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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技术体系的更新，生业方式的变更，社会组织的改变，乃至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或者跟从于这种调整。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
人类活动中的重要一环——资源开发，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有研究从环境史角度关注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带来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石漠化、森林破坏等环境问题。
清代中期滇东北铜矿业的生产，造成了当地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对楠木资源进行了卷地式扫荡，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没有生态意识，对采办没有节制，致使楠木资源枯竭。
以上诸多关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均一味地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忽略了人类为争取生存和发展、力图维护和谐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以致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量过于平面化，缺少人的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多维互动。包括钞晓鸿的《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一书，仍缺少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呈现。
因此，关注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可试图开启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多维互动，而非单一视角的资源开发必然带来破坏性的单一型研究。
学界鲜有专门关注盐业生产与生态关系的研究，截至笔者确定这一研究选题的时候，未有成系统的论著来阐述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关系的研究。笔者在大量阅读相关盐业社会研究论著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零星的表述涉及这一主题。这些仅有的零星表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盐业生产给生态带来的不可逆的破坏性影响。在《八十年来云南盐业史研究综述》
中提及盐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的，只有李源和杜雪飞的研究。李源指出，对云南盐的开采是掠夺式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杜雪飞直接将云南黑盐井地区柴薪煎盐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作为既定事实，从技术、制度和利益因素的角度来分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提及盐业时代政府官员对造林价值的忽视及灶户对森林价值的忽视。
除此之外，在其他关于云南盐的研究中，也涉及盐业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此外，李兴福将盐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作为黑盐井盐业衰落的原因。
张崇荣指出，森林资源的减少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白盐井，从而制约了盐业的发展，其次是威胁到了市镇的生存。
关于诺邓盐井的学术研究，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诺邓’，白族语为‘有老虎的山坡’，彝语‘黑’为‘诺’，林深竹密的沟箐为‘邓（赕）’，意为‘林木茂盛的地方’。可见，这里曾经森林茂密，植被较好。后因大量砍伐森林竹木煮盐，林木渐被砍伐殆尽，现已是光山秃岭”
。这样的表述已经成为理解盐业生产过程中林业生态的基本常识。但这样的常识未免单薄，有失全面性。地名比一些文化要素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短则几十年，长则上千年，因而透过地名来分析延续下来的文化要素具有可行性。那么，为实现严谨的研究，我们需要从“诺邓”这一地名的使用年代来看其代表的“林木茂盛的地方”所指涉的时间维度，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时间维度。此外，我们要细致分析诺邓的林业生态变化过程，去尽量复原林业生态的历史场景及整体性问题。面对盐业生产需要砍伐大量林木，这是事实，但认为导致当地“光山秃岭”，盐业生产是唯一原因或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这是需要小心求证的。在一本关于盐的通俗性读物《中国滋味：盐与文明》中对盐业社会的生态有如下有失偏颇的表述——“在西南有的井盐区因为煎盐，将周围的树木砍光了，不仅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最后也使得盐井因缺乏燃料而停产。”
这样的通俗性读物受众面较广，类似不严谨的表述会造成读者的认识误区，一语概之地认为滇盐开发是生态破坏的必然，盐井地的停产是因为砍伐树木带来的环境破坏。基于学术的严谨性表达，笔者将尽力呈现盐业生产与林业开发之间的复杂面向，这里涉及森林的砍伐与养护、人口激增带来的盐业生产压力、盐业社会的生态观念、生产技术的进步对森林索取的减缓等，尝试从整体观来看待盐业开发中的生态议题。
在盐井的地方志中，多有对地方生态环境的简单判断与表述，如《禄丰县志》中有“历史上，因砍柴煮盐、植被破坏和陡坡开荒，水土流失严重”
