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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尔·沃特金斯是一个50多岁的黑人，头顶渐秃，步态微跛，双手长满老茧，干了一辈子辛苦的体力活儿。他曾参加第一次海湾战争，这导致他部分听力受损，长期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折磨。在我们相识以前的三年里，达里尔·沃特金斯一直在洛杉矶中南部的一家小便利店里兼职打黑工，负责上架和拖地。他每周能拿到150美元现金，还要依靠每月221美元的一般救济支票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凭着这份微薄的收入，达里尔在距便利店几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公寓。突然有一天，达里尔的生活急转直下。他的老板卖掉了商铺，达里尔随即失业。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他很快被赶出公寓。为了另觅住所，他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退伍军人事务部福利办公室寻求帮助，但未能得到任何及时有效的帮助。他们只是递给达里尔一张廉价分租房（single-room-occupancy，SRO
）清单，房子位于洛杉矶城市另一端的贫民区。
洛杉矶贫民区被当地人称为“五分区”，范围涵盖城市东部的50个街区。尽管与快速重建的市中心相距不远，它的现状却与之有霄壤之别。洛杉矶标志性的市政厅就在不远处，重焕生机的中央商务区与最新潮的咖啡店也仅隔几个街区，贫民区却展现着美国最原始的结构性暴力与城市边缘化现象。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将“五分区”比喻为“但丁地狱的内圈”，大约有1.3万名极端贫困的居民生活于此。
在过去30年里，五分区已沦为饱受去工业化及福利削减痛击的人们最后的寄居地。随着工作机会与社会救助的枯竭，来自美国各地的居民源源不断地迁至洛杉矶贫民区，以获取应急资源和低价住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正值壮年的黑人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许多身有残疾、罹患精神疾病或吸毒成瘾。
在贫民区，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住在街上、收容所或临时住房里，那里是尽人皆知的美国流浪者之都。
达里尔在洛杉矶度过了大半生，却从未踏入贫民区一步。如今，退伍军人事务部建议他搬过去。他很清楚，那是社会放逐者的流亡之地。“就像被一吨重的砖头迎面砸来，”达里尔回忆起面对那个“住房选择”时的感受，“当那位坐在桌前的女士说出‘贫民区’这个词时，我的五脏六腑揪成一团。我猜，直到那时，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我已经穷途末路了。”
达里尔别无选择，只得无可奈何地背起行李袋，登上开往贫民区的公共汽车，用仅剩的积蓄在分租房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尽管条件简陋，没有独立卫浴，屋子里还飘着一股淡淡的臭味，但他仍强打起精神，怀抱希望。为了凑到房租，他与附近的居民一道徘徊在街巷中，推着摇摇晃晃的购物车捡拾废品，寻找纸箱、铝罐、小型电子产品和其他能够卖钱的物件。运气好的时候，达里尔尚能付得起房租，若是行情太差，他就只能露宿街头或住在收容所。
我与达里尔相遇时，他刚来贫民区不久。我俩在贫民区的小公园里玩多米诺骨牌玩得热火朝天，从此结下了缘分。对于这片贫民区，我和达里尔都是初来乍到，但来路大为不同。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致力于了解社会底层百姓的日常生存之道，有意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贫民区的许多居民慷慨地带领我走进他们的生活，达里尔正是其中一位。无数个清晨，我与他一同出发，在垃圾桶里翻翻找找。这是一份辛苦而肮脏不堪的工作，达里尔似乎乐得有我这么一个只求答案不求报酬的“学徒”，沿路为他打开垃圾桶的盖子，帮他在回收中心讨价还价。
达里尔在艰苦环境中展现的乐观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一早，他都以灿烂的笑容相迎，咧开的嘴角里露出宽宽的牙缝。他常常讲起儿时恋人与新兵训练营里的蠢事，逗得我笑声不断。但有些时候，在洛杉矶的烈日下挥汗如雨几个小时，也会让他的声音变得低沉阴郁。“认真想想，”当我们竭力控制他那笨重的手推车时，他抱怨道，“我根本不应该干这种活儿啊。美国需要我的时候，我挺身而出。我对国家和政府充满信任。但现在我需要帮助了，他们又在哪儿呢？我哪里都试过了。精神健康部、公共社会服务部、住房办公室、退伍军人事务部，全是同一副嘴脸——‘我们无能为力，沃特金斯先生。’就好像他们利用完，就扔下我不管了。”
