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昌陵疏（刘向）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圣贤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甿何以劝勉？” 力田之民曰“甿”。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悟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以上言自古无不亡之国，宜薄葬以免后世之发掘。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 陈，施也。以石为椁，又以纻絮斫斩糜烂，而施漆于其间，犹吾乡之以瓷灰和漆封棺之口也。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以上因国家有废兴，引出孝文薄葬之贤。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陇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王、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櫜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某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其高可隐，谓人隔坟而立，可隐肘也。不能遮蔽全身，不甚高耳。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馀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以上杂引圣哲薄葬之事。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馀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藏，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馀，石椁为游馆，游馆，以石为离宫、别馆于地下。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以上历言厚葬之祸，而合前段薄葬，总一收束。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严公，即鲁庄公。“庄”为汉帝之讳，故班氏《汉书》避之。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以上泛言奢俭之得失。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猝，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悯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以上言昌陵功费太巨。

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照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橅，宜从公卿大夫之议，以息众庶。

首段言自古无不亡之国，近世奏议不敢如此立言。至于结构整齐，词旨深厚，皆汉文中之最便揣摩者。沅弟性情极厚，故见余之文气笃厚，则嗜之如饥渴。然余谓欲求文气之厚，总须读汉人奏议二三十首，酝酿日久，则不期厚而自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