的记载，这样的记载不仅承认历史上必然的环境破坏，也将环境破坏的矛头直指盐业生产的柴薪砍伐。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云南省志·盐业志》，是滇盐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在此志书中，有关于滇盐生产生态过于简单的论述：“云南制盐行业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一直是采薪熬盐，年复一年砍伐柴薪，而忽视造林。各产区周围一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成荒山秃岭，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导致（20世纪）60—80年代一平浪、乔后、磨黑等矿区先后被泥石流袭击。其中，元永井矿区于1960年10月19日发生的泥石流，造成死亡108人的重大恶性事故。这些事故虽然直接原因都由暴雨引起，其根源与历史上制盐业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不注重科学生产有关，应引以为戒。”
在《云南省志·盐业志》中，还有专门的文字描述盐业社会以柴煎盐破坏生态的情况：“由于历史上滥伐林木，不事培育，井场附近，早已童山濯濯；加以开荒种地，植被稀少。因而一到雨季，往往山洪暴发，引起泥石流及滑坡、塌方，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以上研究及表述均涉及盐业生产过程中森林资源砍伐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且将森林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作为不可逆的要素，这样的研究将盐业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作为互为抵触的矛盾存在。与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一样，盐业的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也成为一维的存在。而全盘地查阅历史文献，及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就可以看到历史中的生态与盐业生产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
笔者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实际田野调查资料与相关研究不相符合的情况，即云南诸盐井在维持食盐的顺利生产，为确保作为重要盐业生产资料的柴薪的正常供给之时，会诉诸持续且较大的人为的力量，来进行山林的保护与柴薪的正常更替。云南盐井的开发，有史书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如滇盐主产区盐井、白盐井、云龙八井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盐井实际开发的历史是要早于史书记载的历史的。因此，在长时段的产盐过程中，如果盐产地不积极协调森林砍伐与制盐之间的关系，那么产盐不可能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如果诸盐井地的森林并未得到较好的保护，那么在长时段的煎盐历史中，森林的生态危机便早已暴露。在笔者参阅地方志的过程中，发现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再生进入了当地官员与民众的视野，当地为实现盐业的顺利经营，实施了对森林的保护措施。如白盐井在关于维持柴薪的正常供给方面所做出的实践性管理及策略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灶户群体和官员群体对柴山的经营管理，具体包括公山与私山的并存、将柴山的合理使用规范化；修枝割叶及三年一砍等对山林特殊的、精致的索取方式将盐业生产对森林资源的危害降至最小化；由官员主导的植树造林措施有利于山林的再生。二是，盐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为减少柴薪的消耗量及维护盐业生产与柴薪供应二者关系的平衡发挥了效力。三是，盐业生产过程中民众对林业资源的观念及其在观念作用之下的文化适应与文化保护，即当地森林生态保护的地方性知识，是当地人对林业生态诉诸的文化策略。尤见，盐井为维持柴薪的顺利供给，所做出的地方实践是鲜活且多样的，这些，正是地方生态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当问及当地历史进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时，受访者给予的答复是当地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于“大炼钢铁”及“集体化”等特殊的历史时期，而盐业时代的森林破坏与之相比，就可谓“小巫见大巫”。这一事实与笔者前期所接触的既有研究不相符合，即既有研究忽视了长时段的盐业生产过程中地方对生态尤其是森林资源的维护之努力。同时，当地一方面是盐业生产，另一方面是林业开发，这种类型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典型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力非常剧烈的人地系统，比一般地带更能凸显开发与保护二者的紧张与互动。
因此，在实际田野调查与既有研究不相符合的情况下，笔者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即研究缺乏整体的视野，并未完全厘清盐业生产、柴薪消耗、林业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对关系的论断过于单一、平面。因此，这也激发了笔者以此为主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兴趣，也促发了笔者此研究主题的新的研究取向。主要在于，在围绕柴薪来探讨盐业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将盐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柴薪要素即是这一整体的关键一环。围绕柴薪要素，可以牵出诸要素的关联，如围绕柴薪供给的林业开发与保护、围绕柴薪供给的盐政施行、以节省燃料为目的的盐业生产技术改革、柴薪消耗带来的盐井生态变化等，围绕柴薪即可以生产一个社会统一体的形态。