达里尔的话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这种情绪绝非他一人独有。从我来到贫民区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听新来者诉说他们“已经付出了许多”——不论是服兵役、纳税、勤奋工作，还是在贫困而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洁身自好”，却在最绝望的时刻被国家弃置不顾。但他们很快认识到，国家对他们并非完全不闻不问。相反，国家干预已经重组，并以激进警务的形式重新出现。洛杉矶警察局致力于为五分区的居民解决问题，使他们回到过去的环境中去，而不管本人的意愿如何。
住进贫民区不过几周，达里尔就尝到了这个教训。那是一个似乎平平常常的清晨，他坐在马路边歇脚，身旁停放着那辆满满当当的废品车，一路推行把他累得够呛。这时，洛杉矶警察局的两辆警车毫无预兆地突然停在几英尺
外的地方。没等达里尔反应过来，警察已来到他身前，一把将他按在旁边的墙上，给他戴上手铐。他们在搜查令数据库里检索达里尔的名字，而后以坐在人行道上这个罪名逮捕了他——在洛杉矶，这是一项可被逮捕的轻罪。但相比突如其来的逮捕，更让达里尔感到奇怪的是随后的立案审查阶段。到达警察局后，警察们给他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最后通牒：如果他参与为期21天的寄住康复项目，那么此次指控就能撤销。达里尔接受了这个提议。20分钟后，他与其他五名被捕者在社工的护送下离开警察局，穿过东边两个街区，来到全美规模最大的庇护所兼非营利服务机构——联合救济会（Union Rescue Mission，URM）。刚刚迈入该机构大门，达里尔立即开始接受联合救济会强制安排的王牌就业培训和《圣经》学习课程。
第二周，我在公园里与他偶遇，听他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以及他为何仅仅过了四天就从联合救济会偷跑出来。那里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强制熄灯和早睡的规定，似乎加重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达里尔告诉我，那几个晚上，他彻夜未眠，筋疲力尽地与失眠和惊恐发作缠斗。救济会允许他白天出门，但每隔4小时必须回去报到一次，无论是继续上课，还是仅仅汇报行踪。这样一来，他几乎不可能继续收废品，而那是他的日常收入来源。该项目还要求他参加药物咨询，并接受随机药物测试。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救济会竟要求他上交每月领到的一般救济支票，并坚称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他储蓄的好习惯。
达里尔尽管迅速与康复项目切断了联系，但很难避免与警察接触。还不到一周，在他排队领取某外地教会团体分发的免费三明治时，警察直接将整队人一网打尽，给他们戴上手铐，截停搜查。“警察就不想让我们领到食物。”第二天早上，达里尔对我说道，“他们说，我们不应该在那里等待施舍，而应该把时间花在找工作上。”达里尔恳求警察理解，解释说自己最近被解雇后，一直没能找到体面的工作，却只得到一张乱丢垃圾的罚单（因为他在微风中弹了弹烟灰）。警察要求他带着罚单回到联合救济会，在那里接受4个小时的就业咨询，以此抵消174美元的罚款。“他们还觉得是在给我帮忙呢。”他懊恼道。但达里尔下定决心不再回去，即便只有4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未缴纳的罚款增至500多美元。他被吊销了驾照，并再次收到逮捕令。
几周后，警察再度将达里尔逮捕，理由是他坐在了联合救济会附近的人行道上。这一次，警察没有直接将他逮捕，而是当场给他下达了熟悉的最后通牒：如果达里尔不回到联合救济会参加康复项目，他就只能去坐牢。达里尔再一次选择了康复项目。在警察严密的注视下，他走进了联合救济会的大门，内心却打定主意不再参加这种项目，于是在大厅里坐了几个小时，直到确认看守的警察已经离开。日子就这样循环往复。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达里尔又被警察拦下三次，导致被额外罚款一次，再度被捕，蹲了三周牢房，并再次被强制送入康复项目。在这期间，我一直与达里尔保持联系。随着他与刑事司法系统的纠缠越来越深，他的乐观与个人魅力开始消退，精神一蹶不振，更不用说凑钱养活自己了。
而达里尔面对警察的种种遭遇，已成为洛杉矶贫民区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复现的情景。2006年9月，就在我与达里尔抵达前不久，洛杉矶警察局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强力的警务工作项目之一——“安全城市计划”（Safer Cities Initiative，SCI）。该计划每年耗资600万美元，在洛杉矶贫民区0.85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增设80名警员，使此地一跃成为美国常备警力最密集的区域。
