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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指出宋元儒对汉易的关注，实为惠栋研究的基础；朱子学本身的致知博学一脉，也对惠栋的学风有影响。但以惠栋为代表的汉学确与宋学不同，其中必然有某种根本的分歧。根据钱穆等人的研究，戴震之反宋学亦闻惠氏之风而起。
然而学界考察宋学到清学的转变，不管是看重其连续性，还是侧重其革命性，多以从义理之学到考据之学的转变为着眼点。梁启超的反动说、余英时的知识主义兴起说，言若相反，实则皆不脱此窠臼。这就把汉学与考据相混淆了。惠栋之学与考据之学虽有交叉，实为二途，他们于宋学各自有其继承和革新。戴震等考据学家于宋学而言，继承其“理性”和“自得”的精神而反对其价值内容，故在哲理上实颠覆了宋明理学，与左派王学接近，可谓之启蒙。
与戴震等考据学家不同，惠栋的学术则是古典式的。在关注政教文明重建的问题意识上，惠栋实同于宋儒，只是方法论与宋儒有别，此即所谓师法。关于师法的问题，下面的章节还会专门论及。今先就惠栋对于宋易具体的继承与批评来作一探究。
惠栋反对朱熹的卦变说。朱熹的卦变说分两个部分，一是《卦变图》，二是《本义》注文对卦变的说明。
惠栋批评《卦变图》谓：
注云：“《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今作此图以明之。”九图皆出自李挺之，而此图独云“作”者。案挺之说载见朱汉上震《易图》，其卦不重出，以一生二、二生三，至于三而极。朱子谓：“汉上卦变止于三爻，某更推尽去方通。”于是泰卦重者十，否卦重者十，复出大壮观之例三十卦，夬剥之例十卦。六十四卦为再重矣。是则李图所无，故云“作此图”也。第《本义》所载卦变，率以二爻相比者而相易，亦不尽如图所云也。
朱熹《卦变图》，在《汉上易传》所载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图》的基础上做了改动，纯粹以数的逻辑、爻象规律来推卦变。于是泰卦可以逐渐递变为否，否也可以逐渐递变为泰，有重复出现者。这是惠栋批评此图的第一点。其二，惠栋认为“《本义》所载卦变，率以二爻相比者而相易，亦不尽如图所云”，也就是说，《本义》注文所载卦变与《卦变图》不符合。
关于此点，惠栋之前也多有学者指出。如胡一桂、王懋竑等，甚至据此否定《卦变图》为朱子作。但其实这是对朱熹易学的误读，如张克宾指出的：“《卦变图》乃是一个纵横互通的系统。虽然它以十二消息卦为根本，以十二消息卦分组统摄诸卦，又依先天卦序从下至上从右至左而序定诸卦之次，但这只是《卦变图》的建构原则而不是它的施用原则，在具体施用时则诸卦不分前后左右而皆周流可通。”
王风更是点破《卦变图》的多维属性，指出：“卦变是多维的，用二维图来表达，显得比较困难，于是不得不把原本是相邻关系的两卦拆散开来。如果改用网图，则能够表达出所有的相邻关系。”
并认为黄宗羲、胡渭、毛奇龄、王懋竑、白寿彝存在三项误读：第一项误读是混淆《卦变图》与《变占图》，第二项误读是不知《卦变图》用二维图表达多维关系，第三项误读是不知《卦变图》接续相生之义。
张克宾、王风对白寿彝等人的批评，也可适用于惠栋。
不过惠栋的批评确实也暴露了朱子卦变说的某些问题，即根据《卦变图》二爻相换的卦变，与《彖传》的义理不一致。其《周易本义辩证·凡例》谓：
至于《彖传》卦变，《本义》每以二爻相比者相易，往往与传义多违。今并广以汉儒之说。
比如贲卦《彖传》“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本义》谓：“卦自损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亦即朱子认为贲卦来自损卦二、三爻交换，或者既济卦五、上爻交换。涣卦《彖传》“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义》谓：“其变则本自渐卦，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
朱子的解释可能存在问题，惠栋引余苞舒说：
《本义》说卦变，专取两爻相比而相易，故多失正意。贲与涣，其最著，要当随地而观耳。
这里涉及对于上下、内外的理解。一般认为，上、外指的是外卦，下、内指的是内卦。《本义》把损卦六三往二称作“柔来”，把九二往三称作“刚上”，如果说在方向上还符合上、下的话；那么把既济六二往三位称作“得位乎外”则明显有误了。一是六二进到三位不宜称“外”，二是六三并不当位。《彖传》以六四为“得位乎外（外卦）”，上同于九五，甚为明显。朱子则不得不变通解释成“得九之位，上同于四”。