因此，笔者意在探讨盐井地盐业生产历史进程中围绕柴薪的顺利供给，所进行的林业开发与保护实践、柴薪与盐政改革、柴薪与技术变革、柴薪与盐井生态、柴薪与道路保障、柴薪紧张与盐业衰落、盐业社会转型与生计变迁等议题。这既是对既有研究的查缺补漏，同时为盐业时代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关系的全面理解增加注解，亦为理解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努力呈现盐业社会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之间的立体图像。同时，与既有的以“盐”为中心来看盐业社会相比，笔者以“柴薪”为中心来看盐业社会，会有新的视角与发现。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笔者以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基于既有学术研究中关注人类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扁平化与单线条化的不足，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深入云南历史上盛产食盐的古镇古村，对云南最大的两大产盐区，即黑盐井和白盐井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全面搜集地方文献、碑刻、口述史等各类资料，围绕柴薪议题对黑盐井、白盐井进行全观式的研究。此外，基于云南盐业社会的同质性特点，笔者还专门将云南盐业社会作为区域共同体，对诸多盐井地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这些盐井地包括大理的宝丰盐井、诺邓盐井、乔后井，西双版纳的磨歇盐井，普洱的磨黑井，楚雄的一平浪盐井，昆明的安宁盐井，等等。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互为求证，以深化对盐业社会的认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田野调查资料，结合地方与区域的文史资料、滇盐的既有学术研究，以纠正既有认知的偏误，增加以盐业生产过程与柴薪供给为主线的地方生态复杂性维度的考量。
比较欣慰的是，在笔者从事此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与笔者同样在关注云南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关系研究议题的研究。此研究是西南林业大学李正亭于2018年10月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环境史视域下云南井盐生产与井场森林生态》
，这一研究是李正亭所主持的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环境史视域下云南井盐生产与井场森林生态”的研究成果。此研究专门关注了云南盐的柴薪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通过植树造林、“移卤就煤”，对既有柴薪问题进行回应。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综合地就云南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关系进行研究的专文，除却此篇研究，笔者尚未发现李正亭及其他研究者关于此议题的其他研究成果。当然，李正亭以历史学的视角对云南盐的生态问题进行概述，很多问题还可以延伸与讨论，亦不是一篇学术文章就可以探讨清楚的。除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植树造林及“移卤就煤”工程外，还有长期生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地方林业生态保护的技术推动、盐政推动等，都是此篇文章未能指出的。整体而言，这篇研究因缺乏整体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其基调认定“盐矿开采是云南大量消耗森林资源的重要原因”
。
此外，笔者关注此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已经发表。笔者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危机的调适：清末云南白盐井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互动研究》
，研究以云南白盐井为个案，针对现有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多关注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这一维度，而缺少对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多角度的互动关系研究，进行回应与讨论。文章指出，清末至民国时期云南的白盐井盐业生产与林业生态间呈现出良好的平衡状态，二者的良性互动得益于不同利益群体对柴山的经营管理、盐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与扎根于地方的传统生态知识。清末云南白盐井盐业生态的维护实践，呈现出了环境脆弱性与社会弹韧性互为影响的持续过程。当然，一篇论文不足以言明笔者所要表述的主题。以博士后论文写作的契机，笔者得以对此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
盐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历史上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长期由国家管控。盐的讨论，实则诉诸了人工的力，有人的能动性意涵。“盐”与“卤”的区别即在于“天生曰卤，人造曰盐”，“卤”到“盐”的过程，即从自然状态下的盐水通过高温蒸发、去除杂质形成人工化食盐的产物的过程。从“卤”到“盐”，从自然物到人工物，是人类利用自然为其服务的一大进步。从此，“咸”开始方便运输，可以在更大区域内互补物资的有无，拓展人群聚集的广度，也因其运输的便利性与易得性，为养活更多的人口提供了可能。同时，“咸”这样的味觉体验进入商品化的过程，也促动了不同地域物资的互通，实现了以物的流动带动的人与人之间的流动与交流。一般而言，盐井地的商人将食盐运输到供给地，回程的时候会带回别地的特产物资，如布匹、铁器、茶叶、丝绸等；或者从别地来到盐井地的商人会带来出自他们当地的物资，在盐井地售卖之后带上食盐再回到当地售卖，这样就避免路途中去程的物资空缺，从而实现物资交流，也将商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了。《隐存的白金时代：洱海区域盐井文化研究》的作者赵敏就特别强调食盐是最早推动商业发展的商品，是各地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
