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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她的作品问世之初，奥斯丁不过是英国东南部乡间一位在家里操持柴米油盐的中年未婚女子。她的小说也只写村镇里三五户人家几名女子居家度日、恋爱结婚，用她本人的话说，不过是在“方寸象牙”上作微型画。 [1] 虽然有不少读者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那些轻灵而诙谐的故事，尖刻的非议者也大有人在。鄙薄她的人说她的作品题材“狭隘”，主题“琐屑”；而赞美者则多夸她细致敏锐的观察，机智幽默的文笔，鲜活生动的对话，等等。后来，在漫长的维多利亚时代里，奥斯丁的作品赢得了G. H.刘易斯（1817—1878）等文化名人的衷心称许，还被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但仍算不上跻身“一流作家”行列。
19世纪后期，奥斯丁的“行情”渐渐看涨。她的侄子奥斯丁-利撰写的传记1870年出版后，众多奥斯丁爱好者即所谓“简迷”（Janeites）们日趋活跃，不同版本的奥斯丁作品集也接踵面市，其中以R. W.查普曼自1932年起陆续推出的牛津大学版全集影响最大、最深远。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奥斯丁小说的译本和中国读者见了面。英国著名学者弗·雷·利维斯在1948年出书，开宗明义点出他心目中支撑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四位巨擘，头一名便是奥斯丁。 [2] 这标志着在批评界里奥斯丁的“经典作家”地位业已确立。此后，在英语国家乃至世界各地，不论在高校教育、文学批评研究领域还是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奥斯丁的位置都一路攀高，俨然成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大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影视产业勃兴对奥斯丁作品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奥斯丁小说被成功地搬上银幕。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文学影视化进程大大提速。《理智与情感》（1811）在1981年出了电视电影，1995年又由李安导演拍成电影并成功摘取奥斯卡奖。而已有1940年名牌电影、1980年BBC五集电视剧的《傲慢与偏见》（1813）则被反复翻拍，密集转化出1995年新版BBC六集电视剧、2003年当代场景喜剧电影以及2005年大受追捧的新版电影，等等。《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在1983年六集剧的基础上由BBC再度于2008年改编为三集电视剧，1999年又拍成电影。《爱玛》（1816）也有好几种相关产品问世，先是有1972年的BBC电视连续剧，随后有1996年美国版电影和1997年英国版电视电影，2009年又推出了新版BBC四集剧。此外，《诺桑觉寺》（1817）有BBC 1986年六集版和新的三集版电视剧；《劝导》（1817）则有BBC先后出品的1971、1995年版电视电影。显而易见，老牌传媒英国广播公司BBC是推动“奥斯丁热”的第一主力。2007年，英国电视“新军”ITV举办了自己的“奥斯丁季”，一举推出了三种新改编的单本电视剧，包括《理智》、《诺寺》和《劝导》，每部约100分钟，其中以《劝导》最得好评。与此同时，一系列由奥斯丁本人充当主角的影视作品也接连亮相——包括《简·奥斯丁在曼哈顿》（1980）、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简·奥斯丁书友会》（2007）、以严肃传记为基础的《成为简·奥斯丁》（2007）、《简·奥斯丁的遗憾》（2008）和纪录片《真实的简·奥斯丁》（2015）等。这些精心制作的影视作品，或追求原汁原味，或力图另辟蹊径，既传播了奥斯丁作品，也难免以两百年之后的编、导、演者各自的眼光“篡改”了奥斯丁。总的来说，这些影视产品得到了广大受众的欢迎和评论界的重视。而且，如此高强度的关注和全球“热销”的状况本身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英语国家人数众多的铁杆奥斯丁迷建起规模庞大的书友会社，组织各类活动，在互联网上“跑马圈地”，把与她相关的各种资料纷纷搬进电子空间并创设了庞大的超文本链接系统，俨然成为同好者的一个共同精神家园。因为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势力”，奥斯丁才能变成影视红人，其相关衍生产品才会兴盛一时。根据《爱玛》改编的青少年时尚电影（ Clueless ，译名之一是《独领风骚》）着实小小地领了一回风骚。美国小镇妇女开写奥斯丁探案，自1992年以来已经俨然自成系列，虽然算不上大红大紫，却也销路可观。如果说福尔摩斯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是借助脍炙人口的侦探故事成了千千万万英语读者的亲切朋友；那么，这一系列中虚构的女主人公“奥斯丁”则多少是因为有小说家奥斯丁培育出的那群忠诚不渝的爱好者，才得以跻身英式业余侦探的行列。另有一位同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女子戏拟《傲慢与偏见》，写了一本《单身女人日记》（1996）。结果不但小说大出风头，被拍成电影后更是满城争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过电影一票难求的情况。小说《简·奥斯丁书友会》（2004）也在图书市场和电影票房上获得了双丰收。这些著作本身的优劣短长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搭车”产品成功的意义之一，在于它们一次又一次验证了奥斯丁小说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奥斯丁小姐在文化领域之外的“战绩”——据说，挂上她的名牌的寻常菜食价格翻番仍然卖得不错。到了2017年奥斯丁200年忌辰之际，她的头像甚至取代了达尔文的位置出现在英国新版十镑钞票上。
