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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夏天，年过三十三岁的简·奥斯丁再次到乡间定居。
此前，这位在英格兰南部斯蒂文顿村出生长大的牧师女儿经历了近十年的漂泊。父亲退休后她随家人移居巴斯城。待到老父离世，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的奥氏女眷不得不更多地辗转迁徙甚至寄居亲戚家中。直到这一年，她和寡母、姐姐卡珊德拉（以及一名与她们长期共同生活的邻家女）才终于在继承了养父家产的三哥爱德华的帮助下又获得了固定居所。奥斯丁在位于乔顿村的新家刚刚安顿下，便拿出了《理智与情感》的手稿 [1] ，开始修订工作。
十多年前，简·奥斯丁年纪轻轻便完成了三部小说草稿并尝试将其中两部提交书商，却一直未能出版。《理智》是那批文稿中唯一未曾投过稿的一部。经四哥亨利夫妇（四嫂即表姐伊莱瑟）出面反复联络并资助自费出版，该书才得以在1811年完成印制，成为最先面世的奥斯丁作品。
这是一部“双主人公”小说：达什伍德家二小姐玛丽安热烈奔放地爱上了相貌英俊、颇具公子哥儿风范的倜傥青年威洛比；而长姊埃丽诺则日复一日张罗丧父后全家人的柴米油盐，同时隐忍无声地暗恋诚恳、低调甚至显得消极被动的爱德华·费拉斯。粗粗看去她们分别代表着重“理”（sense）和重“情”（sensibility）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奥斯丁似乎意在引领读者一起辨识孰是孰非。
早年的西方评论大都把奥斯丁的名气归结于她的艺术造诣和对人性的洞察。不过，自20世纪中期“新批评”渐渐式微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密不可分，意识到奥斯丁小说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建设的深刻介入，从而把对她的重视和理解都提到了新的高度。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指出：并非只有惊天动地的拿破仑战争才算大事，历史有许多暗流，当时英格兰地产主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也即奥斯丁的题材］就是最重要的事态之一。 [2]
英美学者玛丽琳·巴特勒和达克沃斯等是最早关注奥斯丁小说思想内涵的评家，他们立场不同，却都强调其“保守”倾向。巴特勒的《简·奥斯丁和思想之战》（1975）在奥斯丁评论史中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味的标志性著作，而《理智》一书得到了她的充分关注和详尽分析。她认为，在奥斯丁开始写作的18世纪90年代，由于法国大革命造成巨大冲击，英国思想文化界存在激烈的论战。论争的一方为张扬情感主义、信赖个人追求、推崇“自然”的激进分子（雅各宾派）；另一方是推重理性、责任和自我节制，强调群体关系，讲求“人工”或“艺术”的保守阵营（反雅各宾派）。奥斯丁深受后者影响，《理智与情感》则是“反雅各宾寓言”的一个鲜明代表。 [3]
如巴特勒所说，奥斯丁的作品有很强的思想性。“理智”和“情感”之类用语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关键词。 [4] 《理智》一书从本质上说不是在演绎浪漫的爱情史，而是旨在展现并展开思想“论争”（debate）。 [5] 不过，巴特勒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讨论这一作品时常常过分注意它与简·韦斯特（Jane West，1758—1852）所著《饶舌者的故事》（ Gossip’s Story ，1797） [6] 之类“两姊妹小说”的相似之处，孤立地剖析埃丽诺和玛丽安所分别代表的“理智”和“情感”的对立，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两位女主人公所共同分享的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忽略了小说中最重要的“论争”营垒首先在两位女主人公和约翰·达什伍德们之间划分。与此相关，过多地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过于强调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激进”和“保守”之争，也使巴特勒们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一个涉及面更广、延续时间更长的重大思想论争，即在那个正在生成的“逐利社会”里，由艾迪生、斯梯尔、笛福及理查逊等一脉相承就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所进行的长期的考辨与探究。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