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生平

邵雍（1012—1077） ^[1] ，字尧夫，谥康节，人称康节先生。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一带），宋大中祥符四年生于衡漳（今河北邯郸，一说河南林州）。

范阳邵氏被认为源出西周召公 ，但在宋初却并非显贵。邵雍曾祖邵令进在赵匡胤军中任校尉，宦迹不显；祖父邵德新“读书为儒者”，父邵古“以明经教授乡里”，皆未入仕。 从邵氏父子后来在共城、洛阳的生活境况看，范祖禹称其家世寒素 ，适得其实。

邵令进老归范阳，后避戎难，转徙于上谷（今河北易县）、中山（今河北定州），最后定居衡漳。 至邵雍幼年，邵古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 ^[2] 天圣年间（1023—1032），邵古效仿晋人孙登，隐于苏门山下。 父祖的人生志趣对邵雍深有影响，在后来的岁月里，邵雍也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其思想中的隐逸底色早在此时已然打下。不过，悠然林泉的高致并不妨碍儒者的认同与持守。从立身行事来看，较之隐逸情怀，儒家的教化与品格对邵氏门风的塑造更深：从邵德新开始，邵氏一门五代世世读书业儒，多人入仕为官，儒者是邵氏明确而一贯的身份自觉。 不离人事而性好丘山，一本德义而乐慕安闲，邵雍此后会通儒道的精神取向，与家世门庭的陶冶直接相关。

邵雍虽生长寒门，但自幼好学，已经显露出非凡的志向。二十岁左右正式从师前，邵雍游学于乡里，虽有所获，平生学问宗旨尚未确立。 其思想与学术成形的关键时期，在此后师从李之才求学的数年之间。天圣年间，邵雍居母丧。 邵古迁于苏门山下，邵雍独辟一室于百源之上，勤苦为学，“冬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卫人贤之” 。山东李之才 ^[3] 于此时权共城令，闻邵雍好学，登门叩访，一见相契，遂授业。其时当值天圣末年或明道年间（1032—1033）。 从此，邵雍追随李之才求学。李之才转任孟州，邵雍亦随行前往，从学甚久。 邵雍虽学无常师，但一生思想学术与行事去取，颇以得自李氏者为折中。职是之故，邵雍对其师极为服膺，以为天下得道者非李与邵莫属。 李邵授受是宋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由李之才传下的包括图书易学在内的学术传统为邵雍哲学的展开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材料与表达形式，中国哲学史上一种极为独特的思想即将由此绽出异彩；后来，通过学者阐扬与民间传播，李邵一系的思想观念更在相当根本的意义上参与和影响了宋以后易学、理学世界观的演变进程。

邵雍在得李之才传授后，再次启程游学，足迹遍及南北。 访学既毕，退居百源，“大覃思于《易经》，夜不设寝，日不再食，三年而学以大成”。至此，邵雍学术的基本面貌已然确立。庆历年间（1041—1048），邵雍来到洛阳授馆，既爱其山水人情之美，又以洛阳天下之中，“可以观四方之士” ，遂于皇祐元年（1049）举家迁居于此。此年邵雍三十七岁。他人生中最为精彩传奇的后半段，即将在洛阳拉开序幕。

邵雍初至洛，寓居佛院之中，洛人多未识之。但邵雍学问深广，气象粹然，笑语终日，待人以诚，很快获得了洛人的爱重，从学者渐众。洛阳的世家名士为其所吸引，心悦诚服，或为朋友，或称门生。此时的洛阳，既有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等退居的元老重臣，也有即将为整个中国思想史翻开新页的二程和往来于洛的张载，人文之盛，冠绝一时。邵雍皆以道德学术与之为友，得其尊事，酬唱过从，交游甚密。邵雍贫无所寓，众人为其在洛阳买田宅园林 ，邵雍以“安乐窝”名其居。 每年冬夏闭门，春秋出游，常乘小车周游城中，随意所适；以论道赏景、饮酒赋诗为乐，悠然自得。洛人闻其车音，争相迎候，至有仿安乐窝而造“行窝”以候其至者；家有争纷疑惑，悉决于“吾家先生” 。张载以“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 描述邵雍居洛的情形，邵雍也不无得意地自称“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 。以一寒士而得满城士庶敬重亲慕如此，邵雍的人格感染力之强，千载之下，仍令人油然神往。