警方严格贯彻“零容忍”的执法模式，仅在该计划实行的第一年就实行了9 000次逮捕，开出了1.2万张罚单。
五年间，我与数百名贫民区居民共处，体察到警察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持续影响。我亲眼见证，亦侧面听说了洛杉矶警方反复拘留、审问、开罚单、逮捕和监禁的大量案例，很快意识到，若想了解美国最弱势群体的日常现实，必须将警察的普遍作用与影响纳入考虑（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让他们很难保证收入，获得住房，甚至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因此，我写下了这本书。本书构建在数千次警察行动及与达里尔相似的案例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地展现出警务工作如何重塑21世纪的城市贫困与边缘化问题。
本书提出了两个核心论断。第一，像“安全城市计划”这样的零容忍警务行动代表着当代贫困治理的深刻转变。随着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不断清理福利名单，取消住房保障计划，同时将社会服务私有化，社会安全网已破烂不堪，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从中跌落，进入警察的日常处理范围。与我们对警务工作的诸多假设截然相反的是，这些干预措施的目标并非将穷人打入牢狱，而是遵循被我称为“治疗性警务”的原则。这是一种家长式的做法，试图通过空间、行为与道德纪律“治愈”社会底层人的个体病态。这种病态被认为是他们悲惨处境的罪魁祸首。
我的第二个核心论断是，这种干预式的社会控制模式已经重塑了贫困社区的文化环境。面对无孔不入的监视与管制，居民形成了共同的认知框架，我将其称为“条子智慧”。即便警察（还）没有出现，这种智慧也指导着他们处理信息，收集一切可能的选项，以及评判道德是非。“条子智慧”也帮助居民努力逃避、转移与警察的不必要接触，有时也会让他们正面提出异议。在此过程中，警务工作已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重塑着社会秩序底层的人对自己、同伴及社会的理解。
由此观之，事态的发展反映出国家与城市贫民之间关系的剧烈转变。整个20世纪下半叶，由于国家不愿提供足够的经济、社会及物质保障，我们社会最贫困的群体始终身处被“恶意忽视”的环境。
动荡不定的市场环境从未让穷困潦倒的人获得丁点喘息之机，财政方面也未额外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支持，无数新的生存危机却悄然而至。过去的恶意忽视日渐被一个“恶意关注”的时代取代。重组革新后的国家机关奉行干预政策，深入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最普通的行为举止严加管控。
长期以来，贫困治理始终是国家关注的问题。所谓贫困治理，是对贫穷人口的监督及管理，并使其融入公民社会与市场。从卡尔·马克思到米歇尔·福柯，历代社会思想家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警察、法院和监狱是国家完成该任务的主要手段。刑事司法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协同运作，确保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安静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根据社会学家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的阐述，贫民面临着国家的“双重管制”，一面是以社会援助计划、劳动法及教育为代表的女性化“左手”，一面则是体现在刑事司法机构中的男性化“右手”。
美国社会福利与刑事司法的发展历史揭示出这对孪生体制的共生关系。在国家对其公民应尽的责任方面，二者往往反映出相同的意识形态。从20世纪初开始，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以对抗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保护弱势群体，遏制不平等现象，主要手段是帮助穷人暂缓市场的重压——虽然不是全部，但也至关重要。这类政策中最著名的是“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它为贫困的单身母亲提供额外收入。与之相似，刑事司法体系中亦有宣贯公民权利的政策，即“刑罚福利主义”。
通过为罪犯及其家庭提供社会福利，推行与提前释放及假释有关的不定期刑，开展社会调查及精神病学研究，刑罚福利主义体现了对罪犯改造及其重返社会的承诺。犯罪行为被视为贫困的恶果，唯有扩大经济与社会机遇，才能减少犯罪。