余苞舒又说：“至于损益，亦是卦变。以其不可用相比相易之例，遂止曰卦体。疑皆未然也。”
此处指的是《本义》注释损、益二卦的彖传“其道上行”“自上下下”时说“以卦体、卦象释卦辞”。如果依照《卦变图》，益自噬嗑、涣来，损自节、贲来，与《彖传》不符合，故《本义》认为此是以卦体释卦辞。朱子所谓卦体，即上下两体。《本义》又谓：“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
这与汉儒讲卦变，否四之三成益，泰三之四成损，在外观上是一样的。缘何朱子不将之称为卦变呢？因在朱熹看来，卦变乃是“换了一爻”，并且要遵循递变的规律。
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子《卦变图》乃是严格遵循逐爻递变规律来组织六十四卦的产物。如同“加一倍法”一样，它只需要考虑卦象逻辑的问题，而不必考虑《周易》经文。但《彖传》在分析卦象、解释卦爻辞的时候，未必遵循朱子《卦变图》这种一贯的、纯粹性的卦象逻辑。胡炳文已发现其问题：“《本义》以二爻相比者为变，故朱子虽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
朱子既然把《卦变图》这种严格符合递变逻辑的相邻两卦之关系称作
卦变
，则无法用《卦变图》对《彖传》进行解释的只能称作
卦体
。朱子此说有一定的矛盾，因为卦体本指上下两体，所谓：“卦体，如内健外顺，内阴外阳之类。卦德，如乾健坤顺之类。”
也就是说“卦体”指上下/内外两体而言。它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但这种静止的概念如何解释《彖传》“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这类运动性的描述呢？
而在汉儒那里，只要是某卦（多为消息卦，或经卦）通过爻的交换形成另一卦，皆称作卦变。由此， 朱子卦变说，与汉儒及惠栋之间的矛盾，即是以纯粹卦象数理为本位与以卦象指示的具体内容（如卦爻辞、天道变化等）为本位的矛盾。
正是对于朱子卦变说的不满，《周易本义辩证》才要“广以汉儒之说”。今举数例如下，并以“按”说明惠栋之用意。
1.（随卦）随，刚来而下柔。
仲翔曰：“否乾上来之坤初，刚来而下柔。动震，悦兑也。”《程传》言卦变，亦谓自否来。
按：《本义》以随自困、噬嗑、未济来。故惠栋引虞翻与《程传》以折之。
2.（蛊卦）刚上而柔下。
仲翔曰：“泰初之上，故刚上；坤上之初，故柔下。”《程传》言卦变，亦云自泰来。
按：《本义》以蛊自贲、井、既济来。
3.（噬嗑卦）仲翔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
愚谓《彖辞》“刚柔分”，谓否也；“动而明”，乃卦变矣。节自泰来，“刚柔分”，谓泰也；“刚得中”，乃卦变矣。
按：《本义》以噬嗑自益卦来。
4.（贲卦）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
京君明曰：“贲泰取象，上六柔来文刚，九二刚上文柔，成贲之体。”荀慈明、虞仲翔皆同京说。何氏楷曰：“分刚上，分刚画居上。”
按：《本义》以贲自损、既济来。
5.（咸卦）柔上而刚下。
仲翔、蜀才皆云“咸自否来，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故云柔上而刚下，又云男下女。
按：此驳《本义》以咸自旅来。
6.（恒卦）刚上而柔下。
仲翔、蜀才皆云：“恒自泰来，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故云刚上而柔下。”
按：《本义》以恒自丰来。
7.（睽卦）柔进而上行。
仲翔曰：“无妄二之五，故上行。”
按：《本义》以睽自离、中孚、家人来。
8.（涣卦）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卦辞注云：其变则本自渐卦，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
六往居三，仍在内卦，《彖》云外，何也？六居三为失位，谓之得位，可乎？先儒虞氏、卢氏等皆云涣自否来，乾来居坤，成坎体，坎为通，往来不穷谓之通，故云刚来而不穷。坤居乾四，上承九五，故云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彖》义如此，而注不云者，胡氏炳文曰：“《本义》以二爻相比者为变，故朱子虽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
