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

奏为江西牙厘仍应归臣处经收，以竟金陵将蒇之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江西抚臣沈葆桢咨称，以江西军务方殷，请将茶税、牙厘归本省经收，于二月二十六日具奏，抄折咨会到臣。伏查臣军奏拨江西之饷，前后约有三项。臣初任江督，奉旨兼办皖南军务，其时江南六府糜烂，皖南仅存祁门一县，一片贼氛，无从下手。臣于是奏办江西厘金以充东征诸军之饷，奏拨江西漕折五万，以充徽、宁两防之饷。逮二年四月，因各军逃亡过多，又奏九江洋税三万以清积欠，先后奉旨允准。沈葆桢到任后，于元年九月奏明，将漕折截留不解。臣营二年六月奏留洋税，专充江忠义、席宝田之饷，并未解过臣营一次。此两项者，臣均未具疏覆奏，力与争辩。此次截留牙厘，不能不缕陈而力争者，实因微臣统军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

即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请我皇上钦派大员，察看东南数省，果江西之军民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军民较苦乎？假令沈葆桢奉使巡视皖、吴一次，果行军于江西较难乎？抑行军于皖南、金陵较难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于三省皆系辖境，非敢厚于皖、吴而薄于江西也。无论何人处臣之地势，不得不出于此也。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以臣观之，洪酋与忠逆坚悍异常，屡掘地道俱未得手，本无粮尽确耗，又城中新种麦禾，青黄弥望。臣之愚计，谆嘱曾国荃、鲍超等总须力扼窜路，不使逆酋挟大股冲出，贻患他方。至克复之迟速，尚难预计。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彼时围师比今日多二万人，饷项存营者尚数十万，徒以迟延未发，尚为军士借口，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此臣之隐衷，外人诧为过虑，惟冀皇上鉴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然疆臣既得专管利权，则督与抚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轻重主客之分。臣尝细绎《会典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

厘金之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诚倡办于扬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国家经制之款。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谓安徽应筹耶？则乔松年亦得执本省隔省之说以相拒。谓江南苏、松各属应筹耶？则李鸿章兵数之多亚于臣处，战事之殷倍于上游，除议定月解四万外，势难再行提用。谓江北淮、扬各属应筹耶？则里下河蕞尔之区，臣与吴棠、富明阿、冯子材四人争剥竞取，其何能给？且畛域之说太明，则镇、扬两防断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帅，必有窒碍难行之日，臣窃以为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广东七成之厘金，湖南东征局之厘金，皆非臣分内应得之饷。用兵太久，乞邻救饥，私衷耿耿，如负重疚。然毛鸿宾、恽世临不遽奏请停止者，知臣处入不敷出甚巨也。一俟军务稍定，臣即当奏明先还广东七成之厘，次罢湖南东征之饷，断不肯久假不归，蹈专利之陋习而不自觉，此心筹之熟矣。抑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臣又曾奉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恳辞。特旨之节制，一时之异数，臣得而辞之；《会典》《敕书》之节制，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于臣处军饷，论分论情，皆应和衷熟商。

元年八、九月间，臣军疾疫大作，死亡无算，而忠逆大举援救金陵，危险万状，沈葆桢乃于是时截留漕折银四万，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二年，浔关洋税一案，臣奏拨三万两，奉旨允准，沈葆桢旋奏留专供江、席二军之饷，钦奉寄谕以皖营军饷短绌，饬抚臣妥筹兼顾，如数分拨。逮关道蔡锦青分拨万五千两解至臣营，沈葆桢乃大怒，严札申饬蔡锦青，并移咨诘问臣处，但有峻厉之词，绝无婉商之语。此次截留厘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开罪，而不肯一与商酌？以为事势紧急、无暇远商耶？则前年漕折、去年洋税、今年厘金三事中，岂无一事可以先商后奏者？殊不可解。人恒苦不自知，或臣明于责沈葆桢而暗于自责？臣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几微不慎，动成仇隙？然臣阅世已深，素以挟权、市德为可羞，颇能虚心检点。即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税一案，臣接抚臣峻词诘问之咨，曾经密函婉复。兹特抄呈御览，以明臣不敢有挟权、市德之意。

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牍、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市德、措词失当者，请旨饬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呈。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谴罚！即有隐慝，臣亦必痛自惩艾。若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臣处自闻截去江西厘金之信，各军人心皇皇，转相告语，大局实虞决裂，合无吁恳天恩，饬谕江西厘金仍全归臣处经收，以竟将蒇之功。俟金陵克复之日，立即请旨分成匀济，一面派拨重兵回援江西，兼顾湖南。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刘于浔、孙昌国三军需饷五万有奇，循旧仍由江西厘金供支外；其江、席两军万人，臣亦必于厘金项下竭力分拨，特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

所有江西牙厘应归臣营缘由，恭折由驿驰奏。

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