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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曰：“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
焦循于《易例》《易汉学》《左传补注》亦题赞曰：“东吴惠氏，四世传经。至于征士，学古益精。弼康告退，荀虞列庭。例明派别，祛蔽开冥。学者知古，惟君是程。”
这些叙事给人的感觉是，惠氏家族自惠有声开始就笃守古义、传承汉易。尤其是惠栋在《易汉学》自序中的追述：
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悯汉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先君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
据惠栋所说，惠有声就已经提倡汉学。《周易》本就在群经中比较流行，惠有声的时代《周易集解》又重新风行，他对汉易产生兴趣是有可能的。但很难说他因此便会以汉学为宗。因为即使到了惠士奇那里，汉学的特色仍不够明显。在乾隆初年，宋学仍占主导，这从惠士奇在三礼馆的遭遇即可看出。
由惠士奇《易说》可见，即使他本人的学术也未能避免宋学风格。
惠士奇对汉易的态度相当游移不定。焦循曾经说：“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
焦氏谓惠栋“持守旧说”固然不准确，但确实看到了父子二人的差距。陈岘通过考察《易说》指出了惠士奇与汉易的不同：“京房、虞翻解易象，非常注重整个《周易》体系的配合与构建，力图将所有的卦变与卦爻象整合在一个完备统一的体系中。这一点并不为惠士奇所完全接受。惠士奇解释卦象更重‘实象’，更重视卦象在实际中的表象，而并不拘泥于体系的框架。”
《易说》中虽不少援引称赞汉儒注，批评王弼、杜预的内容，但也有批评荀爽、虞翻的话，比如解大有“有孚在道，明功也”，惠士奇谓“必离而后为明，失之固矣”，
就是在批评虞翻。
今传《易说》刻本似非完稿。
除此书之外，朱邦衡所临的《周易集解》惠氏父子批校，给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资料。检核惠士奇之批注，我们看到他对于汉学虽有偏好，但仍处于初学阶段，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
坤卦“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虞注：“坤消至二，艮子弑父；至三成否，坤臣弑君。”〇惠士奇批：“艮子坤臣，不知何出。汉易已亡，不可考矣。”（卷二第11a页）
惠士奇不仅感叹汉易难解，还常常讥诋李鼎祚。比如：
坤卦《文言》“易言括囊”，《集解》：“荀爽曰……。孔颖达曰……。”〇惠士奇批：“既取荀说，又引《正义》，何也？”（卷二第13a页）
涣卦六三《小象》：“王弼曰：‘涣之为义……’”〇惠士奇批：“李鼎祚全不晓事。”（卷十二第3a页）
夬卦九三。〇惠士奇批：“夬卦之（此）爻不取虞说，何也？李氏杂乱如此。”（卷九第9a页）
夬卦上九。〇惠士奇批：“既取仲翔，又牵辅嗣，是冰炭同器也。”（卷九第10b页）
屯六三“以从禽也”，李鼎祚按语：“案《白虎通》云：‘禽者何……’”〇惠士奇批：“君不读《周礼》，反引《白虎通》。”（卷二第18b页）
前四条批评李鼎祚体例不纯，末一条批评李鼎祚读书不多。初读李鼎祚《周易集解》者，往往会产生杂乱的印象，李鼎祚一会儿引用虞翻，一会儿引荀爽，一会儿引王弼等，看上去没有章法；而站在汉学立场，则会不满于李鼎祚为何还引用了不少王弼和孔颖达的说法。《周易集解》的宗旨在于“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意即王弼虽有不少“野文”，可取者亦不少；郑玄虽以象说《易》，但犹有不足。以此而言，李鼎祚实欲整齐百家，融冶众说。如潘雨廷指出：“此书之旨，在使玄学合易理以权舆三教，犹在改革道教，开创三教合一的新义。”
惠士奇则犹未能理解李鼎祚之用心。
惠士奇不仅批评李鼎祚，而且批评虞翻。其批评点，一是“改卦”，一是“琐碎”。比如：
