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中，税率又进一步降低至5%，也就是所谓的值百抽五。《天津条约》不但降低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而且把协定税则扩大到内地子口税上。子口税率固定为进出口税率的一半，缴纳子口税后，即可免征其他内地税项，这就大大便利外商对洋货的推销和对内地土货的掠取。这个5%的内外税率，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严重影响了中国以平等地位参与全球竞争、独立自主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事实上，正是世界上无数类似历史上中国国运兴衰的悲喜剧，激发了各门各派经济学甚至社会学、哲学思想围绕征税权的来源、创立与分割提出各自不同的“主义”。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民向国家纳税，也是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即“公共服务”或“公共需要”。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民对国家的要求，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在重商主义者看来，高筑关税壁垒是强国的基石；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关税壁垒则是破坏人类普遍福祉的首要敌人；在李斯特国家主义者看来，自由贸易不过是强者巧取豪夺的工具，不搞关税保护，发展中国家会沦为先进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国家就是要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没有税收作为保障，财政手段就会不力。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和矛盾斗争法则，从根本上都脱离不开上述范式。
一般认为，政府税收是为了维持公共事务正常运转。税收要是一年增20%，还连增10年，那社会绝对承受不了。从这个观点出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税收不应该太多。
那么中国政府怎样实现税收年增长率约20%呢？
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看，农业税免了，股票印花税减了，个人所得税门槛高了，增值税、营业税等各种税率也没有太大变化，各种“家电下乡”之类的优惠减免倒是不少。十余年过去了，几乎没有人觉得被多收了税，但国家税收就是增加了20%。所以保罗·R.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说看中国的经济数字像看科幻小说，有点看不懂。
其实税收这个事说复杂也没那么复杂。税收无非等于税率乘以税基，而税基就是铁、公、基、煤、油、汽等实体经济的营业额等数值，有这么庞大的税基，税收自然增加。
以前没有国家这样实施过。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人的需求本质上讲是无法计划的，于是生产出的很多东西没有用。西方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但是供给无计划，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领域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造成所谓产能过剩的“市场失灵”。只有现代中国，在需求端实行市场经济，在供给端让发改委实施计划，一举解决了困扰东西方两大阵营多年的基本经济问题。
西方的征税权同样是这样博弈的。西方金融危机的前期化解，主要是靠政府用纳税人的资金救援金融业，将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归根结底是要靠税收来化解的，于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都在琢磨如何增税以提高政府收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利益集团反复进行议会斗争，无非就是“加税”：加多少税、加在谁身上、以什么名目加。这其中涉及非常多的利益斗争，被加税的一方极力反对，加税方加不动就发国债拖时间，相当于收管理费的公司发公司债“续命”。最后加税发债都实现不了，就由中央银行印钱赖账，吵来吵去就是这些事。
然而不管是发债还是印钞，都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根本问题还是要增加税收。对内加税意味着社会既存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动荡的现实风险是各国统治阶层不可承受之重。于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变着法地寻求对外掠夺，也就是对外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征税。前文提到的美国国税局针对新移民的海外财产进行强力收割就是一例，还有就如欧盟要征收碳排放税。
根据欧盟的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内，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因此增加总成本约8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数字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元左右，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碳排放税也是针对外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征收的，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是属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税就是巧立环保名目从外国的航运市场“割块肉”。
