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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开始书写《理智与情感》的初稿即《埃丽诺与玛丽安》时，《饶舌者的故事》尚未发表。两者不但写于同一时期，而且都对比描写姐妹二人的不同人生态度和婚姻结局。不过，奥斯丁的小说与后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其中的背景人物相对广泛丰富，而且被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
《理智与情感》以极富象征意味的“父之死”开场，首先讲述了两桩丧事和由此而来的两次遗产继承。先是老乡绅达什伍德去世。达家祖产属于“限定继承”，即家宅及其附属田土必须传给男性子嗣。因此他的侄儿亨利·达什伍德先生继而成了诺兰庄园的主人。可是亨利本人不到一年也撒手归西，接下来的继承人当是亨利前妻所生的儿子约翰及约翰的儿子哈里。而亨利的续弦妻子达什伍德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埃丽诺、玛丽安和玛格丽特——能分得的财产“微乎其微”。对于埃丽诺和玛丽安两位女主人公来说，最重要的生存背景由她们家新任男性家长即掌握家族经济实权的异母哥哥约翰的言与行构成。
亨利临终前要求儿子约翰照料继母和妹妹，后者迫于常情不得不应允。约翰为人精明，办事得体，是很受世人尊敬的有产者。他经过权衡，打算送给妹妹们每人一千镑私产，并且为自己的慷慨而感动不已。但是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根本不赞成丈夫资助他的几个妹妹。从他们小宝贝的财产中挖掉三千镑，岂不是把他刮成穷光蛋了吗？……自己的儿子，而且是独生子，怎么忍心剥夺他这么一大笔钱呀？几位达什伍德小姐与他只是同父异母兄妹，她认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亲属关系，她们有什么权利领受他这样慷慨的资助。众所周知，人们历来不认为同父异母子女之间存在什么感情，他为什么偏要把自己的钱财无端送给异母妹妹，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可怜的小哈里？（I. 2）
约翰立时被妻子范妮颠扑不破的逻辑征服了。于是夫妻俩继续探讨。太太说：老爷子准是糊涂了。丈夫道：他倒是没有限定帮助的钱数。范妮回应：可帮忙也不必一出手就是三千镑呀，“你那些妹妹一旦出嫁，钱不就都无影无踪啦”。他们思忖，日后还数自家儿子顶缺钱——他说不定要养一大家子人呢。于是约翰说，不如把钱减一半，也管够她们发财了。“哦，当然是发大财了！世上哪个做哥哥的能这样照应妹妹，即使是对待 亲 [8] 妹妹，连你的一半也做不到！”“我做事可不喜欢小家子气”，丈夫很是自得。
两人你来我往再一合计，几个女孩本来钱也不算少，简直就不需要额外补贴了，自己又何必勉为其难再每人送五百呢？于是约翰又说，不若一年给继母一家人一百镑的年金。范妮答道，这固然比一下子出手一千五要好，“不过，要是达什伍德太太活上十五年，我们岂不是上了大当！”她随即又长篇大论地举出她母亲的例子来说明“年金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她父亲的遗嘱规定给三名老仆支付养老年金，结果一年年下来，想甩都甩不掉，眼看钱被刮走了，自己却做不得主。事关自主权，绝不可轻率。何况有时自家还会钱不够用呢。约翰醒悟过来：其实偶尔给几个小钱，送上三五十镑，比年金强多了——“因为钱多了，她们只会大手大脚”。这当然不错，太太说，不过，
我认为你父亲根本没有让你资助她们的意思。我敢说，他所谓的帮助，不过是让你合情合理地帮点忙，比如替她们找一所舒适的小房子啦，帮她们搬搬东西啦，等季节到了给她们送点新鲜野味啦，等等。我敢以性命担保，他没有别的意思；要不然，岂不成了咄咄怪事……想一想，你继母和她的女儿靠着七千镑得来的利息，会过上多么舒适的日子啊。况且每个女儿还有一千镑，……总计起来，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就那么四个女人家，这些钱还不够吗？她们的花销少得很！维持家用不成问题。她们一无马车，二无马匹，也不用雇仆人。她们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有多舒服！一年五百镑哪！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怎么能花掉一半。……论财力，她们送给 你 一点还差不多。