，因为没有其他商品，可以像作为商品流通的食盐一样，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茶叶、丝绸、陶瓷，与食盐相比，不是必需品而只是消费品，其中一些属于奢侈消费品，只是这类商品的经济附加值高，所以成为长距离运输用以获取巨额利润的商品。关乎人类生存的盐的流动，附带催生了其他商品的流动，也就促进了区域的商品化过程。
盐于云南区域社会而言，更凸显其在云南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滇之大，惟铜与盐”，正体现了盐对于云南区域历史的意义。云南盐井的开发与云南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人类作为生命体，其生命的维系需要食盐中特定微量元素的供给。这可以对既有的人类起源地的核心要素做一些补充。作为普遍认知的人类起源地的要素，应该是土地与水源，但基于盐的重要性，在人类起源的要素里，应该再加入盐的要素。因此，出产食盐的地方，也即人类活动较早的地方。围绕盐的开发、生产、运输等持续性的活动，便形成了典型的社会类型——盐业社会。盐业社会是“一切皆以盐故”，以盐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盐业社会在人群生计、经济形态、人群互动、信仰层面存在同质性，同时，盐业社会具有较强的区域联动效应。
云南盐的研究，第一类是历史学视野下的研究，如赵小平、李正亭、黄培林等的研究。赵小平的学术研究一直以盐为中心，从历史学的学科视角，对既有能够搜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专题性的解读。研究以“云南盐”为研究单元，研究主题涉及云南盐的盐政、盐文化传播、盐与市镇经济、私盐问题等。赵小平的研究自2000年开启至今，已经有20余年的云南盐专题研究经历。这些研究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近40篇。他围绕盐申请到的研究课题有“民国云南盐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等。李正亭也围绕云南盐做了一些研究，主持了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环境史视域下云南井盐生产与井场森林生态”、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项目“味锁春秋——盐与古代云南社会”。关于云南盐较早的专题性论著是黄培林与钟长永主编的《滇盐史论》
，该书是云南盐的专题性论著，虽然内容多以描述的方式呈现，但是于云南盐的研究确实是绕不开的基础性学术读物。此外，近几年一些学者对云南盐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张崇荣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清代时期的白盐井市镇文化做了细致的研究。
徐建平与文正祥从盐业法律角度对清代盐业法律制度与工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论述，认为清代云南的盐税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对盐井的开发也形成了新的高潮。
訚柏在《古镇的兴衰对滇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云南楚雄黑井和石羊盐业古镇为例》一文中认为云南楚雄黑盐井（今黑井古镇）和白盐井（今石羊古镇）盐业古镇的兴衰对滇中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该文论述了黑盐井和白盐井两个古镇井盐产业兴起、发展及最后走向衰落的过程，从中探寻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
从历史学出发来关注云南盐的研究，涉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史、政治史的研究，具体的议题有盐井市镇发展、云南盐政的变化、云南盐井的产量变化等，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尤其是正史的研究，多偏向于将盐置于相对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而缺少地方感。
第二类是其他学科关于云南盐业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学科对云南盐的研究。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切入研究，形成一定影响力的是舒瑜的《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关注了盐的流动性，总结了学界已有的关于物的流动性的研究，以云南诺邓盐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对诺邓由外而内的交换圈进行细致分析，力求通过盐的流动与交换来呈现诺邓的上下、内外关系，管窥晚期帝国如何通过“物”来实现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她的研究指出，在西南研究物的流动性，不仅要关注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力量、区域市场体系以及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等视角。舒瑜关于云南盐的研究，还在其《从清末到民国云南诺邓盐的“交换圈”》
等研究中有所表达，她的研究的出新之处，在于将“盐”置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野范围内，将物作为理解人、理解社会的途径而非目的。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式即在于从人类是物件的主宰者，发展到物件成为人之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主宰着人与物的关系。Lash就指出，人不再是知道物件，而是去体验物件，物件也不再被视为仅是功能性的东西，而是被赋予了影响、需求、关注、陪伴、共存等文化上的意义。