在此视角下，判处监禁往往与社会融合及矫正工作背道而驰。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对国家积极干预的假设与目标受到严重冲击，一场新的思想政治运动席卷而来，那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则是政策的推行者。新自由主义强调应以市场为导向调动全国，并将市场逻辑（比如供需关系）拥为组织人类活动、分配商品及服务的最佳机制。
两相对比，凯恩斯主义政策运用国家权力保护公民免受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政策则放松国家对市场的监管，以激励竞争、自由贸易和创业精神。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社会福利政策经历了大规模重组，优先次序被几经调整。在过去60年里，实际的福利支出不降反增，这或许与学术界及公众的普遍说法正好相反。财政拨款不断增加，真正为最贫困百姓花的钱却越来越少。
政府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意图激发更多“可接受的”市场行为，因此大幅削减对所谓“不配受助”的穷人的支持——那些身体健全、未婚但没有工作的青壮年就属于此类。“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的转变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1979年到1990年，该计划每月援助支出的中位数下降了40%，其中对三口之家的援助标准从606美元下降到364美元，相当于联邦贫困线的一半。
1996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这项援助计划，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emporary Aid for Needy Families，TANF）取而代之。新计划对受助者资格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包括需要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良好。于是，从1983年到2004年，国家对单身母亲的补助减少了20%。原先由政府为贫困者提供的诸项服务也逐渐外包给非营利、志愿性及商业机构。到2002年，全美只剩一个州未将“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承包给私人实体。
无独有偶，联邦政府还将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责任移交给私营单位，不去建造或补贴公共住房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是推行住房券，要求贫困者进入私人市场，以获得住房保障。正是这些改革，加上驱使大量精神病患者离开医院的政策，共同导致了20世纪下半叶无家可归的游民数量显著增加。
福利国家的保护政策日益收缩，警力部署与刑罚却大幅扩张，以此应对社会经济中随之飙升的不安全感。
这带来的后果是，逮捕人数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直至1997年达到顶峰——超过1 500万。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监禁率上升了7倍，当前有230万人身处牢狱，另有500万人获得缓刑或假释。
许多领域的学者将上述趋势解释为刑事司法的“惩罚性转向”，即过去对罪犯进行改造、使其重返社会的主流理想，如今已被更加高压地遏制及排斥目标取代。
华康德的《惩罚穷人》（
Punishing the Poor
）一书可以说是对此转变最全面的分析。他在书中断言，现在的警察、法院和监狱不是在努力改变和帮助边缘群体，使其重返社会，而是致力于“将国家不能或不愿从根本上应对的……社会‘问题’隐藏起来”
。华康德写道，当代刑事司法体系与刑罚福利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求“迫使那些最具破坏力的（穷人）‘消失’……在扩张的监牢中……简单粗暴地将其消除，机械地对其施以惩罚，仅仅是存储起来”
。
警务政策的惩罚性转向还体现为社会边缘人口的转移——他们被从市中心驱赶至更加荒僻的外围地带，为城市重建及士绅化发展让路。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过放松市场管制加剧了城市间的竞争，吸引着日益不受约束的自由投资资金。但随着贫困问题日益显著，无家可归的游民、乞丐、卖淫者、精神及身体残障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严重威胁到市政当局重振市中心、促进资本积累的愿景。
鉴于这一局面，美国各城市在詹姆斯·Q. 威尔逊和乔治·克林提出的关于犯罪的破窗理论启发下，采取了零容忍警务政策。
该理论声称，城市可以通过积极打击轻度违法乱纪行为，有效减少严重犯罪，并提高生活质量。这些行为包括“乞讨、街头卖淫、酗酒……影响街道及公共场所秩序……无证经营摆摊……以及其他此类行为”