夫妻俩继续交谈，便更进一步对继母一家分得了家中的器皿和台布之类心生愤恨。“那套瓷器餐具……依我看是太漂亮了，”范妮说，“她们能住得起的房子根本配不上……你父亲光想着 她们 。我实话对你说吧，你并不欠你父亲的情，也不必理睬他的遗愿”。两人最后断定，约翰对父亲的承诺，落实到待继母搬家时“邻居式”地帮帮忙就尽够了，再多不但“绝无必要”，而且“非常不合体统”。（I. 2）
在这段戏剧性对话中，范妮一方面贬低、排斥约翰和父亲及异母妹妹之间的关系、感情和责任；另一方面用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把资助妹妹之举说成毁掉儿子一生的灾难，最终成功地把拟议中的资助额度从每个妹妹一千镑降至为零。妇唱夫和，何其生动！著名学者伊安·瓦特说：奥斯丁不曾写过比这更力透纸背、精彩绝伦的讽刺文字。 [9]
要充分领会其中的挖苦，读者得对当年英国绅士和准绅士们居家度日的“政治经济学”有所了解。那时，各档次“绅士”家庭年收入大约是一百镑到四千镑。前者是下限，刚刚够在温饱之余雇用一两个用人干粗活并加盟流通图书馆租借图书。两者之间，几乎每百镑一个档次，家庭收入可以相当精确地通过住房、仆人、家具、马匹和车辆等消费标志体现出来。年收入高于四千镑的人家就超出普通绅士范围了。他们将货真价实地位列“上等社会”，可以毫无顾虑地花钱，还可以在伦敦“养”一栋宅子供社交季节使用，等等。 [10]
具体到达什伍德太太，丈夫死后她收入骤减，还有三个待嫁女儿，已落至士绅群体的下层。而约翰·达什伍德在生母去世时已经继承了母亲的一半财产，结婚时从女方得到了一大笔陪嫁，待父亲去世便拿到母亲的另一半遗产。 [11] 从叔祖父老达什伍德经由父亲传下来的诺兰庄园每年还可给他另外增添四千镑收入。可见他此时已跻身巨富行列，其“身价”（worth）与《傲慢与偏见》中令人“垂涎”的单身男性达西（年收入一万镑）和宾利（五千镑）旗鼓相当，虽未必一定能比肩前者，却肯定会超出后者不少。按照范妮合计婆婆家财产和年收入的计算公式（也是通用公式）我们可知，仅诺兰庄园就价值八万镑以上，约翰的总资产肯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与之相比，约翰打算资助妹妹们的三千英镑可以说决不伤筋动骨。然而，为这笔数目有限的馈赠，小气（mean）而无情的约翰上演了一出令人齿冷的喜剧——先是迫于老父临终恳求才动了动念头，随即迫不及待地为自己的慷慨大方沾沾自喜，然后又毫不迟疑地顺应范妮的抗议改弦更张，恨不得让继母和妹妹们倒找给他若干财物。对约翰来说，范妮的话不可抗拒，因为后者的逻辑其实就是他本人的心思。
在二卷11章里，约翰另有一场出色表演。那一次兄妹再度相逢已是在伦敦。当时达太太已搬家住进远亲约翰·米德尔顿爵士提供的一处乡舍，埃丽诺和玛丽安得到机会随爵士的丈母娘詹宁斯太太到伦敦小住。詹太太是商贾遗孀，家境富裕，住在伦敦（并非常住乡下，而另有一栋“市宅”）。
约翰一家也到了伦敦。若干天后他在一家珠宝首饰店与妹妹们不期而遇。他先表示早想去看望两个妹妹，无奈实在没有时间——他又要带孩子玩，又要陪丈母娘，还得给妻子订制图章。这些缠身“要务”如此琐细却又被如此详尽地一一列举，说明妹妹们在约翰心中的地位实在是等而下之。他的话也印证着叙述者前边冷嘲热讽的概括，即兄妹意外相逢时表现出的那一丁点“喜幸亲热，刚刚够在格雷商店显得不丢脸面”。约翰接着又说：他听说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宁斯太太都很有钱，而且处处照应继母一家——“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都是有钱人，和你们又沾亲带故的，按理就该对你们客客气气，提供各种方便，让你们能过得舒舒服服……”一番话说得埃丽诺在一旁为他羞愧不已。“羞愧”一句是炉火纯青的奥斯丁式妙笔。约翰自私得那么堂而皇之、刀枪不入，那么完完全全沉浸于一己的逻辑之中，竟全然忘记了自己比米德尔顿或詹宁斯们更“沾亲带故”，（几乎可以断定）更有钱，也忘记了他们夫妇把继母和妹妹从老宅扫地出门，连一个指头的忙都没有帮。这种种事实都不再点明，只是暗藏在听者兼受害者埃丽诺的“羞愧”中，让读者自去体味徐徐渗出的重重挖苦。
