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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七月二十四、五日，臣在舟次，迭奉七月十一、十四、十五等日寄谕，训饬之事甚多，而遣撤勇丁及查洪福瑱下落二事，宸廑尤切。伏读谕旨，有云：裁撤兵勇，虽为节饷起见，然骤撤三四万人，恐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从前川、楚善后，积至数年，方始肃清，可为殷鉴。不若先汰老弱，而以精壮各军分赴江、楚，俟江、楚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归农，或挑补各营兵额，俾不致复生枝节，方为尽善等因。钦此。
臣以欠饷太巨，后患无穷，久思大加裁撤，以节糜费。嗣与臣弟曾国荃酌商，防戍之兵与游击之师不宜太少，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于七月二十日续奏在案。
湘勇召募之初，选择乡里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至挑补兵额之说，近多建此议者，臣窃不以为然。盖勇丁之口粮，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马粮之缺极少，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供衣食之需。谁肯于数千里外，补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朴实之勇，补三江绿营之兵，必不情愿。其愿补者，皆游惰无归者也。此事另奉谕旨，抄发陈廷经之条奏，饬令妥办。臣愚以为勇则遣回原籍，兵则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复始，庶为经久可行之道。谕旨又云：昨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等因。钦此。
臣初闻金陵克复，亦深虑极大之城，必多窜逸之贼，湖熟追杀净尽之说，臣亦不敢深信。迨臣至江宁小住经旬，距克城已阅二十日，而附近如溧水、句容、丹阳、高淳、东坝、建平各防之将，各县之官，并未禀报有贼匪窜过之事。臣弟所派各路跟查之弁，亦自东坝、溧阳等处归来，报称沿途百姓，未见有贼踪经过之事。臣于是释然大慰，以为洪福瑱必死于乱军无疑矣。旋于七月十一日，接宁国守将刘松山及委员陈斌禀称，洪福瑱带二三千人，逃至广德。旋又见左宗棠寄臣弟函称，伪幼主率贼二三千人，逃入广德，迎至湖州，皆云系逃出难民所供。十三日接浙江粮道杨昌濬禀，亦云：洪福瑱带二三千人，窜至广德。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则云：金陵余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与刘松山、杨昌濬所云二三千者，微有不符。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陞，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薙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堪以仰慰宸廑。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发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贼情诡谲，或洪福瑱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亦古来败贼常有之事。应俟查明洪福瑱实在下落，续行具奏。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该逆大开十三门，每门冲出数百人，不仅由缺口一路，官军亦未必能悉数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乡民争匿，羁延时刻，官军亦未必能既脱复擒。今之逸贼无几，渠魁就缚，盖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此也。除谕旨垂询各事，另行分条覆奏外，谨将此二事，先行附片驰陈。
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