。破窗理论要求从根本上扭转执法重点，不再仅仅聚焦于重罪，而是持之以恒地惩治那些被认定为“冒犯性”的公共行为。诸多城市纷纷起草严格的市政条例，或称《生活质量法》，或称《文明法》，实际上是给贫穷定罪。这些条例禁止一系列曾经合法的公共行为，它们皆与贫困和非正式经济行为有关，包括坐或躺在人行道上，在公共场所放置个人财物超过一定时间，以及在公共场所出售报纸和其他纸质材料。
在大多数评论员看来，零容忍警务政策奠定了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提出的“报复性的保守恶意，针对各类被控诉为从白人上层社会‘偷走’城市的人”
。
在讨论城市贫困问题与贫困治理时，惩罚性转向已是绕不过去的出发点。
我在贫民区考察的过程中，曾不断将这一叙事与自己的观察结果进行比较。乍看之下，达里尔与警察间的纠葛似乎印证了这种所谓的“新惩罚”。他仅仅是出现在公共场所，就不断遭受严惩，被警察反复拘留、罚款和监禁，却只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行为，比如坐下来喘口气，抽根烟，或是排队领取免费餐食。从这个视角来看，警察似乎正在创造法律地理学家唐·米切尔（Don Mitchell）所描述的“彻底摒弃了一整个阶层的世界，而这个阶层之所以消失，纯粹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
但是，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我越是详细调查警察与居民在街头的具体互动，就越是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接触并非朝向粗暴的惩罚的转向。而当我开始与贫民区巡逻的警员同行后，我的怀疑之情只增不减。在警察局这一边，我亲眼观察到达里尔所描述的互动情景。在我遇到的所有警官中，克里斯·门德斯（Chris Mendez）最倾向于主动出击，尤其是强硬阻止居民在人行道上排队领取免费食物。一天上午，我看到他与搭档对一群等待领免费燕麦片和咖啡的人进行拦截、审讯，并最终将其驱散。这些人显然对警察干涉自己的早餐而心存不满，面对离开此区域的命令，他们最初曾提出疑问。不过，当门德斯警官亮出手铐，威胁以街头滞留罪将他们全员逮捕时，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在随后众人的沉默之中，门德斯以自我责任和努力工作为题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讲，这些人中有几个明显比他的岁数还大（或许都可以当他的父亲了），但他的语气却如失望的父母一般严厉：
先生们，行动胜于空谈。而现在，我只听到你们滔滔不绝地讲，却看不到什么行动。说什么，希望我不要管你们？那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明明可以花钱自己买，却整天花那么多时间从别人那里拿东西。你们站在这儿的每一分钟都可以拿来赚钱，给自己攒点积蓄。我对你们严厉，是因为你们对自己不够严厉。
门德斯警官既希望表达家长式的关怀，又想展现对这些人当下命运的绝对掌控。结束演讲后，他没有按违法处理或进行逮捕。就给他们一次机会，他说，就这一次。但他又保证，但凡发现任何人在他巡逻期间无所事事地闲逛，他将二话不说立即将其逮捕。事后，我曾与门德斯警官探讨此次驱散行动，他坚定地告诉我，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消灭借口”。“我们通过主动出击，让这些人明白找借口是没有用的，只会让自己陷入麻烦。我每治他们一回，他们就知道要开始好好过日子。”
达里尔的经历与门德斯的行动表明，尽管在零容忍警务政策与生活质量法的规定下，警方几乎可以随时逮捕达里尔这类人，但警察并未不加判断地任意逮捕。他们并未让贫民区居民从城市景观中系统性地“消失”，而是一再允许贫民留在这里，只要他们表现出从事合规生产行为的意愿。再者，即使警察真的决定逮捕某些居民，也不会立即将他们送进看守所或监狱。从街道到警察局，警察利用罚单与逮捕的威胁迫使这些贫民采取行动提升自己，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一切都意味着，警察虽是惩罚者，但这种惩罚不一定与罪犯改造及重返社会相冲突，也不见得构成取代关系。相反，所谓惩罚，常常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实施的。
这类警民交锋折射出我们当前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贫困治理模式，它以“改善穷人”的治疗性方案为中心，在双方的互动下成形。
根据政治学家安德鲁·波尔斯基（Andrew Polsky）的定义，治疗性方案“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有些人无法适应日常生活的要求，或无法按照我们大多数人遵循的规则行事”
。由此视之，这些人只有在专家的帮助下才能培养出技能与习惯，成为有生产能力的完整公民。因此，治疗性干预旨在通过培养新的行为方式，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个人私密生活的方式，使社会边缘的公民重新融入主流。
