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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积极地通过认识“阶级”概念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但这些文献又塑造了一个怎样的阶级概念呢？观察家们早就注意到，各种经济水平的美国人都倾向于避免公开讨论社会阶级（这也是有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难讲的原因之一）。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无形的、包罗万象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在一个长期以来把自己定义为精英治国化身的国家，这并不稀奇。对于穷人和工人阶级来说，承认自己不属于中产阶级，就会被指责为懒惰、失败，或者在其他方面犯过错。 [10] 至于那些继承了财产的人，如果承认自己的精英阶级地位，那么别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既没有为获得社会地位努力，也不配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对所有这些群体而言，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可以缓解潜在的尴尬。当然，人们确实会谈论阶级，但他们经常以迂回的方式和另类的表达来谈。尽管芝加哥东南部是一个长久以来劳工冲突频发的地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仍选择避免直接谈论阶级。相反，人们通过替代词来交流，例如“小人物”或“肥猫”，或者借助一些与品味和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符号来指代，例如某人的“廉价”穿着或“自大”的举止等。这种倾向在美国很普遍。即便是关于美国梦的典型国家叙事也不例外，即美国象征着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绕过阶级来谈论阶级的方式。
正如人类学家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所言，美国人经常借用其他社会范畴来思考和谈论阶级，例如讨论性别和种族。 [11] 在美国，阶级和种族总是被混为一谈，或者长期被当作同一回事。像非裔美国人，无论其背景如何，都会被象征性地与贫困联系在一起。在我童年时期的芝加哥东南部，这种倾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 [12] 工人阶级的白人会想方设法地将自己和生活在芝加哥南区其他地方的贫困黑人分割开来，用种族差异来迅速标记这种他们想要逃离的贫困。因为许多白人的移民祖先都很贫穷，而这种贫穷在地理上和世代上似乎都很接近。以这种方式将种族和阶级混为一谈，加剧了种族主义的强度。但它也有其他作用。它使人们难以承认中产阶级黑人或工人阶级白人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与人们的二元思维不符。它还淡化了种族和族群内部的阶级张力，造成了一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使人们难以认识其他类型的社会断层。
近年来，避免讨论阶级问题并将其转移到其他话题上的倾向，是21世纪初美国政治文化高度失调的核心。不直接谈论社会阶级，意味着人们往往以跨阶级的文化怨恨来表达阶级态度，这让我们无法认清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并进行补救。 [13] 例如，避免直接谈论阶级，有利于将工人和中下层白人对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阶级怨恨转化为对弱势少数族裔的怨恨，而非怨恨实际上可能发号施令的手握实权的大人物。这不代表人们的经济利益比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前景更真实，毕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非常了解后者的力量。相反，正如其他评论家所言，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玩世不恭地操纵文化，以掩盖经济和政治，模糊强大的利益和政策，而后者正是这个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基础。当有人严肃地质问谁在近几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受益或受损时，它往往会被草率地斥为嫉妒或被夸张地称作“阶级斗争”。
承认我们需要对美国的社会阶级进行更直接的讨论，并不意味着“阶级”自然而然地“在那儿”存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像所有的概念一样，阶级的概念不只描述了世界，更为理解世界给出了特殊的解读。但阶级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透彻地洞察了当代世界。为了理解我在芝加哥东南部和富裕的寄宿学校所经历的事情，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在积极地寻找这一概念。它是理解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一个必要视角，也是理解21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视角。阶级对我们当代的国家对话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直面不同背景的美国人长期回避的各种问题，还因为这些问题是应对当代困境和选择的关键。
在学术界，阶级的概念时常在各式各样的争论中被定义和使用。对于那些承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思想脉络的人来说，阶级指的是以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关系中的经济位置为基础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在不断地转变，最近的转变是当代理论家所称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阶级定位源于一个人的工作或拥有的经济资本，而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剥削是历史变革的中心。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阶级与其他类型的地位区分和社会群体交叉，不能还原为经济关系。对韦伯来说，信仰发挥了自身的因果关系——经济不一定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多种因素都可以带来历史变革。韦伯的思想不仅为理论家们后来所理解的“文化”创造了空间，还探讨了意义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包括特定阶级的人如何对世界产生文化意义。韦伯的思想遗产还鼓励学术界思考新的问题，例如，20世纪新兴中产阶级的物质产品消费如何决定人们的身份感和地位感，为理解经济生产领域以外的阶级提供了新的舞台。 [14]
