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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层面，通胀与汇率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要升值的货币会引发外汇的大量流入，这往往会导致央行外汇占款增加被迫发行货币，而国内发行的货币过多，汇率的升值压力就将被通胀来替代。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阶段，我们叫作输入性通胀；同样地，要贬值的货币会引发各种资金投机性地外流，导致国内货币发行不足，而被通缩来替代。在2015年的股市危机之后，中国的资金外流，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导致国内通缩的压力加大，国内资产价格下行，经济压力加大。当今世界汇率博弈的背后也是各国之间通胀与通缩的博弈。在国与国的货币相对的通胀和通缩下，是资源和财富的不断流动，是国与国的财富和资源再分配。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客利用中国汇率问题进行博弈，不断指责和施压所谓的中国“操纵汇率”问题。
对中国外贸企业而言，随时可能发生的汇率摩擦、贸易摩擦是中国产业头上的乌云。笔者认为，对于美国的反汇率立法我们要积极行动，既然美国可以操纵汇率，乱加征税，中国可以与美国一样增加关税。由于中国的巨额顺差，双方远远不对等，但中国也可以对滥发货币的国家立法征税，让汇率上升或下降。外国投资和贸易兑换结算外汇时，我们征收特别的资本利得的所得税。这个所得税还可以累进和针对专门币种或者专门的国家，把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合理增值，同样也以税收的方式征收上来。中国的做法，首先压缩了热钱借助汇率变化，创造了国际流动的渔利的空间；其次也表明了我们不怕进行汇率博弈和贸易博弈的态度，让热钱进来担心自己的得利被中国征税，流出的资产也可能被征税、监管和限制。在征税的压力下，减少中国汇率被攻击的实际风险，可以成为中国重要的博弈举措。对于当今全球化的博弈，中国也需要各部门全方位应战。
中国同时还可以征收服务贸易的相关税收，中国2015年来外贸依然大幅度顺差，2022年达到惊人的8700多亿美元的顺差，创造了全球历史纪录，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增长，汇率依然是否存在波动不受控的压力？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中国在商品贸易之外的金融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大量的外汇外流，对服务贸易中的外流就应该征税。比如，中国人的海外旅游，就支出了大量外汇。
要对抗金融霸权，那么对汇率的变化带来的损益，我们就应当征税。征税权就是对抗金融定价权的。对汇率收益所得税，可以在中国境内全面征收，而且我们税收的一项根本意义就是在于调节社会的收入，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在汇率剧烈变动的情况下，使用税收收入来补贴因为汇率变动严重受损的企业，可以成为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政策。这样的政策的执行难度并不大，因为可以由海关部门在进出口报关的时候一并代收或者是在结汇时由外汇监管部门代征，这样的机构和监管体系我们是已经具备不用重新建立的。与此同时，我国的此项政策也可以成为与美国歧视性立法和汇率战争的博弈武器和筹码，还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货币进行差别待遇，更可以对国民进行优待。其立法的快慢和征税的税率等，均可以在国际上进行谈判和外交斡旋。美国能够利用所谓汇率操纵对中国的贸易征税，我们就可以对汇率变化的所得征税，二者本身在金融利益和汇率变化得利上也是对冲的。中国需要利用中国市场的地位和世界工厂的优势，先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博弈手段和规则，再通过这些手段和规则参与世界博弈。
中美经济金融的激烈竞争，未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肯定是伴随始终和越来越激烈的，但是竞争不只是对抗，还应当有博弈。
中国需要学会的是利用规则博弈，应对汇率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