新自由主义国家不仅注重加强市场运作，而且寻求培养那些更愿意，也更有能力进入市场的公民。
当社会问题日益被重新定性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结构性缺陷或政治失败的后果），穷人便被设想为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目标性与意志力，故而无法负责任地完成日常（市场）活动。正如治疗性方法的主要倡导者詹姆斯·Q. 威尔逊所言，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尤其是“无家可归的游民、罪犯和瘾君子”，“其所作所为表明，这些人没有表现出体面公民应有的最起码的自制力”。
按照这一说法，既然穷人无法为自身利益负责并付诸行动，那么国家就有义务介入其中，这也是为了他们好。国家必须扮演家长的角色，监督和指导穷人，直到他们能够以理想的方式管理自己。
在近期的社会福利改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类尽显家长式作风的规训项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缩减了补助与服务的数量，并将其外包。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福利供给的根本作用亦发生了质的转变。
过去的救济政策以需求为导向，致力于使弱势公民的生活“去商品化”，即让他们的日常生存较少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而当今的救济机构和私营福利组织则努力使这类劳动力重新商品化，为雇主提供勤恳自律的忠顺雇员。通过行为矫正课程、责任合同、药物测试、指纹识别和亲子鉴定，福利项目会根据穷人的具体表现发放补助，试图以此教导他们反省过去的选择，并“赋予”他们未来做出更好决定的能力。这些福利项目并非将贫困视为一种经济状况，而是将其视为类似上瘾或依赖的准医学症状。按照这个逻辑，他们通常采用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宣扬的“十二步疗法”解决大量个人问题。
正如福利学者罗伯特·费尔班克斯（Robert Fairbanks）所指出的，此类项目所疗愈、改造及复原的最典型对象，是人们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本书中，我将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警务已成为“指导（穷人）行为举止”的额外手段，配合上述福利机制共同运作，二者相辅相成。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规训计划突破福利组织的围墙，影响到边缘化社区的大街小巷，甚至每一条人行道的过程中，警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却出乎意料地被忽视）。治疗性警务作为外展社会工作的一种形式，目标是将居民改造为具备生产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警官们被赋予了新的法律工具，以及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常常使用胁迫性的最后通牒——要么参加康复项目，要么坐牢，要么找工作，要么交罚款——向居民宣贯新习惯、新态度与新的处理方式。作为一心为居民好的“严厉的爱”，这种街头贫困治理模式一方面将更高程度的镇压合法化，一方面也扩大了强制性控制网络。
因此，更多（从前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和人群受到了无孔不入的监视，以及侵入性监管。
若想了解这一规训过程，我们必须从当下盛行的、将惩罚性视为当代警务之本质特性的论述中抽离出来。福柯曾提醒我们，“惩罚措施不仅仅是实现压制、阻挠和清除的‘消极’机制”，恰恰相反，“它们与一系列积极有益的效果联系在一起，其任务正是保障这些效果”。
换言之，开罚单、逮捕和监禁等惩罚措施不能只被视为目的，还必须被视为手段。它们为警官们提供了强制性的“大棒”，用以激励个人发展，并说服达里尔这类居民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惩罚措施使治疗性的最后通牒成为可能。
欲了解警务或任何形式国家干预的全貌，需要思考它是如何影响那些作为对象的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的。
在常规上，围绕“安全城市计划”的评估往往始于（也终止于）其降低犯罪率的效果。对洛杉矶贫民区脆弱的居民群体而言，这项计划是否使环境更加安全？答案是没有。将贫民区与洛杉矶其他地区（未实施“安全城市计划”）的犯罪率进行对比，虽然正如城市大力宣传的那样，在该计划实施后，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趋势自更早时期起已经出现，且不仅限于贫民区。
