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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忍受混乱。我讨厌嘈杂的环境。艺术会让我热泪盈眶。不，我不是疯子，我只是高敏感者的典型例子。
——安妮·玛丽·克罗思韦特
时间退回到1903年。毕加索在红磨坊的舞池中跳舞，夜总会的电灯彻夜通明，欧洲城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迈入新时代。上下班的人乘坐的有轨电车在轻便马车随处可见的街道上穿行，电报让遥远的地方不再遥远，爆炸性新闻几分钟便可以传遍各大洲。科技还以迷人的方式走进了千家万户。聚会上，留声机播放着人们喜欢的音乐。这些歌曲可能在为晚上去电影院烘托气氛，也可能是为了掩盖安装现代下水道时挖路的声音。乡村也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农民们第一次用上了机械化设备。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相信进步总归是好事。
德国德累斯顿市并不打算落后于人。市领导想要炫耀自己的进步，于是借鉴了其他城市的成果。他们举行投票，成立委员会，并宣布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博览会，外加一系列公共演讲。其中一位演讲者就是早期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听过齐美尔的名字，但他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他率先使用科学方法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齐美尔的研究涉猎很广，从金钱在幸福中扮演的角色到人们调情的原因，几乎涵盖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政府官员如果希冀他对“进步”赞不绝口，那就大错特错了。齐美尔走上讲台，迅速抛出了指定他讲的那个话题。可是，他并没有谈论现代生活的辉煌，而是要讨论它对人类灵魂的影响。
齐美尔指出，创新确实提高了效率，但也创造了一个让人们大伤脑筋、费力追赶的世界。
他描述了一个喧闹、节奏快、日程过满的世界中源源不断的“外部和内部刺激”
。齐美尔的观点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很早便提出人们的“心理能量”
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知道他说的这一点大致没错，比如刺激性高的环境会消耗人们更多的心力。他解释说，我们内心的一个维度，即围绕成就和工作的一面，也许追得上环境的刺激，但精神和情感方面绝对会被消耗殆尽。齐美尔说，人类对这种生活太过敏感。
令齐美尔尤为关注的是人们的应对方式。由于无法对每一条新信息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受到过度刺激的人很可能会变得“无动于衷”，或者简单地说，变得冷漠无情。
他们学会压抑自己的感情，以交易的方式对待彼此，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感受。毕竟，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每天，人们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可怕消息，比如在几分钟内就让2.8万人丧命的培雷火山爆发，还有英国在非洲设立了惨绝人寰的集中营。与此同时，人们走在路上，被无家可归的人绊倒，对电车里拥挤的陌生人视而不见。他们怎么可能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同理心？就算是简单的点头示意也很难。所以，他们出于必要，关上了心门。充满苛责之声的外部世界已经吞噬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并吞下的还有他们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
齐美尔警告说，这种超负荷的生活让我们面临“被摧毁、被吞没”的危险。
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他的话最初遭到了人们的嘲讽，但一经发表，却成为他最受关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迅速传播，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太快，纷繁喧嚣。
这已经是120年前的事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大都还以马车般的速度向前迈进，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尚未出现。如今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繁忙，我们要工作很长时间，在很少有人帮助的情况下照顾孩子或年迈的父母，在办各种杂事的间隙给朋友发信息联络感情。我们的压力如此之大，我们如此疲惫、如此焦虑，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即使是世界本身，客观上讲，也比齐美尔所处的时代面临更多的过度刺激。据估计，我们现在每天接触的信息量比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生接触的还要多。
截至2020年，我们每天产生2 500 000 000 000 000 000字节的数据。
按此推算，人类历史上大约90%的数据都是在过去5年里产生的。从理论上讲，这样海量的数据归根结底是为了进入人类的大脑。
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无法承受这种无限的输入。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敏感的工具。相关研究人员已达成共识，正如齐美尔警告的那样，大脑只能处理一定量的信息。
如果超过这个极限，每个人，不管个性如何，不管坚强与否，最终都会负担过重。他们的反应会开始变慢，决策力也开始下降，他们会变得易怒或容易疲惫。如果不停下脚步，他们就会精疲力竭。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智力、有情感的物种所面对的现实。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引擎，我们的大脑最终需要时间冷却。正如齐美尔所知，人类真的是一种敏感的生物。
不过，齐美尔不知道的是，每个人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事实上，有些人在身体和情感上的反应天生就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些敏感的人对我们这个纷扰的世界拥有深度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