远在这轮波及甚广的“奥斯丁热”尚未达到顶峰时，已有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罗杰·塞尔斯在初版于1994年的论著中尝试结合影视作品改编，考察奥斯丁小说如何反映英国摄政时代的社会危机和国家身份认同。他还为奥斯丁大众文化研究进行辩护。他认为，所有的努力——不论是19世纪奥斯丁家人撰写的回忆录，还是当代电视剧，抑或学者们的著述评论，都属于“奥斯丁工业” [3] 。他主张对改编等文化产品给予严肃关注，“大众的现代文本与奥斯丁学术研究相关……假如所有研究奥斯丁的教授或学者都不肯参与其中，从而在这一文化进程中缺席，那将是非常傲慢的态度” [4] 。作者在该书再版增添的《跋：奥斯丁热潮》中指出，1995版电影《傲慢》的热播引来了“奥斯丁时代”，在一些评论者眼里，“自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热潮以来，还没见过如此现象” [5] 。稍后面世的《简·奥斯丁在好莱坞》（首版1998年，第二版2001年）是学术界首部专门以奥斯丁改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编者认为，这一波奥斯丁改编研究热是由1995版电影《傲慢》中“湿衬衫的达西”引发的，指出奥斯丁小说的中心——性、爱情、金钱——也是我们时代关注的主要话题。 [6] 改编被放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这些改编向我们揭示的关于此时此刻我们自身的内容多于奥斯丁的作品。观看改编就是观看我们自身” [7] 。而苏珊娜·普奇和詹姆斯·汤普森主编的《简·奥斯丁公司：在大众文化中重塑历史》（2003）则强调，“奥斯丁热”催生了繁荣的“奥斯丁工业”，不仅体现在近年来约二十部影视改编和上百部的续写、改写作品，还渗透进互联网、出版业、时装界、音乐圈、旅游业等。该书讨论的重心不在于比较原著和改编的异同，而是探讨奥斯丁小说转换为多种形式大众文化产品的语境，考察“激发和形成这些再创造的文化、社会、教育的环境” [8] 。“重塑”的概念被强调，“奥斯丁现象正是新千年之际对历史进行重塑——改造——的最显著的例子” [9] 。总而言之，对奥斯丁的热衷固然是很多复杂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这“热”至少也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在当今这个行色匆匆的汽车和电脑的时代里，奥斯丁与读者或观众仍然息息相通。
不仅如此。这一轮温度空前的“奥斯丁热”还应和着西方一些新批评理念的影响在学术界和各个文化领域中迅速播散并日渐深入。种种新思潮的酝酿和传播，与欧美1968年学生运动和大约同时高涨的民权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此后数十年的精神和思想版图。7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源自法国的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风靡一时，聚焦于阶级关系、殖民主义、经济、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等议题的各类注重社会、历史的学派也快速兴起，对其他相关领域如宗教、音乐、美术、自然科学史等的探究也伴随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鼓呼更多地进入了文学视野。由于这些理论思想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奥斯丁的理解，也由于文学教研专业队伍的扩张，每年新推出的有关奥斯丁的介绍、研究和评论可谓车载斗量。“琐屑”论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肯定或赞扬的观点也跳出了原来的窠臼。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奥斯丁的“小”题材涉及女性处境，婚姻和家庭的经济基础，不同人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和运行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直接参与了有关道德哲学和认识论的讨论。
确实，若不是独到地探讨了现代商业化、工业化社会的某些根本问题，若没有比较深厚的思想底蕴，她的作品怎么会有今天雅俗共赏的“火爆”景况？可以说，已经两百岁“高龄”的奥斯丁小说携着新传媒文化的疾风骤雨很有声势地冲入了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