总体来看，整座城市各地区犯罪率的下降速度大抵相同，与警务政策关系不大。
“安全城市计划”没有明显减少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影响力。若仅仅关注警察减少犯罪的成绩（或败绩），便是忽视了警务工作的“积极”影响，对其“塑造、训练、构建和创造对象”的过程视而不见。
我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主要论点：警务工作是一种强大的文化中介，也就是说，它积极地创造并再创造贫困社区的文化背景。
在社会学术语中，“文化”是指共同的观点、模式和认知框架，某一社会的居民根据这种文化来理解他们的社会。
文化背景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提供了“行动策略”以及阐释现实的思路框架，个人与群体可据此评估某一事件，判定某一行为，理解自己与他人。
贫困地区的文化背景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洛杉矶贫民区更是其中的焦点。
纵观20世纪，诸多民族志学者走进城市的阴暗角落，为恶劣环境中人们的艰苦劳动与社会关系近距离画像。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零容忍警务政策之前，这些贫困地区缺乏系统性的警力戒备，居民在最需要保护的时候缺乏安全保障。
社会学家埃贡·比特纳（Egon Bittner）对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贫民区警察行为的研究堪称经典。他调查发现，警察只是试图将问题行为控制在“可接受”和“正常”的范围内，而不会真正解决犯罪问题。
与之相似，根据特里·威廉斯的记录，纽约市最贫穷的社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处于近乎被遗弃的状态，即使在可卡因流行的高峰期也是如此。
但如威廉斯所言，“警察对（快克的）交易地点了如指掌，却总是当作不知道……大多数情况下，警察都撒手不管”
。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man）在梳理20世纪贫困社区民族志时，就曾对各类叙述中警察的缺失表示痛惜。
尽管如此，我认为还可以（也应当）从警务及其文化影响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记述。它们所提供的，是在缺乏警力的情况下，对各类文化倾向与模式化的社会实践的分析。我们从中看到，即使在警力相对缺失时，警务工作依然在社会的动态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例如，社会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对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的状况进行标志性阐述，提出警方的“警惕性与效率”的降低导致了“社会对犯罪与暴力常态化的默认，有时甚至是光明正大的”。
《洛杉矶时报》在一篇名为《这就是贫民区》的专栏报道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此地居民对街头暴力“习以为常”，甚至“前一天夜里，来自临近街区的两个人互相残杀的新闻都不如录制电视剧集《侠胆雄狮》受人关注”。
不出所料，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的社会、时间和空间组织经历着大规模重组”，导致“光是在街道上走动就已经成了重大难题……这势必影响邻里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缺少警力保护，居民只得自行捍卫人身安全。为此，他们构建并完善出一套成熟复杂的模式，城市社会学家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将其称为“街头智慧”。这是一种认知框架，“使人能够‘看清’公共环境，根据眼前的线索与信号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
。根据此框架，具备街头智慧的居民从事类似于民间犯罪学的工作，通过假想罪犯的视角重新阐释世界。居民以此方式对公共空间及其居住者进行重新分类，从而规避潜在的攻击者，确保安全到达目的地。充分运用街头智慧是一种严肃的社交游戏，因为失败的代价往往是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人身保护的范畴。它在居民之间散播对对方的不信任和怀疑，从而破坏了社会团结，将负面的刻板印象深化并复制传播。这正是“地域污名化”——将部分社区视为步入歧途、声名狼藉者的“垃圾场”。
作为“被困于硫污染区的人们生活经历中最突出的特性”，地域污名化刺激当地居民用尽一切手段，将自身与邻人区分开来。
在洛杉矶贫民区，这种具有社会腐蚀性的风气尤为显著。正如霍华德·巴尔所阐释的那样，贫民区居民“会着重强调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或是不断提醒自己有着不一样的过去，不像周围那些‘混子’”