按：《本义》以涣自渐来。
撰写《周易本义辩证》时，惠栋对于虞翻卦变说还没有深入精确的了解，故在反驳朱子、援引虞翻时，还表现了一些疑惑。比如“渐女归吉”条：
此经卦变未详。仲翔谓否三之四，冯氏、朱氏、胡氏皆从其说。兰氏廷瑞曰：“六三往外，渐进一位，不躐等，以渐而进者，惟女归为得其义。”义或然也。
《本义》认为渐卦自涣、履来，惠栋引用虞翻说“否三之四”。云“未详”，一方面不用朱子卦变，一方面对虞翻说也有所怀疑。因为虞注“三进四得位”固然可以解释《彖传》“进得位”，但后面“进以正，其位刚得中”则无法以此解释。虞翻另以“爻变之正”说释之。此时惠栋还没有完全熟悉虞翻的体例，另外从文气上也觉得应该作一贯的解释，故存疑。又“卦自小过而来”一条：
胡氏一桂曰：“蹇本升卦。坤上巽下，坤乃西南，平易之方。自升九二上往得坤体之中，是为‘利西南而往得中’。升九二既往五，则下体成艮二，正东北方卦，所谓‘不利东北，其道穷也’。《本义》谓蹇自小过来，而《彖传》分明自升来，或自既济来，则皆有往西南之象耳。”愚案以卦例求之，蹇不当自升来。仲翔谓观上之三，又与《彖辞》“往得中”不合。慈明谓乾动之坤五，不言自何卦来，未详孰是。
《本义》谓蹇自小过来，从《卦变图》。胡一桂不同意，根据《彖传》“西南”的意思，认为当自升来。惠栋对二说都怀疑，其依据是“以卦例求之”。所谓的卦例，即杂卦要从消息卦变来；朱子、胡一桂或从小过，或从升，皆非消息卦。此“卦例”，是惠栋从汉儒义例那里归纳来的，体现了其对汉易的认可。但问题是，若根据“卦例”应当自观卦来，而虞翻所谓的观上之三，与《彖传》“往得中”不合。虞翻的解释是：“五在坤中。坎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谓西南得朋也。”
惠栋既然有疑问，可见他对汉易卦变例还未形成定见。
惠栋理解的进一步加深，即在系统地作《卦变说》时。其文谓：
卦变之说，本于《彖传》。荀慈明、虞仲翔、姚元直及蜀才、卢氏、侯果等之注详矣。而仲翔之说尤备。……其后李挺之作《六十四卦象生图》，以一生二，二生三，至于三而极。朱子又推广为《卦变图》，复出大壮、观，夬、剥两条，视李图而加倍。然其作《本义》，则又拘于二爻相比者而相易，并不与卦例相符。故论者犹欲折中于汉儒焉。
此篇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易汉学》卷末的文本，区分了“卦例”和“不从卦例”，及其作《易例》和《周易述》又重新改订了此段文字，认识更加深入。
月体纳甲说，是虞翻注释《周易》非常有特色的体例。它一方面继承自京房纳甲说，而更直接的来自《周易参同契》（以下或简作《参同契》）。虞翻与《参同契》之关系可见潘雨廷
、萧汉明
的研究。此处专论惠栋根据《参同契》对宋人纳甲说的校正。按虞翻注《系辞》“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谓：
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此实本于《参同契》：
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方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
此一段可以用图来演示，然《参同契》诸多注本，其唐宋古本见于今者，并无图式。现存最早作八卦纳甲图者，为朱震《汉上易传》所附之《易图》（见图1）。
图1
然朱震并未引及《参同契》，仅据虞翻注立论作图。此图虽然体现了三画卦的阴阳消长，其方位与虞翻注并不完全符合。朱震这么画，显然是有邵雍的先天八卦次序横亘在心中，无怪乎《纳甲图》可以与《先天图》相通了。朱熹说：
先天图与纳音相应，故季通言与《参同契》合。以图观之，坤复之间为晦，震为初三，一阳生；初八日为兑，月上弦；十五日为乾。十八日为巽，一阴生；二十三日为艮，月下弦。坎离为日月，故不用。《参同契》以坎离为药，余者以为火候。此图自陈希夷传来，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晓。康节自思量出来，故墓志云云。
但震巽既纳庚辛，则皆在西，岂得一在东北，一在西南？朱震的画法，以卦画所表示的阴阳消息为本位；《参同契》的画法，则以十天干图为本位。惠栋即以十天干之位配卦而重新作图（见图2，今据潘世璜所临《周易集解》惠氏批校卷首所作图）：
图2
惠栋此图针对朱震《纳甲图》而作，他说：“此天地自然之理。宋人作是图者，依邵氏伪造伏羲先天图之位，错乱不可明。今正之，而附汉儒诸说于左方。”
