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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新政并未被击败或出现倒退，而是被遏制和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基础广泛的经济保障项目中，除了激进的倾向，也一直有传统派的支持。这些传统力量一开始就很强大，而当激进的挑战退去之后，它们就走向前台。左翼领导的反种族主义劳工组织崩溃了。男女同性恋们面临着被压制的浪潮。女性主义新政支持者和女性劳工活跃分子发现，随着保守主义反弹浪潮的上升，性别平等的前景暗淡下去了；父权制家庭-工资（family-wage）式自由主义的规范原本就内嵌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策中，此时完全显形。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保障的制度设置——福利国家与劳工运动——继续带来某些向下分配财富的效果，但这些设置同时也保障了更广泛的社会等级制。 [23]
集体谈判是这个过程的核心舞台，它将产业中的养家糊口者提升为经济保障中的首要主体。由于战时的价格控制制度无力维持，劳工们开始为其成员生活成本的增长而谈判——这有效地构造了一个局部化（private）的货币政策区域。工会一开始试图实施全国性的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受挫后，就致力于局部化的福利体系的谈判——将对其会员及其家属的保障作为一个特殊部分圈护起来。联邦司法体系在另外两个钢铁行业相关案件中支持了这种圈护，肯定了附加福利
谈判是集体谈判的法定内容。作为这种局部化保障的代价，劳工放弃了过去关于更少工作和更多车间民主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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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在二战期间和新政末期就已在酝酿的妥协，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分与相对无保障的部分分离开来。在为产业工人提供保障的同时，此一安排通过保障而规训了他们。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律师公开承认在保障与规训之间的这种联系：“大多数发起养老金计划的雇主，都期待通过消除如今败坏工人士气的基本的不安全感问题，来提升士气和改善劳资关系，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25]
在此种促进团结的体系下，福利国家通过围绕集体谈判而形成的分化且不平均的体制，向工人阶级提供了社会性公民权益和经济保障。在福利国家中，工业部门中的私人劳动力市场，成为服务特权性主体的社会政策的关键工具：提供医疗照护、失业保险与工作保障、年资权利、退休福利等等。这些形式的保障有赖于公共监督下的集体雇佣关系，且这些集体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还得到公共补贴的支持以及非营利的第三方的撮合。 [26]
事实上，相比任何别的领域，医疗照护领域都更清晰地展现了福利国家的“层累递进”（tiered）机制：新政国家的出现及其通过集体谈判对工业领域的介入，刺激了第三方非营利医疗保险的出现，并最终导致私营且非营利医院的大规模扩张。而正如老人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
所显示的那样，公共部门更深一步的介入，其实是公私结合体制所引发效应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集体谈判达成的医疗保险的兴起，将医疗服务的价格抬得很高，使之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而在福利国家的道德秩序中，老年群体应当获得医疗照顾——这导致让退休老年人和穷人享受医保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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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哪怕直接的政治干预也让国家处在医疗服务的消费者而非提供者的位置上，从而巩固了这个不平均且分化的福利国家，而不是纠正它。
在公共政策的鼓励和塑造下，私营实体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抵御冲击的缓冲带，只要工人们以给定的方式安排自己，并以给定的路线过自己的日子。在工业领域鼓励长期限的雇佣，虽然在20世纪早期就出现了，但新政巩固了这种做法，将一个规范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安全委员会所做的表述，“一个‘正常的’工人生涯”。工人阶级被设想组建一个异性恋的核心家庭、抚养孩子，若为男性，则全职从事一份工厂工作并一步步积累年资；若为女性，则嫁给一个工厂工人，买房买车，在雇佣合同允许的时机参加一场罢工，生病时去医院，退休后领退休金。集体保障有赖于这些集体行为。而当经济周期性涨落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在雇主们身上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冷战军费支出带来的几乎不停歇的经济刺激，又在某种程度上使经济体有组织的核心部分得以不受触动，
由此，这一人数不少但经过选择的群体的生命历程，就实现了虽然偶尔间断、但却实实在在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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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新的公私联合的福利国家就将产业工人放到与此生命历程序列同步的保险精算池中去，集体地保障他们，因为从时间上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进方式也是整体性的——扭曲了围绕着他们的时间。
这个模式为他们在不均衡（uneven）的福利国家中的特权地位买了单。战后工人阶级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