翌日，约翰终于在詹太太家露面了。他抓紧机会向埃丽诺透露岳母费拉斯太太正在想方设法迫使长子爱德华娶个阔媳妇。这可不是信口闲聊。他和范妮及费太都看出埃丽诺和爱德华的关系有点不寻常。这样放话意在让埃丽诺别打爱德华的主意。不过，提起丈母娘，约翰实在是情不自禁，开始赞美她的“高尚的精神”。他说，他们一进城，老人家就塞给范妮两百镑钞票：“真是求之不得呀”，他感慨地说，“因为我们在这里的开销一定很大”。
埃丽诺的反响没有他期待的那么热烈——她说他们的收入也很高。于是约翰发表了一段关键性谈话：
“让我说呀，真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高。我倒不是叹穷叫苦，我们的收入无疑是相当不错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更上一层楼。正在进行的诺兰公地的圈地运作耗资巨大。另外，我这半年里还置了点田产——东金汉农场，你一定记得那地方，老吉布森以前住在那里。那地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我都十分理想，紧挨着我家的地产，因此我觉得有义务把它买下来。假如让它落到别人手里，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人要为自己的便利付出代价，我 已经 花费了一笔巨款。”
“你是不是认为那地其实值不了那么多钱？”
“哦，我想那倒不至于。我买后第二天本来可以再卖掉的，还能赚钱。不过，说到付款，我当初倒真有可能会遭逢不幸呢，因为那时股票的价格很低，我若不是碰巧有足够的现钱存在银行，就得大蚀其本地卖股票了。”
原来，这位新晋达氏男性家长正在圈占村庄公地的田土，购买吞并邻家的地产，而且忙于金融投资和投机（买卖股票）！可见约翰绝非一般的抠门乡村地主，而是雄心勃勃谋求更上层楼的农业资本家。在奥斯丁写作的年代里，英国传统农村社会正处在解体前的最后挣扎阶段 [12] ，大规模圈地是农村资本主义化的关键“动作”之一。 [13] 威廉斯指出：当时的英国社会处于活跃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划一而固定”，其时“逐利的正宗资本主义社会与农业资本主义的瓜葛最为凸显”。 [14] 出身于地主世家的约翰·达什伍德作为农村资本的精明代表，正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范妮及其母亲费太太与约翰构成了巩固的利益和思想同盟。费氏是在城市发家的，因而两家联姻颇有城乡资本联营的味道。若说那母女俩和约翰尚有不同，只是她们自私得更冷酷、更粗俗，有时也更糊涂任性一些。她们希望爱德华·费拉斯“出人头地……在世界上出出这样或那样的风头……”（I.3），处心积虑撮合他和贵族阔小姐莫顿的婚事。对此约翰当然大力支持。后来，费太发现爱德华私下和穷姑娘露西·斯蒂尔订了婚，便立刻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有一位布兰登上校出于同情给爱德华提供了一份年俸两百英镑的牧师职务。约翰闻说这事，便大发感慨：
哦，握有那样收入的职位，若是在已故牧师病重、位置马上要出现空缺时处理，他本可以到手一千四百镑的…… 现在 嘛，委实有点太晚了，再推销也不好办了，可是布兰登上校是个聪明人呀！……他竟然这么没有远见！（III.5）
约翰的反应恐怕出乎多数读者的意料。他不推敲布兰登的动机，不探讨其道德取向，不站在费太太立场上谴责爱德华，也不从爱德华的角度出发为之庆幸，而是直奔牧师职位背后的金钱交易。按当时英国社会习俗，一地最重要的地主士绅有权举荐并决定出任本地国教会堂区的牧师人选。约翰的头脑立刻换算出这一权力值多少现金。想到布兰登不能未雨绸缪、及早挂单沽售即将出空的神职，将一个赚钱机会白白放空，他不禁为之扼腕痛惜！类似的反应还有他对爱德华的大惑不解——爱德华竟然无视母亲许诺的财产和莫顿小姐的三万镑嫁资，不肯与两手空空的露西解除婚约！这两件事都不直接涉及他本人和小家庭的利益，而是事关思想的“正道”。他的这类本能反应不但充分揭示了约翰们的思维方式，也映现出19世纪初英国社会生活已经“市场化”到何种地步。
