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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世贸中心周边地区成千上万的人生活照旧。
《子宫里的人生起跑线——孕期关键九个月塑造孩子一生》一书的作者安妮·墨菲·保罗指出，这些人中包括大约1 700名孕妇。当双子塔因飞机撞击而倒塌时，这些孕妇被卷入混乱。
有些人拼命在大楼倒塌前逃出去，有些人则在邻近的大楼里目睹了这一恐怖场面。这些孕妇中大约有一半后来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在“9·11”事件幸存者中十分常见。
在经历恐怖袭击后很久，她们仍深信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她们已经安全。她们会有惊恐发作，会做噩梦，受到一丁点儿惊吓就会跳起来。
同一天上午，在大约24千米外，雷切尔·耶胡达来到布朗克斯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上班。
她找到一台电视，观看了恐怖事件的报道，同时开始思考“9·11”事件对幸存者的长期影响。身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专家，她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在为大屠杀幸存者和越战老兵提供服务。1993年，她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专门为大屠杀幸存者服务的精神病诊所。当时，她预计会有很多直接遭受过纳粹暴行的人打来电话，但结果出乎预料。她接到了更多幸存者的成年子女打来的电话，他们和打电话的幸存者的比例约为5∶1。保罗在书中写道，耶胡达告诉她：“幸存者的下一代中有很多人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尽管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特别的创伤，但他们有着和父母一样的噩梦、一样的焦虑，甚至一样的过度警觉。
当时的理论是，创伤幸存者的子女因听到父母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挣扎而深受影响。这种经历使他们更加恐惧、更加焦虑，对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危险更加敏感。不过，耶胡达并不这样认为。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继续与人合作发表了几篇文章，研究创伤对幸存者子女的影响。她发现，“9·11”事件幸存者诞下的婴孩，其皮质醇水平与母亲的相似。皮质醇水平是预测一个人是否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键指标。如果“9·11”事件发生在孕晚期，这种影响最为强烈。后来的一项研究又发现了一点儿变化：如果母亲而非父亲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那么孩子更有可能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胎儿还太小，无法聆听和理解母亲经历“9·11”事件的可怕故事，所以典型的那种解释并不成立。既然创伤发生在孕晚期时效果最强，那么孩子遗传了增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的基因这一解释并不充分。母亲的创伤经历会不会在孩子出生前就传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