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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照护经济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转型。这一转型只有在此前形塑了战后工人阶级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史中才能被正确理解。进一步而言，这一战后历史本身又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被决定的。换言之，是（罗斯福）新政及其后果为1970年所发生的经济转型埋下了伏笔。
早先危机年代中的重大世界性事件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渐平复，形成了模糊而又脆弱的平衡。美国作为世界霸主走向前台，开始重整欧洲和亚洲破碎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对其社会主义对手进行遏制。在国内，推动了新政改革的尖锐社会冲突也随着冷战的到来而冻结。这种历史的剧烈转向，在一些城市工业中心体现得尤为集中，像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和匹兹堡就是如此，它们都处在新政谋划的核心地带，在这里，高度集中的产业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挑战既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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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取得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进展。劳工成为民主党阵线的核心支柱，不仅获得了法律承认，而且成功地将处在经济体系核心的大批量生产
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前所未有地实现了跨越种族、族群和技能熟练程度的工人联合。在1934年罢工浪潮的推动之下，国会通过了《国家劳动关系法》（NLRA），通过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主导的集体谈判，寻求重建工业关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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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于1937年在裁决宾州西部的一个钢铁厂的案件时，将集体谈判宪法化了，这个案件就是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诉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J.&L）案。最高法院发现一个像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这样的内部垂直整合的企业，其内部运作引发且构成了跨州的商业关系，因而使得联邦政府对其劳资关系的规制具有宪法性质。在其里程碑式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引用了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结论，宾州西部的钢铁工人“可以被比作一个自足的、高度整合的机体的心脏。他们从密歇根、明尼苏达、西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地收集原材料，部分地通过大动脉（指交通干线——译者），并且通过被告所控制的手段进行输送；他们将获得的原材料加工转化为成品，然后再（像心脏一样）泵送到全国各地” [16] 。
为了调控生产，美国政府关注从阿巴拉契亚到中西部的工业地理，而匹兹堡的众多钢铁厂是其关注的焦点。但如果说明面上的目的是工商业的顺畅流通，调控的特定工具和目标则是人。最高法院继续论述道，“为了完成整个钢铁工业所需要的活动，3.3万人在开矿，4.4万人在挖煤，4000人在开采石灰石，1.6万人在炼焦炭，34.3万人在炼钢，8.3万人在运送其产品”。正如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案所表明的，通过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工业劳动力自身已经成为国家认知和干预的对象，它被概念化为一个有界限的社会单元。 [17]
趁着这股攻击性的浪潮，也受益于这一新获取的法律地位，劳工运动大步向前。工会覆盖率从大萧条之前的12%（且基本上被排斥在大批量生产行业之外）上升到二战结束时的30%以上，这是颇具攻击性的产业工人联合会（CIO）把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结果。在匹兹堡，数十年的经理人员统治迅速让位于充满活力的工人运动，它们将工厂联合起来，把经理们在地方政府中的代理人赶下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以及战争带来的充分就业状态，进一步巩固了劳工运动，并进一步使这个新诞生的行政国家
介入对经济生活的规制。在1937—1945年间，新政联盟的左翼既因为被纳入国家体系而被赋能，同时又因这种纳入而受到限制，它在这个10年的后半段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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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在战争结束后开始发力，庞大的罢工浪潮震撼了全国。整个人口的5%参与了席卷全部主要行业的罢工。与罗切斯特和奥克兰一道，匹兹堡在1946年经历了一场大罢工，当时数以万计的钢铁工人、电力工人、公交车司机、电车操作员与电力共用事业的雇员团结一致，走上街头。数以千万的工日（person-days）消耗于那一年的罢工，宾夕法尼亚一个州就占据了其中的17%。占总数一半以上的罢工行动发生在宾州或者伊利诺伊、密歇根、纽约、俄亥俄等州——正是新政大众基础的地理中心地带，与前述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案中所剖析的工业机体的范围大体一致。 [19]
在如此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展开的如此有攻击性的工业行动，使劳工运动遭受严厉的政治反扑。共和党人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重新掌权，然后迅速通过了《塔夫特-哈特莱法》（the Taft-Hartley Act）。这个新的法律制度允许各州制定有关工作权的法律，但将新的工人群体排斥于劳动法的保护之外（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最初已经将家内劳动和农业劳动排斥在外了），强迫工会驱逐共产主义分子，并且禁止了一系列攻击性强的斗争方式。《塔夫特-哈特莱法》刚颁布没多久，劳工运动在南方组织工人、摆脱原先地理限制的企图，也被挫败了。 [20]
麦卡锡主义中止了这个左右之间互相反动的循环，20世纪30年代存留下来的激进分子从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被清洗出去：工厂车间、大中小学、文化产业与政府机构。天主教教士与地方官员，在联邦探员的帮助下，使当地带有浓重南欧和东欧移民色彩的工人阶级，重新敌视起威胁着他们的母国的苏联。地方报纸公开了被认定为共产主义分子或者哪怕是在1948年左翼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竞选请愿书上签过字的人的姓名和住址。工厂经理对工人进行监视，并开除了那些被怀疑从事颠覆活动的人。在代表着匹兹堡庞大的西屋公司数千名工人的激进工会——电气工人联合会（UE）拒绝遵守《塔夫特-哈特莱法》对共产主义分子的禁令后，产业工人联合会就将其除名，并成立了一个新工会，突然搜查电气工人联合会的车间，并在天主教教士的协助下逐步挖走其会员，以此来扼杀左翼工会。 [21]
20世纪40年代末针对工人运动攻击性的反扑——由保守派挑起，也得到自由派的煽动——限定和重塑了工人的组织。像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A）这样强有力的工会幸存了下来，仍然能够在其特定产业中制造罢工。但此前15年那种动力机制，即由产业工人（labor）居于基础广泛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全体的民主政治运动的先锋位置上进行斗争、从而取得社会进步的机制，一去不返了。工会越来越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谋算，只会顾及其会员群体的狭隘利益。集体谈判虽从未覆盖所有人，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变成经济性安全的绝缘池——不再是推动进步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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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绝缘
深刻塑造了此后的福利国家以及美国更晚近的政治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