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试图将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结合起来，思考阶级如何与人们在受教育、工作或某些社区生活中习得的文化品味、风格、习惯和口音相关联。这种文化倾向和不同的社会地位相一致，成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有助于经济地位的再生产。 [15] 有学者反驳道，虽然阶级的社会和文化维度可以再生产其经济维度，例如，当拥有“正确”品味或和“错误”的人交往时，我们的阶级地位就会永久化。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简单。例如，人们有时会有意地运用不同阶级的文化风格。一些学者表明，我们在表演阶级时，不仅要体现我们现有的经济地位，还要试图将自己与那些在阶级上“高于”或“低于”我们的人象征性地联系起来，这往往是社会愿望或叛逆的表现。对于50年代穿工人牛仔裤的中产阶级白人青少年，或者今天听嘻哈音乐，或为了激怒父母而进行跨阶级约会的人来说，这种行为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文化反叛或性反叛，因为他们想要与社会赋予自己的阶级期望和要求做斗争。 [16]
简而言之，与其把阶级看成一群被严格定义的人，甚至是经济秩序中预先确定的社会地位，不如像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早前针对不同情景所指出的那样，把阶级看成一个过程。我认为，阶级是关于我们生活的轨迹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其发展经常不为人的意志左右，但有时也会被我们干预。阶级也是我们与或多或少有些权势的他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且和经济、文化都相关。但在当代人类学的意义上，将阶级和“文化”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要像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文化”论那样去指责那些让穷人堕落的坏习惯。 [17] 相反，这里的“文化”是指我们可用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充满力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制约着我们的行动和信仰，我们也利用这些资源来创造有意义的生活。
最后，我认为阶级还有一种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同于经济讨论中的普遍假设。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身体中明显地感受到阶级。我指的并不是人类学家常说的阶级的“具身化”方式，如它在我们日常习惯、品味和生活方式上的体现。相反，我指的是阶级如何作为接触有害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结果，在我们的细胞、器官和生物过程的实际化学成分上留下印记。这些现实与我们从事的工作种类、我们居住的地方和我们吃的食物种类密切相关。环境正义倡导者和职业安全专家意识到，一些工人和社区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环境危害。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通常要么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要么生活在工人阶级或贫穷的社区。另外，虽然并不绝对，但有色人种通常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在芝加哥东南部，由于工业工作的性质、空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住宅和有毒废物的零距离，环境暴露一直以来都很普遍。这样的历史意味着我们需要切实地思考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阶级化”的。
为了让阶级的概念公正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我认为它必须是一个多方位的概念。 [18] 这种对阶级的宽泛理解，并不意味着阶级会像一些批评者担心的那样变得无所不包、毫无意义。除了社会、文化和物理维度，阶级仍然是和我们在世界上的相对经济地位相联系的不平等形式。尽管如此，阶级的不平等形式是在与其他不平等的关系中彰显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述，阶级、种族和性别“相互构成”。换言之，每一种不平等都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同时产生、相互关联的。 [19] 具体阐明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如何与其他不平等相互作用，仍至关重要。在一些情况下，某种不平等可能会强化其他不平等，达到共同发展。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的作用与发展过程可能截然不同。简言之，阶级不是一个凌驾于其他变量之上的主导变量。相反，它是其他不平等中的一部分。即使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但在某些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有些不平等会更突出。