邵雍早岁“慷慨欲树功名” ，有入仕之心 ；即使到了迁洛之初，仍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君行道，一展抱负。 然而这份雄心终究未能实现，退而化成一片隐逸情怀。从诗中反映的情况来看，邵雍隐逸之志的最终确定，当在皇祐元年（1049）以后、嘉祐元年（1056）以前。 ^[4] 早年不得仕时，邵雍对于自身处境不免有“其如困顿何”“总是灰心事” 的慨叹；然而一朝立定隐居之志，却又能真正安贫乐素，自得其趣。邵雍虽得朋友扶持，隐居生活仍然十分清苦。 但即便如此，邵雍也从未借机向公卿求官；富弼等多次荐其入仕，邵雍皆辞而不从，甚至连朝廷赠予的处士之名也不愿接受。 ^[5] 隐逸之于邵雍，不是故作清高以邀名利的外在姿态，而是主动选择、乐在其中的生存状态。

邵雍之隐有个人遭际的因素，但也是其哲学取向的自然结果。邵雍哲学以观物为宗旨，观物给邵雍带来的精神愉悦远超世俗诸般享乐之上 ；同时，其思想底色中又有浓厚的明哲保身色彩，不愿在宦海中风波浮沉，“只是自要寻个宽闲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 。这样，隐于西都，既能闲观人才风物之盛，又能避免入仕对身心造成的戕害，就成为了邵雍的最佳选择。对于作为哲学家的邵雍来说，这未始不是一种成全：由静观中体贴而来的义理感悟与精神享受，其意义与价值，都非矫性入宦所能比拟。

居洛时期，邵雍迎来了自己学术思想的完全成熟。治平三年（1066），《伊川击壤集》初稿完成；熙宁四年（1071），《皇极经世》成书。两书的著成标志着邵雍思想的最终定型。 晚年的邵雍对于自己数十载体贴得来的学问境界非常自信，认为已经尽得物理人情，至诚与天为一。在《无名公传》中，他这样回顾自己一生的成学历程：

年十岁，求学于里人，遂尽里人之情，己之渣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学于乡人，遂尽乡人之情，己之渣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学于国人，遂尽国人之情，己之渣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学于古人，遂尽古人之情，己之渣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学于天地，遂尽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无得而去矣。

这一自述与邵雍一生的行迹基本是一致的。两相结合，邵雍一生的为学次第，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的五个阶段：早年求学于乡里，是第一期；二十岁至三十岁间师从李之才，确立学问大旨，是第二期；投吴适楚，遍访游学，然后退居共城，学以大成，是第三期；居洛以后至《皇极经世》成书以前，思想进一步成熟深化，是第四期；晚年学究天人，浑融洞彻，是第五期。在北宋中后期群星灿烂的思想光谱中，无论是就学问成就还是后世影响而言，邵雍都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

熙宁十年（1077），邵雍病重。司马光、二程、张载等前来探望，邵雍以言相慰，云：“试与观化一遭。” 临终留诗一首：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

[1] 邵雍自述其生日为“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日吟》，《伊川击壤集》卷十八，《邵雍全集》第4册，第365页）。大中祥符辛亥年始于西元1011年，一般皆以此为邵雍生年。但柏士隐（Alan Berkowitz）与华澜（Alain Arrault）指出邵雍生日已入西历次年［Alan Berkowitz,“On the Dates of Shao Yo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 5 (1983): 91; Alain Arrault, Shao Yong (1012-1077): poète et cosmologue , pp. 60-61］。大中祥符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西元1012年1月21日（参见陈垣：《中西回史日历》，中华书局，1962年，第514页），是柏、华之说为确。