又说：“宋人作《纳甲图》，以坎离列东西者误甚。”
要言之，惠栋改此图，正是欲恢复汉法，反对先天之学。
此图为惠栋自作无疑，只要排列好十天干的方位，再将卦系上，自然可成。唐宋古本《参同契》见于今者，并无此图式。而胡渭《易图明辨》却又载一纳甲图（见图3）。
图3
胡渭称：“邹䜣注本，图悉删去，唯存纳甲一环。盖以彭本之《昏见》《晨见》合而为一图也。甲乙丙丁庚辛指月昏旦出没之方，而图移六卦于月体之下，悖矣。《汉上》图较胜，然坎离寄纳戊己，乾坤兼纳壬癸之义，皆不能有所发挥。”
今按黄瑞节附录本《周易参同契考异》根本没有任何图式，不知胡渭何据。又其谓此图本于“彭本之《昏见》《晨见》”，然收入《道藏》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只有《明镜图》（见图4），
分为多层，里面根本没有纳甲图。
图4
而所谓《晨现（见）图》《昏见图》（见图5）目前较早的亦见于明代陆西星的《周易参同契口义》，其所载《八卦纳甲之图》（见图6）亦仅类似于表格而非圆图。
胡渭引毛奇龄之说，以为彭晓本《明镜图》中有《晨见图》《昏见图》，
并不确切，吾妻重二已有怀疑。
毛氏好奇炫博，甚至还伪造文献。
他有可能见到一杂抄增窜的俗本，
便以为古来如是，矜为秘宝，其实非也。
图5
图6
以十二辰与乐律相配，进而与易卦比类，是汉易中一项十分基础的内容。《太玄》、《三统历》、郑玄皆用此法。朱震对此也有研究。《汉上易传·卦图》有两图与之相关，即《律吕起于冬至之气图》《十二律十二月消息卦》（见图7—8）。
朱震固然是根据汉易文献来绘制的，但对于文本理解有误，抑或依据的文献有误。他解释说：
郑康成注《周礼·太师》云：“黄钟，初九也，下生林钟之初六。林钟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夹钟之六三，夹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下生应钟之六五，应钟上生无射之上九，无射下生仲吕之上六。”臣谓：不取诸卦而取乾坤者，万物之父母。
图7
图8
按今《周礼注》，文本当作“姑洗又下生应钟之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夷则又下生夹钟之六五，夹钟上生无射之上九”，引文一错，配比全倒。图7中自下而上为未巳卯丑亥酉，其实当为未酉亥丑卯巳。十二支与十二律相配，基于“隔八相生”之术，具体可参见卢央的研究。
而十二律与乾坤十二爻相配的逻辑来自于《三统历》，即以乾坤二卦自初至上的六爻逐次与十二律相生之次相配，亦即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的顺序，与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夹钟……的顺序相配。朱震不明晓此逻辑，牵合京房的纳甲来配比，即先根据纳甲法，确定乾坤六爻与十二辰的对应关系，然后再通过十二辰来对应相应的律吕。这完全混淆了体例。故惠栋为之改正，新作爻辰图（图9）。
图9
惠栋说：“宋儒朱子发作十二律图，六二在巳，六三在卯，六五在亥，上六在酉。是坤贞于未而左行，其误甚矣。今作图以正之。”
本书上一节提到，朱震《汉上易传》和会汉宋易学，发明京房、虞翻之说，是惠栋研究的跳板。惠栋笔记中专门列“朱震”一条，即可见他早年对朱震之书颇为在意。然《汉上易传》的问题即在于，他试图“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
结果使其书成了大杂烩。除了本节提到的月体纳甲图和十二律图的错误，《汉上易传》在取象上也不能与汉学相合。虞翻解释《易》辞特别注重卦象与卦爻辞乃至传辞的对应，朱震继承了这个路径，且也因袭了虞翻卦变、爻变之正等变通取象的方法。但问题是，虞翻的方法是一个密切配合的系统，什么时候用卦变，什么时候用爻变之正，在整体系统中是有义理考虑的。朱震杂越引用，人们若通过朱震去了解虞翻，难免会产生“虞翻的体例都是为了解释经文而随机设立条例，穿凿附会”这种印象。另外，虞翻虽扩大了取象范围，然大体较为严谨；朱震取象更加泛滥无归，颇有望文生义之病。惠栋批评说：“《汉上易传》颇嫌辞费，亦不能尽通汉学。经师亡之故也。”
由是可见，以师法来区分汉宋，乃是惠栋学术的关键，也是惠栋学术较之于清初诸儒的根本区别。至于惠栋对《太极图》《河》《洛》等作的批判，赵晓翠亦有具体论述，
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