导致了居住和教育方面的种族融合问题的爆发，这一点已广为人知；但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工人阶级在时间中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战后顽固的通胀问题：就业于协调得更好的经济领域中的人们，较少受到飙升的价格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模式将经济的其他部分搅拌进不断恶化的通胀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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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产业工人所拥有的保障通过家庭形式的法律依赖关系为其家庭成员提供了庇护，使保障扩散到了工人阶级中更广泛的部分。在此意义上，以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构成了公私联合的福利国家的基础单元：一个享受特权性法律地位和公共补贴的私人性社会集体，且通过社会政策得以维持和扩张。此一秩序的属民，即最被完全地加以承认的那些人，是异性恋男人，他们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厂工作，并主导着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非裔男性在这个世界中并非没有立足之处，但其立足点很小、受局限且易被侵蚀。对女性而言，获得保障的主要途径是嫁给这样一个白人男性工人——对黑人女性而言，这种前景很难实现，因为工厂工作岗位对黑人男性不断收缩，这反过来使黑人女性的生存策略变得很有政治性倾向，让她们变成激进分子。 [30]
公私联合的福利国家为其属民——集体谈判体制的内部人——提供的保障，不仅是财务上的。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这种保障也是由对被低估和不可见的劳动的特权性占有所构成的。作为这个体制的核心的家庭为此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在形式上，产业工人的妻子和孩子是他的属民；女性和孩子通过男性工人获得收入和经济保障，这不仅是政策的规定，也是习俗的规定。实际上，产业工人及其雇主都依赖于这种异性恋父权制核心家庭，它是大众生产式资本主义获取和再生产稳定的劳动力的工具——尽管在这个去商品化的、非量化的领域里，当然很难清楚区分情感与工作。同样地，战后时期享受医疗保障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特权也基于照护工人劳动的无保障。作为经济体系中安抚内部区域的交易，产业工人的福利来自不受保障的外部区域——这就像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中，美国的通货比别国的坚挺得多。 [31]
一边是集体谈判内部的有保障，另一边是向内部提供服务的外部的无保障和脆弱性，两边的关系是一个政治性效应。它代表着新政所开启的可能性被收窄了。正是在集体谈判周围竖起的围墙，以及福利国家的私营化，这二者导致了此种效应。
起初，医院工人在联邦劳动法中的地位并不明确。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一些医疗照护工人——往往是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竭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在匹兹堡，医院工人于1940年发起了针对低于基本工资的待遇和每天12小时工作的抗争，寻求使西宾州地区新的工人联合会获得承认。但经理们拒绝了这一诉求。在随后的诉讼中，26家区域医院要求颁布针对该工会的禁令。请求者认为：“医院不是雇主，与医院有关的人也不是雇员。”宾州高等法院赞同：医院是一种半公共的服务机构，“不是一个产业”。让医院受制于州劳动法，将“严重危及医院的管理与病人的健康和安全”。在宾州的斗争——这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将发生的情况——之外，联邦法院最终在1944年认定，医院工作会影响到州际商业活动，因此须处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规制之下。 [32]
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保守主义反动，很快就给医院管理者带来了安慰。在国会审议《塔夫特-哈特莱法》的时候，参议员泰丁斯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将医院从劳动法中豁免出去，这显然是由美国医院协会推动的。“它们并不在州际商业活动的范围中。医院是地方性机构，常常是由慈善家的捐赠维持的，”泰丁斯论证说，“在此项工作中并不涉及利润。”这个问题并未被过多考量，很快泰丁斯的修正案就与《塔夫特-哈特莱法》一起成为法律。 [33]
由此，尽管医院工作是相比妻子的服务和家务工作更正式的雇佣，但它在法律上仍然跟家务工作一样，处在新政国家的保护之外——被排除在《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工资和工时规定与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监管之外。在文化层面上，国家的监管此时已将医疗照护看作一个亲密关系领域，认为它更接近于家庭而不是工厂。医疗照护外在于商业的循环体系。医疗照护工人不属于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案所想象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被视作工人阶级的服务人员。
战后的福利国家有内部与外部之分，二者的边界就是集体谈判的界限。但被排斥在外并不意味着没有关联；被排斥的部分同时也被动员起来，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被利用。总而言之，此种体制旨在维护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保障对他们的社会再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和再生产是通过分化的、不均衡的形式完成的，而分化的界线正是种族和性别。该系统维系了人口和一个个社区，塑造了它们的物质生命，也塑造了童年、亲职、婚姻、性爱、工作生涯、老年、疾病、失能和死亡的社会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福利国家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保障或无保障，同时也规范和训练了个体。福利国家在其各种伪装之下，通过照料者的劳动而做到了这些，但却未给予他们的劳动以保障。 [34]
通过社会组织的私人乃至亲密的形式而达到公共的目标，这种做法将照护工作湮没于层层私人权力之下，这些私人权力通常采取种族化或父权化的形式。此种体制将工人性别化为从事照护工作的臣民——这一点与妻子或者家庭佣人相似——并为了更大的社会目标而据有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对照护工作的这种治理，战后正在浮现的福利国家——幸存的新政自由主义因素与正在兴起的保守主义反动二者杂交的产物——建立起其“分裂的”或曰“双重的”劳动政体，在我们近年来所了解的现象出现之前很久，情况就已经如此了。这种安排被编织在负责提供照护的经济组织内部，在整个战后时期持续存在——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劳动法改革之后仍是如此，由此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劳动力市场的基石。匹兹堡的医院1940年宣称自己不是雇主，2013年这一说法被重复，这二者之间不是战后之前的情况在战后时期的再发生，而是一种未间断的延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