约翰是奥斯丁笔下少有的鲜明生动的资本家形象，一言一语活灵活现，给读者带来无穷乐趣，让人忍不住猜测他的原型究竟是奥斯丁近旁的哪一位。正因为约翰不像他妻子和丈母娘那样狭隘得近似刻毒、自私到几乎悖理，就更反映和代表了逐利的思想逻辑，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资本的人格化。他把财产的扩张当作自己的义务和良心，“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 [15] ，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表达特定话语（思想）体系的“说话人”（speaking person）。 [16] 对他来说，斤斤计较、六亲不认地全心维护资本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原则。他理直气壮地图谋利润，毫不掩饰地向一切有钱人致敬，但很少生出不利己的损人之心——他的自私是非个人化的。如叙述者说：“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I. 1）这里，反讽的芒刺穿透平静的语句，指向个人情绪之外的世道。
另一个对于小说情节发展及思想表达至关重要的背景人物是露西·斯蒂尔小姐。
露西直至一卷21章才登台亮相。她的表现极富戏剧性，几乎让人瞠目结舌。她和姐姐南茜是詹宁斯太太的亲戚，喜欢热闹的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和詹太便请她们来做客。斯蒂尔姐妹看上去穿着时髦，也很热情，露西尤其俏丽可人。她们对巴顿庄园赞不绝口，对各位主人万分敬重，对米府的孩子更是无比宠爱，最后连不好客的米德尔顿夫人都不由得夸起她们来。达什伍德家的姑娘们少不得被拖来认识新朋友，目睹了露西如何爱意盎然、无比耐心地忍受甚至怂恿小孩子们无理取闹。
露西听到约翰爵士拿玛丽安和埃丽诺的意中人打趣。不久后她就开始向埃丽诺倾诉心曲。她问询埃丽诺是否了解费拉斯太太的人品性格，然后吞吞吐吐地解释道，自己之所以唐突发问是因为她和爱德华·费拉斯订婚已有四年。她说：爱德华曾在她舅舅家读书，他们因此相识相爱以至私订终身，只因她家太穷不可能得到费太认可，两人不敢公开婚约。她拿出爱德华的信物和手札（按当时习俗，只有已订婚男女才会通信）展示给埃丽诺看，称埃丽诺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并恳请她保密。
可是露西订婚的事后来却被她的姐姐信口捅了出去，在费家引起轩然大波。老太太火冒三丈。在这种情势下，爱德华仍没有主动解除婚约，只是通告露西自己将失去继承权并陷入困窘，表示不愿拖累她。不料露西信誓旦旦地说要和心上人共渡艰难。她写信给埃丽诺，申述困境如何更促进了她和爱德华的“相亲相爱”，央求埃丽诺帮助爱德华（她以前就曾动员埃丽诺劝哥哥把诺兰的牧师职位派给爱德华），还不忘请她向“詹宁斯太太、约翰爵士、米德尔顿夫人以及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问候致意（III. 2）。谦卑的求救确实有效。埃丽诺和布兰登伸出了援手，詹宁斯太太等也起意要相助。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却令众人目瞪口呆。露西不显山不露水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没过多久，爱德华惊愕万分地收到了她身份、语调均焕然一新的来信：
敬爱的先生：
鉴于我肯定早已失去了您的爱情，我认为自己有权利去爱另外一个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您没有恶意。我还相信，您是宽怀大度的人，不会来拆我们的台。您的弟弟彻底赢得了我的爱情，我们两人彼此离开了就活不下去……（III. 13）
落款时她在“您永远诚挚的祝福者、朋友和小妹”等一系列身份之后郑重地写下了石破天惊的“露西·费拉斯”。
爱德华很鄙薄她的文笔。其实，就露西的目的看，她的信几乎是恰到好处：把毁约的责任都推给了爱德华，还很周到地提醒他保持一向的“大度”。从这封来信、从她最后捕获到罗伯特·费拉斯的辉煌战果反看往事，读者才能充分地领略她当初向上爬的深远用心和坚定意志。