虽然我长期关注社会阶级的问题，但直到求学生涯的后期，我才开始充分探索这些问题。由于青少年时期我已经对阶级概念有了很大热情，所以在研究生期间得知阶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框架时，我兴奋不已。但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某种疏离感也一直萦绕在我左右。我当时的目标是找到一面知识的镜子，来反思并理解自己和芝加哥东南部其他人的经历。但我却常常觉得很难把自己、家人或者邻居代入那些讨论阶级的抽象学术作品中。我最喜欢读那些讨论人们日常生活细节和他们如何理解世界的人类学文献，很享受阅读的过程。但更具学术权威的似乎是那些高度抽象或结构化资本主义社会、脱离人本身的理论文献。 [20] 有段时间，我非常担心自己缺少解读阶级的权威性。因为要真正理解“阶级”，似乎首先要掌握看似深奥的理论论述。可以说，我的疏离感与对特权的不忿交替出现。通过抽象的表达来拔高学术交流的门槛，恰恰是一种将受教育程度较低、说话较直的人拦在门外的特权行为。虽然我慢慢发现这些更抽象的学术作品对我启发很大，但这件事本身其实挺讽刺的：一篇讨论阶级的理论文章越是复杂，就越容易让人觉得它与其想要形容的工人阶级生活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我渴望得到更多认可，渴望让人们知道工人阶级背景的人也可以分析自己的阶级经验并为它赋值。 [21]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有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场所来思考阶级？在那里，理论和经验会被视为虚假的二分法；在那里，对话可以在更公平的环境中进行。许多人已经设法在工会大厅、教堂地下室、社区大会，乃至与民族志学者的田野交流中，建立了这样的场所。在这里，我试图通过这本故事集创造一个类似的场所。在我十几岁时，每次和父亲谈论“大问题”，我们都喜欢这样做。他总是会用一个故事来回答我的问题。当我问他关于工厂或政治的问题时，他会用食指戳戳我的腿，然后说：“让我告诉你，花生……”然后开始通过一些故事来告诉我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我并不总是认可他的故事；有些我甚至觉得有问题。但很明显，他的故事不是单纯的逸闻趣事，而是一种分析世界的方式。
出于各种原因，我把这本书作为一本故事集。从心理学上讲，一种深层的需要让我这样做。人类学家芭芭拉·迈尔霍夫（Barbara Myerhoff）在《细数我们的日子》（ Number Our Days ）一书中指出，无论是通过讲故事还是写作，人们总是想连贯地讲述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使他们将潜在的差异和冲突的经历拼凑在一起，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统一的自我意识。 [22] 我发现自己也想通过讲述我和家人的故事，来疗愈自己断裂的生活。此外，故事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交汇点。在这里，无论是通过个人经验来提炼理论，还是通过分析来理解个人经验，都能得到同等的认可。尽管故事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媒介，但它让不同背景的人借此沟通与交流，比大多数媒介更好。 [23]
故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总是在某处发生，由某人讲述。讲述自己的生活能让每个人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即人类学家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定位”。 [24] 我们都生活在时空之中，生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时刻下，这些都塑造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认清所处的社会与阶级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挑战精英们定义世界的倾向，挑战他们利用权威以抽象和概括的方式来遮蔽世界、造福自己的行为。个人叙事也很擅长在动态过程中展现人和阶级。毕竟我们所走过的（或未能走过的）阶级轨迹、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我们与过去的关系等等，都和我们的生活故事紧密相连。个人故事也记录了建立在阶级上的矛盾。当个体在家庭、邻里、地区甚至国家中“向上”或“向下”流动，与他人保持一致或对立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会改变，从而出现矛盾。最后，讲故事让我们认识到阶级与其他经历的关联。毕竟在个人故事中，除了阶级背景，我们还代表着女人和男人，非裔美国人、白人、墨西哥人，移民、本地人，同性恋和异性恋者。
重视讲故事并不意味着必须将其浪漫化。正如关注叙事的学者所言，我们讲述的故事并不是理解事物的特权形式，也不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内在洞察力：故事可以是敏锐的，也可以把我们引入歧途；可以与最有权势的人相左，也可以支持其观点。虽然故事通常是人们试图传达他们经验的一种方式，但故事并不是了解这些经验的直接窗口。传达故事总是通过语言媒介，通过我们对表达方式的选择，以及通过引导我们讲故事的社会惯例而发生。我们与对方分享的是自己对经验的解释，而不是经验本身。简言之，防止“自下而上”将故事浪漫化的倾向与防止“自上而下”将理论浪漫化同样必要。
当然，个人叙事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讲故事。当我们讲故事时，重要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有讲故事的情境。我们向谁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最关键的是，为了什么效果？我们的故事是为了干预世界、说服他人、表达感情和事件，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样一来，故事就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它们是世界的一个动态组成部分。例如，我们讲述的关于社会阶级或去工业化的各类故事，有助于积极创造和改造我们所处的世界。因为我们的故事与我们的社会行为密不可分，所以它们被学者们认为是更大的“结构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妨问问，近几十年来，美国某类群体在经济上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利益，而其他群体却一再受到伤害，是什么样的故事助推了这个过程。另外，还有哪些故事认为工资体面、福利优厚、工作稳定的工业岗位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甚至认为它们的消失是一种社会进步？从难以想象去工业化的时代到几乎无法避免去工业化的时代，通过思考这些故事和它们遭受的质疑，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过去，从而理解美国不平等扩大的根源，为未来开创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