事实上，中国也对外国征税，只不过中国对外征税的标的大多不是外国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外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首先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到底有什么区别。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都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用来衡量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简单来说，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国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并实现销售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它包括本国企业在国内投资带来的产出，以及外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所带来的产出。国民生产总值是指由一国国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并销售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它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国民（企业和个人）在国外投资带来的产出，并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投资带来的产出。
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一国一定时期内产出水平的衡量。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前者是根据属地原则来衡量一国财富的，后者则是根据属人原则来衡量一国财富的。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做适当调整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
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支付国外的要素收入）
其中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是本国常住者从国外获得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具体来说，它是本国资本对外投资或参与国外生产活动而获得的利息收入、红利、投资收益以及本国居民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下）获得的劳务收入；支付国外的要素收入是本国对国外支付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具体来说，它是外国资本对本国（我国）投资或参与本国生产活动而从本国获得的利息收入、红利、投资收益以及本国支付给外籍员工（一年以下）的劳务收入。
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之一，事实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相当大的一块属于“外国资本对本国（我国）投资或参与本国生产活动而从本国获得的利息收入、红利、投资收益以及本国支付给外籍员工（一年以下）的劳务收入”。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外向型经济成分作为外国资本整合世界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创造出的价值，被我国政府以税收的形式转移成为我国社会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而西方国家的制造环节不在其国内，征税的能力是被限制的。
读者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就是完全针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收取的，事实上很多税收是要外国国民生产总值来承担和买单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产业、生产产品，以玩具为例，每个玩具外国企业赚取3美元而中国企业赚取2美分，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生产的各种服务费用的营业税是必须缴纳的，中国的人工费用是要缴纳增值税的。虽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当初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如果这些原材料不是厂商自身一对一进口的，而是在中国不同的厂家之间转一圈，进口时的增值税也是很难退还的。退税制度实际执行起来条件异常严格，很多税是退不回去的。
另外，我们的关税虽然降低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要求，但是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是不得不缴纳的，而且国内的增值税有进项抵扣，进口的产品则不能抵扣。比如，外国出口给我们铁矿石需要缴纳13%的增值税，再把铁矿石炼成钢、制造出产品出口，退税率约为9%，于是就产生出4%的税额，这个税额是对没有抵扣的铁矿石价格而言的。没有抵扣的4%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增值税还要多。更关键的是这4%的税，是由铁矿石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带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进口产品的增值税经过市场竞争要与国内产品的售价可比，因此进口产品售价内的税收也是要由外国国内生产总值来承担，由外国厂商利润买单的。
我们再以铁矿石为例。进口的铁矿石最终售价与国内铁矿石可比，但是国内铁矿石的增值税是有抵扣的、进口铁矿石是没有抵扣的，国内铁矿石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征税，而进口铁矿石的征税对象就是外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了。这些被征税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不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在中国过手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越来越多，超过中国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可能的。
中国的经济模式使中国政府具有极强的税收动员能力，再加上对外国国民生产总值巨额征税所形成的价值转移，在全球征税权大博弈中似乎已经无往而不利，然而就是这样一架如此高效运转的机器，依然存在着某些设计漏洞，修正这些漏洞将使中国的经济机器更加强大。
在电商时代，怎么征到其他国家的税才是重点，欧盟对电商也开始了新的征税模式，进行了增值税大改革。
全球跨境电商野蛮生长的税务红利期即将结束，自2021年7月1日起，欧盟以及英国增值税改革正式实施。欧盟增值税改革主要是针对欧盟内部和非欧盟国家（地区）卖往欧盟的跨境销售货物的相关措施，四大措施主要有：