[1]
物质不仅被赋予了文化上的意义，更再现了文化；物件参与了我们自身与他人的过程，因此也正是社会自我形塑的过程。
[2]
物是社会文化意义的承载体、传承者与散播者；物是个人特性、价值、品位、生活状况之反映者；物对人的意义会随着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转变；物对人的意义可以被符号化。
同时，从人类学、民族学对云南盐进行研究的成果来看，有笔者近期出版的《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
，以云南食盐主产区石羊古镇（历史上为白盐井）为田野点，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切入探究盐井地城镇化类型。当地“有盐在先”“皆以盐故”，在历时性的梳理中，白盐井的城镇化因盐而呈现为三个阶段，即因盐而兴的城镇化、因盐而衰的城镇化、因盐复兴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与研究以西方工业化以来的城镇化为指导。此研究加入历时的维度，回溯城镇化的历时表达。在历时性的城镇化研究中，以“盐”为切入点，意在抽离出在长时段的城镇化中，影响石羊古镇城镇化的关键因素——资源、市场、人的流动、国家角色，这几个要素也在城镇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互为作用。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城镇化表述。
民俗学对云南盐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是朱霞的《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研究》
，研究云南省云龙县诺邓村的传统井盐生产民俗，主要探讨民间生产技术与民俗的关系，以及民间技术社会活动中的民俗，具体围绕井盐生产的原料资源分配、生产组织、劳动分工、产品营运、生产仪式和信仰活动等民俗事象进行研究。她还有以云南盐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她关注的《滇南盐法图》已经有系列的研究成果。
此外，她还关注盐井的信仰与仪式
、私盐问题
。
以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对云南盐的既有研究，还有诸多可以探讨与深化的地方。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云南盐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区域盐如川盐、粤盐的研究，还未形成以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整个中国盐业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海盐类型的研究。与海盐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成熟，以黄国信的研究为代表，他尤其关注私盐的问题，为既有盐业社会的结构性认知注入了新的解读。以川滇为主的井盐的研究大致未能超越沿海区域海盐的研究范式，但是以井盐作为食盐的特殊类型，结合川滇区域的特殊自然地理，自然会形成井盐盐业社会的特殊探讨空间，这些都是有待学术去发掘的。即使将云南盐置于井盐的范畴，滇盐的研究亦不如川盐。四川的自贡被冠以中国的“盐都”，内有保存完好的盐业社会遗址遗物，有专门研究盐的机构——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有专门的研究团队，且有专门的盐文化研究刊物《盐业史研究》。在学术刊物、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带动下，川盐的研究展现了其内生力，还逐渐带动了整个中国盐业史的研究。而相比川盐的研究，滇盐的研究就显得势单力薄，研究尚未形成团队，还缺乏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总体而言，滇盐的研究还有较多可以开拓的空间与可能。
二是既有研究多为零散式、专题式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也缺乏在专题性基础之上的整合性研究。既有学术专著中要么止于泛化的描述，要么仅是个案式的书写。而学术论文中关于滇盐的研究，多在于描述事实或是厘清历史，缺乏与国内外盐业社会研究的对话。
三是研究偏历史学方面，其他学科作为新生力量对既有盐业社会的研究，其解释力还较弱，还有不断开拓的空间。历史学视角下的盐业社会研究多偏向盐业史的研究，在描述事实与厘清历史的层面，做出了具体性工作。现有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加入滇盐的研究，以新视角、新方法为滇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当下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大转向背景下，以物质文化的理论基底来重新进行滇盐的研究，强调在盐驱动之下的人群聚集与人群的内外、上下之别，无疑是滇盐研究中的鲜活视角。但除史学外的其他学科的加盟还较为有限，产生的解释力有待提升，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
基于既有研究的不足，也基于笔者关注云南盐的学术积累，笔者欲借助相关研究，提出云南盐业社会的类型学意义。于云南区域来说，将盐业社会作为特定的社会类型，可以追溯到云南历史发展的典型历史，包括商品经济的形成、移民社会的生成、地方城镇化的过程等，以上诸种，可以为云南历史提供典型类型，从而加强对云南区域史的认识。具体围绕两个问题：云南盐业社会的类型学特征是什么？云南盐业社会的类型学意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会在研究的主体部分进行陈述，亦会在结论部分进行总结。对云南盐业社会类型学意义的探讨，将丰富既有盐业社会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盐业社会提供类型学的解释，进而为云南区域社会的研究提供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