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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纠结该如何描述这本书。它是一本回忆录，一个社会科学分析，还是只是一本故事集？由于总是通过民族志与深描来分析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家可能会将本书呆板地定义为“自我民族志”，或视为“亲密民族志”的一种类型。 [25] 根据德博拉·里德-达纳海（Deborah Reed-Danahay）的说法，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自我置于社会背景中的自我叙述”。其他学者明确表示，自我民族志的目的不只是放置，而是以这种方式分析自我。 [26] 亲密民族志则是探索家庭成员的生活，将这种生活与更大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同时也关注方法论、情感和伦理问题的影响。 [27]
无论使用什么术语，这本书都有意从家庭关系中挖掘自我民族志的材料。尽管所有的人类学家都依赖自我作为研究的工具，但我在本书中的这种倾向可能会更突出。起初，当我撰写书中最个人化的故事时，我坐在电脑椅上，闭上眼睛，回溯过去，试着唤起从前的情绪。当开始感到痛苦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快回到过去了。接着，就像超现实主义者用意识流写作工具展现无意识一样，我强迫自己不假思索地写作。人类学家的训练使我能够像优秀的田野调查者一样，试着不去评判自己的感觉和记忆——相反，它们是重要的民族志“数据”。一旦故事写好了，我就把它们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叙述结合起来。他们的讲述大多由录像或录音带记录。然后我根据这些故事确定了本书的形式。在处理这些故事时，我尝试在感受情绪和分析情绪之间穿梭，在这一过程中探究和挑战这些想法和感觉，并试图发掘这些叙事背后的东西。接下来，通过参考多年来收集的一系列材料，包括其他的录音和录像访谈、关于芝加哥东南部的档案研究、政府报告、剪报、学术著作和相关主题的文学回忆录，以及最重要的，与其他人的谈话，我将这些故事再情景化并进行交叉核对。借助这些材料，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故事，将它们在我脑海中循环放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希望能有所发现。
本书本身产生于一种双重意识，因为它结合了钢铁工人女儿的社会观和人类学家的社会观。书中的个人叙述尝试以某种像“家”的方式来思考和谈论社会阶级：这种方式让工厂倒闭前的“我”与这么多年后的“我”得以对话。我不再仅仅是一个钢铁工人家庭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我而言很重要。这些故事让我在过去和将来的不同自我间穿梭，令我必须在情感上毫无保留地写作与思考，让我同时从自己前后两种生命经验和思考中汲取养分。可以说，这本书中的叙述是我个人探索的一部分。我想找到一种理解社会阶级的方法，来弥补大量既有研究与现状不“符合”的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有不同的“语域”（registers），即语言人类学家所说的适合特定环境的说话和行为方式。当这些语域被视为相互对立的，而且彼此很少接触时，失调就会出现。我自己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经验，恰恰反映了关于阶级、关于美国的一些问题。
找到一种沟通这些“世界”的言说方式，将能更全面地向美国社会的这种分歧发出挑战。最后，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不仅站在了钢铁工人女儿的角度，也是为人父母对下一代的担忧。他们这代人将继承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严重分裂的国家。重新思考去工业化的核心变革及其对整个美国的影响，对任何批判国家分裂趋势的讨论而言，都是重中之重。
尽管我十几岁起就渴望讲出这本书中的故事，但这不是早年间的我能够做到的。那时候，包括父亲在内的其他家人，都和我一样疑虑重重：一个人如何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讲出来和被倾听？如何表达这样的经历才能不让它变味？如何使自己的意义不被更有权势的人误导或侵占？
我有一位年长得多的家人，在他的写作中，这样的困境也很明显。我的曾外祖父约翰·马特森在1967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它也言不达意，而且不太“符合”主流叙事。直到他去世，我外祖母才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纸袋，里面塞满了他在七十五岁时留下的字迹不清的打字页。用瑞典口音大声读出这些文字，能够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英语。这样你就会明白“vont”表示“想要”，“fju”表示“很少”。在纸袋的正面，他用铅笔写下了戏剧性的标题“至死方休的生存挣扎”（文前插图）。显然，他想讲述自己的故事，却把它藏在了阁楼里，直到死后才被发现。这表明，无论是描述痛苦的家庭事件，还是与移民热切地登陆美国海岸的神话故事不同的移民故事，他的讲述都与主流叙事矛盾重重。或许他把自己的作品藏起来，是为了说也不说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尽管讲述一个与其他主流叙事相冲突的个人故事并不那么容易，但我想说的是，将这些令人不适的地方表达出来，才是这种尝试的意义所在。有时人们不得不自我宣告：“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世界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呼吁人们关注被忽视的现实——即那些失语的、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的阶级现实。
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突然倒闭的那个早晨，我的母亲犹豫着要不要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因为她怀疑这将对我们的家庭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本书所表明的，它确实影响极大，让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理解和学会如何讲述。但本书也带来了希望，那就是，无论以多么微弱的方式来讲述不“合适”的故事，都可以重新定义我们对彼此间不断变化的阶级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共同未来的期望。
[1] 英文中矿石盘（ore boat）与桨船（oar boat）发音相同，年幼的作者没能理解妈妈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