露西是这部小说中出身最微贱的人物之一。叙事没有详细交代她父亲的境况，只说她比埃丽诺社会地位更低，很可能也更穷。从她舅舅在家里收学生拼凑养家糊口的费用 [17] 看，他也不是宽裕人家。斯蒂尔姐妹总是寄住在亲戚朋友家，转战在社交圈边缘，伺机步入婚姻市场。她们受的教育极为有限，不时缺少零用钱。我们甚至不清楚，在衣料十分昂贵的18、19世纪之交，除了露西十分了得的女红本领，她们能靠什么维持着看似体面时髦的衣装。 [18] 而要挣到在各家白吃白住白玩的出入证，更是谈何容易！从达氏姐妹的经历读者已经很明白，在那个世道里亲戚情分是可讲可不讲的。斯蒂尔姐妹所能指靠的主要是露西那一张战无不胜的甜嘴巴。还有她的谦恭和勤劳。米德尔顿夫人只须提提女儿对某件礼物的期待，露西就会立刻放弃打牌坐到烛台下去编织，还一脸的喜幸，仿佛这是天底下最让她高兴的事儿。不是每个人，甚至不是每个地位卑微的穷人都能当这么好、这么有用的陪客的。她能让约翰·达什伍德夫妇撇下自家妹妹而邀请她们过来小住，就是个人能力的证明。
露西与埃丽诺打交道可谓手法娴熟、进退有序。她从邻居闲谈嗅出埃丽诺是危险的情敌。而这和她近时对爱德华的观察相吻合。于是她自曝订婚秘闻，立收让埃丽诺主动出局的成效。她对埃丽诺之类的淑女吃得很准。她诉诸埃丽诺的荣誉感和良心，反复恳谈，不让后者对爱德华的情意有任何反弹的机会，也从不放过不露声色地拣话茬伤害后者的机会。露西应对费拉斯兄弟的策略更是高明无比。她先是以忠贞情爱的名义断然拒绝在爱德华失宠时解除婚约——很显然，即使失去长子继承权的爱德华也聊胜于无。之后，当因为哥哥失宠而春风得意的纨绔哥儿罗伯特自告奋勇前来劝她退婚时，露西当机立断，小心迎合，让罗伯特以为马上就要成功。结果一次次谈下来，罗伯特十分满意地发现自己的魅力远胜过哥哥。于是露西摇身变为罗伯特·费拉斯太太。一整套功夫拳比画下来，露西充分展示了出神入化的看人下菜碟本领，也让读者真切见识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婚姻的缔结……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 [19] 的世态。这位卓越婚事谋略家成功推销自己的“战例”，令人不由得深信倘若得到足够的施展空间，她定能将更大规模商务做得风生水起。
露西是《理智与情感》乃至所有奥斯丁小说中最高明而稳妥的成功“野心家”。 [20] 与她相比，《傲慢与偏见》里夏绿蒂·卢卡斯嫁给柯林斯不过是求温饱安适的本分图谋，魏肯的恶行也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满足一时私欲；《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玛丽·克劳福德们的自私不过是有钱人漫无目的的放纵和任性。如果说约翰·达什伍德和费拉斯母女体现了立在明处的有产者自以为是的唯利是图，那么露西则代表了尚藏在暗处的“谋产者”的精明和狡狯。 [21] 而且，与开口资产闭口价格的约翰相反，露西满嘴情意，几乎完全不提“钱”字。在财产没有名正言顺可以被她支配以前，她绝不使用资本话语。谋求财富的目的被深深藏在最符合道德规范的语言和行为之下。
小说中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人物，如约翰爵士等，他们各有特色，精彩纷呈。这是奥斯丁写众生世相的高明之处。不过，尽管程度和情况各不相同，可以说约翰·达什伍德和露西·斯蒂尔的思想在那些人中也已经深入骨髓，暗中主导他们的行为方向。约翰·达什伍德代表了小说中的“世道”。
20世纪英国名诗人奥登曾在一首长诗中说，拜伦再惊世骇俗，
……也抵不过她（奥斯丁）给我的震惊；
在她身旁乔伊斯纯真如嫩草一样。
我着实好不自在心绪难平
看英国的中产阶级老姑娘
描写钱财招情惹爱的力量，
如此直白而又清醒地揭示
支撑人间社会的经济根基。
[22]
在那由钱财主宰的人间社会里，女性达什伍德们被迫搬家；埃丽诺对爱德华的感情遭到来自费拉斯母女和露西的双重阻挠；玛丽安神采飞扬的初恋最终在钱财的铁壁上碰得粉身碎骨。埃丽诺姐妹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约翰·达什伍德和他所代表的原则决定的；姐妹俩的人生探索和思想分歧也以这个逐利世界为背景。在分析奥斯丁笔下的“感情与激情”时，英国评家巴巴拉·哈代指出，这部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被其他一些人物所围绕，而那些人的情感生活是“败坏的，冷酷的，虚假的”，针对这样一种环境背景，“我们探究真感情的艰难存在” [23] 。她对背景的强调切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