“改卦起于仲翔乎？抑汉儒先有之乎？”（卷八第4a页）
睽卦《彖传》“天地睽而其事同”，虞翻注：“五动乾为天，四动坤为地，故天地睽……”〇惠士奇批：“又改卦，亦杂而碎。”（卷八第5b页）
睽卦初九。〇惠士奇批：“改变卦体，曲为之说，是为杂凑，全不成道理。”（卷八第6b页）
解卦六三。〇惠士奇批：“似此皆不成道理，远不如王弼。”（卷八第15b页）
渐卦上九。虞翻曰：“谓三变受成既济，与家人《彖》同义。上之三得正，离为鸟，故‘其羽可用为仪吉’。三动失位，坎为乱。乾四止坤，《象》曰‘不可乱’，《彖》曰‘进以正邦’，为此爻发也。三已得位，又变受上，权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宜无怪焉。”〇惠士奇批：“舍现在之象而取变动之爻，则何卦之不可变乎？改卦爻以就其说，妄矣。”（卷十一第5a页）
所谓“改卦”，即虞翻的“爻变之正”说。虞翻卦爻分析的体例有三类：卦变、旁通、爻变之正。这三种并非随意变动、毫无章法。卦变说明一卦所从来，旁通（一般限于一阴之卦或一阳之卦）是现在时的对观，爻变之正则指向未来。就爻变之正体例而言，所有的爻最终都需要通过运动变成既济，这样六爻都当位。从不当位运动到当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虞翻对于体例的要求是非常一贯的。
虞翻的这种体例，淹没在大量琐碎的注经中。没有通观全局的归纳，以及细腻的分析、长时间的研究，难以总结出来。惠士奇初读，便认为这种“改卦”太过随意、琐碎。如他批评损卦六五的虞翻注说“亦太琐碎”（卷八第23a页）、“仲翔说似此皆无足取，以故其书不传”（卷十第15b页），又说：“仲翔谪居南方，饱食终日，穿凿乾坤，自谓梦吞三画，妄矣。”（卷八第26a页）虞翻曾声称他的徒弟做过奇怪的梦，梦见虞翻饮了一个道士布在地上的六爻中的三爻。虞翻以此作为他受命注《周易》的符征。这种事情有可能存在，并增加了虞翻注《易》的信心。惠士奇斥之为妄，主要还是不能忍受虞翻注经的风格。在惠士奇看来，虞翻“谪居南方，饱食终日”，才有闲暇这么穿凿附会。
他讥讽虞翻：“信口乱道，仲谋逐之，宜矣。”（卷八第15b页）拿虞翻的政治遭遇来嘲讽，确实有点过分了。
惠士奇甚至认为虞翻的体例不如王弼——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弼对汉代取象之学的批判也就具备了合理性。由此可见，尽管惠士奇出于恢复古学的目的攻击王弼、宋学十分激烈；在面对汉注时，他又出现了犹疑。这是因为他并不能从根本上理解汉学的特色，更多地出于“好古”的目的来裁衡汉注与晋宋注。也就是说，惠士奇那里虽然有时褒扬汉注，但还未出现真正的汉学自觉。惠栋对惠士奇的批注也有不满，比如：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虞翻曰：“孤，顾也。在两阴间，睽五顾三，故曰睽孤。”〇惠士奇批：“太凿。”〇惠栋批：“《释名》亦训孤为顾，非凿也。”（卷八第8b页）
丰卦卦辞“勿忧宜日中”，虞翻曰：“五动之正，则四变成离。离日中，当五，在坎中，坎为忧。故勿忧宜日中。”〇惠士奇批：“亦琐碎不成道理。易象难明，又从而乱之。仲翔不如王弼者以此。”夹注：“现有离象，何必又变五为日中。”〇惠栋批：“勿谓无道理，亦自有乾坤。”（卷十一第11b页）
看上引第二条，惠栋应该是读了乃父这么多句“琐碎不成道理”的批注实在忍不住，才写了一句“勿谓无道理，亦自有乾坤”。惠栋已了然虞翻的体例，觉得惠士奇的批注才是不成道理。父子的这种张力，在惠栋自己的著作中体现得不明显，但亦非无迹可寻。《周易本义辩证》（以下或简作《辩证》）兑卦“上六引兑，未光也”一条：
《易说》曰：“凡阳称光。未光者，言九五之光掩于上六也。夬萃五上同义。”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惠士奇《易说》的原文：
说者谓上应三，三体离，故称光。内卦互见离巽，配火木入金宫，火木两弱，故曰未光。愚谓柔顺刚为巽，柔掩刚为兑。凡阳称光。未光者，言九五之光掩于上六也。说《易》者必离而后为光，固矣。夬五亦曰未光，岂离之谓哉。