[2] 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先生之幼，从父徙共城。”（《河南程氏文集》卷四，《二程集》上册，第502页）邵氏徙共城之年已难确知，所可知者：其一，迁徙之时必在邵雍初长成后。邵雍《无名公传》自谓“生于冀方，长于冀方”（《邵子观物篇渔樵问对》第8册），可知邵雍幼年在衡漳度过。其二，迁徙之时必在邵古居母丧之前。陈绎《邵古墓志铭》有“（邵古）才十一岁而孤……长益好学，必求义理之尽，余二十年而终母丧于卫”（《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三，第1998页）之语，可知邵古迁居共城（共城即卫）时其母当尚在。邵古生于雍熙二年（985），十一岁当至道二年（996），长而后二十年母丧，其时约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以后。是年邵雍四岁，正当幼时。唐明邦、郭彧先生《邵雍年表》系此于乾兴元年（1022），未详其据，但大略当之（唐明邦：《邵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9页；郭彧：《邵雍年表》，《邵雍全集》第5册，第18页）。
邵古的卒年，诸家所记有所出入。邵伯温言其卒于治平四年（1067），陈绎《墓志铭》则言其卒于治平元年（1064）。韦栋（Don Wyatt）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当以陈绎之说为准。（ The Recluse of Loyang: Shao Yung and the Moral Evolution of Early Sung Thought , p. 126）支持陈绎之说的另外一条论据是，邵雍《伊川丈人正音叙录》文末明确提到：“伊川丈人（即邵古）享年七十有九，宋治平元年正月一日卒于洛阳道德里。”（张行成：《易通变》卷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第454页）可见当以陈绎之说为确。又，据此，邵雍熙宁元年（1068）所作《伤二弟无疾而化又一首》所云“慈父前年忽倾逝”，此“前年”只当作“前数年”解（《伊川击壤集》卷六，《邵雍全集》第4册，第87页）。

[3] 史籍所见北宋李之才共有三位。其一为宋太宗时光禄寺丞，其二为宋神宗时辽国使官（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卷二百五十八，太平兴国三年春正月己亥条、熙宁七年十二月己丑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421、6304页），其三为邵雍之师，字挺之。本书所言李之才，皆指李挺之。
李之才卒于庆历五年（1045），《宋史》本传载之。至于李之才生年，包括《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在内的研究多未提及。李裕民先生据尹洙致叶清臣书所言李之才年岁推定李氏当生于咸平四年（1001），所考甚确，其说可参［《宋人生卒行年考》，中华书局，2010年，第92页］。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康定元年九月己未条与欧阳修《石曼卿墓表》，亦可佐证尹洙致书年月。李之才既生于咸平四年（1001），卒于庆历五年（1045），知其长于邵雍十岁，卒年四十四岁。按，《宋史·李之才传》实本晁说之《李挺之传》而来（《嵩山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5页下至第18页下）。

[4] 邵雍的隐居志向起于何时，前人并未作历史的考察，似乎这是邵雍毕生一贯的立场。真实的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在皇祐元年所作的《洛阳怀古赋》中，邵雍仍有“如欲用我”，则“千古之上犹反掌焉”（《邵氏闻见录》卷十九，第213页）的期待；但至嘉祐元年，却已发出了“平生如仕宦，随分在风波，所损无纪极，所得能几何”的感叹，明言“与其丧吾真，孰若从吾爱”“能知闲之乐，自可敌卿相”（《闲吟四首》《高竹八首》，《伊川击壤集》卷一，《邵雍全集》第4册，第11—12页），这与此前入仕的倾向大不相同。此后，邵雍再不曾有用世态度的表达。可知邵雍最终立定隐居之志，当在此七年之间。
《击壤集》正文所录诗作有明确系年者，除皇祐元年四首之外，最早从嘉祐元年开始，皇祐元年至嘉祐元年七年间的诗作付之阙如。

[5] 邵雍被荐入仕有四次。前三次都在嘉祐六年（1061），富弼初荐，文彦博、王拱辰先后再荐；第四次在熙宁二年（1069），吕诲、吴充、祖无择共荐。富弼初荐时曾有语：“为我问邵尧夫，可出，当以官职起之；不，即命为先生处士，以遂隐居之志。”（《邵氏闻见录》卷十八，第197—198页）张崏以为荐官共两次，是将前三次合为一次之故（《康节先生行状略》，载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五，《朱子全书》第12册，第986—987页）。数次被荐，邵雍皆有答谢诗（《谢富丞相招出仕二首》《代书答开封府推官姚辅周郎中》《诏三下答乡人不起之意》《和王安之少卿韵》，《伊川击壤集》卷二、卷六、卷七，《邵雍全集》第4册，第29、101—103页）。
韦栋认为，邵雍未从吕诲之荐入仕，致使吕诲深有怨望（ The Recluse of Loyang: Shao Yung and the Moral Evolution of Early Sung Thought , pp. 133-134），这其实是误读。《伊川击壤集》卷七收有邵吕二人熙宁三年（1070）的赠答诗，从中根本看不出所谓的怨望情绪。 U2eYMg0kcC2m6RQjVjc6ssl9lUcS6O7ptfNS+CRrsVmvlBp0mQixV+ejJb+2r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