（1）废除远程销售起征额（适用于全欧范围年销售额超过阈值1万欧元）。
（2）推出一站式（One-Stop-Shop，OSS）注册申报服务。
（3）终止低于22欧元的进口增值税豁免政策。
（4）由电商平台或者海关申报人负责收取和缴纳增值税。
进口至欧盟货件的增值税调整，主要针对B2C（企业对消费者）类的电商进口件，无论是卖家（企业）还是买家（网购消费者）都会受其影响。此外，此次增值税改革也可能会对B2B（企业对企业）类的进口货件产生影响。此次欧盟增值税改革仅影响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货物。
欧盟的改革取消了对从非欧盟国家线上进口单价低于22欧元的商品免征进口增值税的规定，而且主要针对欧盟外的电商征收间接税——增值税。
欧盟明确电商平台负责对非欧盟电商在该平台销售的货物和劳务的代扣代缴义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让第三方平台“被视为卖方”，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当电商平台促进B2C业务时，其代扣代缴制度将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进口商品价值不超过150欧元；非欧盟卖家任意价值商品的远程跨境交易或国内交易。
欧洲的增值税税率高于中国。英国增值税有三种税率：20% 的标准税率（适用于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5% 的低税率（比如家庭用电或者汽油等）以及零税率（适用于极个别情况）。我们再看部分欧盟国家的标准税率：德国19%；法国20%；意大利22%；西班牙21%。中国曾采用17%的增值税税率，还要出口退税，现在中国的增值税税率已经下降到13%！
从欧洲的增值税税率情况来看，增值税已经成为欧洲征税权博弈的主要手段。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热点话题就是是否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对于这样的税收怎样征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要针对外籍人士征收相应税种，而且为了反避税的需要，这几种税收应当是同时进行的。这里我们所指的外籍人士是具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定居权的人。
事实上开征这些税种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征收房产税造成税收向最弱势的租房人群转嫁。中国古代历朝都是把税收附加在土地房产上，最后转嫁给贫农雇农。对房产税富人的承受能力强但转嫁能力也强，最后是每一个家庭都要承受，是会加重社会负担的；征收遗产税与中国传统观念冲突极大，会阻碍人们努力创造的热情，同时如果老年人把资产都用于消费的话，就如人们把存款都提取出来，等于释放出巨大的流动性（M2），这也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而资本利得税会极大地影响股市的运作，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对于这些税种的征收是要非常慎重的。
税收上的差异造成的实际影响是很大的，笔者的同学曾说要放弃美国国籍。原因就是税收上的差异，因为在中国工作，收入在中国纳税了，而美国的联邦税由于有双方避免双重征税的约定可以免除，可是他所在州的州税是免不了的，他所在州的州税率有10%。对此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在此也发生着调节的作用。因此在房产税、遗产赠与税和资本利得税上，优待本国国民是很重要的。
对外籍人士征收房产税、遗赠与税和产资本利得税的一个重大好处还在于可以对抗热钱在中国国内的活动。海外热钱涌入中国，不是简单地进入银行系统当存款，一定是要进行投资的，比较合理的投资方向就是房产和股市，我们针对房产的物业税和针对股市的资本利得税的结果就是要让海外热钱在中国攫取的利润进入中国的纳税渠道。
而这样的纳税要求也使得热钱想要在中国合法存在就必须申报纳税，因此就被纳入了监管的范围，热钱秘密潜伏就要承担逃税的监管和处罚。这样的监管意义本身甚至超过了对于热钱的税收意义，因为我们可以防止热钱对国家的金融攻击。在当前热钱大举流入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将热钱纳入监管的同时，又将热钱炒作的利润予以限制和分流，对于中国的对外博弈，实在是大有裨益。
中国征收外籍房产税、遗产赠与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防止资本外逃和财富外流。中国的房产税、遗产税对于有外国国籍的人开征，最大的被征收对象群体不是出生于海外的外籍人员，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移民海外的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国内是有大量资产的，尤其是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中国的富人群体到海外生育，结果就是中国的财富大量外流。
所以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首先就是要对于外籍人士征收，即使将来中国全面征收三项税种，也应当对外籍人士课以更高的税率。税法如此改革利益巨大，起到打击和监管热钱、防止财富外流、增加财政收入等多种作用。
作为定价权与征税权博弈的案例，我们可以看2021年中国钢铁、铁矿石的征税权博弈。这也是全球征税权的博弈，中国没有铁矿石的定价权，但中国是世界钢铁的中心了，全球其他国家的钢铁产量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我们可以对钢铁出口征税。先是不给退税，铁矿石进口却要交增值税，然后就是出口征税。征税的结果，就是出口量不会降低，税费都是购买的国家承担。
此时是全球的征税权和定价权博弈，各国都想要把通胀的成本转嫁，都想要在涨价当中保有自己的利益。不光是铁矿石价格暴涨，海运费价格也暴涨，每一个实体都在尽可能地把自己控制的资源或商品价格涨起来。中国没有定价权，但我们有征税权，我们就是钢铁出口可以征税，现在中国铬铁出口已经是征收出口税高达40%了，高纯生铁也要征税20%，取消所有出口退税，以后应当扩展到更多的中国商品出口贸易。
中国钢铁生产虽然属于传统工业，其实也是新技术众多，中国钢铁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了，只不过西方某些国家通过定价权压低中国钢铁的价格，还制造不当舆论。我们需要的，就是抬高钢铁出口关税。
一定要认清税收是国家经济战的手段，对铁矿石的进口，中国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就是对它们收税，让国内的铁矿生产企业可以重新生产，降低进口的依存度和价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