惠栋显然对《易说》有所裁取，他把惠士奇对“说者”的批评去掉了。此所谓“说者”谓虞翻。《周易集解》的批校有助于我们解释惠士奇的写作风格。按虞翻注谓：“二四已变而体屯，上、三未为离，故未光也。”
惠士奇旁批曰“不可解”，又眉批曰“上应三，三体离，故称光。内卦互体见离巽，配火木入金宫，火强木弱，故曰未光。京氏曰：分贫贱于强弱。此之谓也”（卷十六，第27b页）。据此可推，惠士奇开始读不懂虞翻注（旁批），后来做出了一种解释（眉批），最后在纂辑《易说》时便将自己的这种理解当作是虞翻的说法，称作“或说”加以批判。然而这只是以京房法强说虞翻。虞翻注明谓“上、三未为离，故未光也”，亦即兑卦二、四爻变之正，则为屯卦；但三爻尚未变之正，三若变之正，则内卦离为光，且全卦成既济。今既未变之正，故未光。惠士奇全不解虞翻之意，而横加批驳；惠栋觉其批评欠妥而削去，可算得“干父之蛊”了。
惠栋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惠士奇《易说》比较谨慎，因自己的著作要传世，表现的是“四世传经”“咸通汉学”的建构；在这个批校本中，我们则发现了流动而充满张力的父子家学。
惠士奇对王弼以及宋易的批评也时常见到，这影响了惠栋。如以下几条：
屯上六“泣血涟如”，九家易：“伏离为目，互艮为手。”〇惠士奇批：“宋易不讲伏、互，遵晋易也。”（卷二第19b页）
巽九五：“易学仲翔殿其终，后来居上。辅嗣小儿实启宋儒。”（卷十一第26a页）
王弼开宋儒而 汉学绝矣 ，何故又引其说。（卷八第3b页）
坤《文言》“非一朝一夕之故”，虞注：“乾为寒，坤为暑。”〇惠士奇批：“乾寒坤暑，必有本。乾为寒冰见于《易》，坤为暑未闻。后世创为《先天图》，乾南坤北，则坤为寒冰，有是理乎？”（卷二第11a页）
离卦。〇惠士奇批：“乾为寒冰，安得在南？《先天图》出于道家，康节全是道家之学，朱子笃信之，殊不可解。”（卷六第27a页）
前三条是把汉代象数学的消亡归罪于“晋易”，亦即王弼，同时指出宋人恰恰继承了王弼的学风。后两条是直接批评宋人的图书之学。第三条直接提出了“汉学”的名字。
蒙卦。〇惠士奇批：“《参同契》曰：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余六十卦，各自有日。案卦图屯子蒙寅，又云申戌，未详。或云子申水生旺之处，寅戌火生库之位。《参同契》又云：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亦未悉其详。”〇惠栋批：“四世卦阴主八月，阳主二月。蒙贞于寅，见《乾凿度》。正月为寅。蒙，正月卦也。见孟喜《章句》及《稽览图》。”（卷二第20页）
蒙初六，干宝注：“寅为贞廉。”〇惠士奇批：“寅为贞廉，未闻其说。汉易已亡，干宝犹及见之也。”〇惠栋批：“贞廉当作廉贞。廉贞，火也。寅申有生火。”（卷二第23a页）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惠士奇已经开始着手以《周易集解》《京房易传》《参同契》等为基础来呈现王弼之前的易学面貌。但他未改明末文人矜奇好博的习气，统统取来。又随意批评，尚未确立起对虞翻等人的宗主。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原因是，“师法”作为惠栋汉学的关键方法，在惠士奇那里还未形成。
惠士奇的浅尝辄止，恰恰给惠栋留下了研究的土地。惠士奇很多地方批注的“未详”，惠栋要努力研究加以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惠栋不仅解决了他父亲的疑惑，而且成功地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了新的学问潮流。惠士奇批注随处感叹的“汉易已亡”，便是惠栋作《汉易考》（即《易汉学》）的推动力。
《易汉学》自序提到了惠有声“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又说惠士奇“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前者到了惠栋那里就是《周易述》，后者便是《易汉学》。这两部是惠栋易学的核心著述。惠栋皆将之推到家学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