。当居民在自身与邻人之间人为地制造出道德对立——“值得尊敬”与“阴暗可疑”、“出入体面”与“街头鬼混”、“良民”与“穷鬼”——地域污名化便削弱了非正规形式的社会控制、集体行动与社区建设，而这些原本有助于提升该地区的生活环境。
近年来，美国最贫困的社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最明显的一点是，许多曾被忽视的社区与空间如今部署了大量警力，犯罪袭击已不再是居民财产与生命面临的唯一威胁，警察反倒成了日常生存中无处不在的破坏性势力，在洛杉矶贫民区尤其如此。警民互动过多，用黛安的话说，“就和洗澡一样频繁”。黛安是我在附近结交的朋友，是一位中年黑人妇女。
关于贫民区警力部署的普遍性，我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官方开罚单和逮捕的数字不足以代表成千上万次拘留、审讯、搜查和命令要求——这些都是无须启动正式刑事司法程序的。现有的唯一估数来自当地一个社区组织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试点研究。据调查和采访，贫民区居民过去一年平均每人步行时被拦截5.3次，其中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会被戴上手铐、搜查，警察会在搜查令数据库中查询他们的名字。另外，不到半数居民表示曾受到警官的言语或肢体虐待。若警察最终决定给居民发出罚单或对其进行逮捕，则会造成持久的创伤：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曾因这种遭遇而失去住房，三分之一的人因此无法获得社会服务，六分之一的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或收入。
对于那些接受治疗性警务的人而言，这不像是有益的指导，倒更像是一种虐待。严厉多于关爱。警察提出的种种要求——自我提升、“自由”选择与新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贫民区及其居民的人生、物质需求和社会组织格格不入。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机会日益稀缺，治疗性警务却教育居民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低价位的保障性住房愈加供不应求，治疗性警务却说“不准住在街上”；用于居民健康与康复服务的资金屡遭削减和私有化，治疗性警务却要求他们“戒毒戒酒”。
长此以往，治疗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滋生了更多问题。这类长期严苛的警务行动所瞄准的是走钢丝的人，却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同时，由于认定城市贫民不负责任，且有自我毁灭倾向，治疗性警务反倒积极干预本地居民自发的康复与上进行为，将其非法化、犯罪化，尽管这些行为可能远比自上而下的康复机制更符合人们的实际情况。
居民不一定遵从警察的要求，但还是在与警察的反复交锋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即使完全杜绝犯罪行为，也避免不了无谓的（且多是不合理的）警察接触及伤害，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在达里尔第三次与警察发生意外冲突后，我们俩坐在公园里的一张水泥野餐桌旁聊天。暮色将至，达里尔刚刚从通风不畅的分租房的房间里出来。他几乎在屋子里待了整整一天，鉴于每次遇到警察都是在白天，他决定只在晚上行动，那会儿巡警较少。他还注意到，自己总是在康复机构附近的人行道上被拦截，于是有意识地避开这些地方。另外，他也会离大量聚集的陌生行人远一点。
“警察以为我是和那些整天在联合救济会门外鬼混的人凑在一起，”达里尔回忆起第一次被警察处罚，“警察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但我们根本不一样。那些蠢货就喜欢待在那儿，等着施舍，整天喝得不省人事。但我只是想吃一顿便宜的午饭，存点钱，租一间真正的公寓，离这个鬼地方越远越好。”
除了统计一天中特定时间、地理方位与警察特别关注的人群，达里尔还扔掉了自己的驾照（他也承认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发现警察有时赶时间，会放过那些没有携带身份证件的行人。之后再遇到警察，达里尔计划冒充他的表弟，因为他不想自己背着一身被开罚单、罚款和逮捕的记录。
与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其他人一样，达里尔也通过“条子智慧”的认知框架来应对周遭警察的威胁。正如在警力不足的地区发展出的街头智慧，“条子智慧”也帮助个体重新解释周遭社区的平凡场景、空间和人。只不过，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犯罪伤害，而是要尽可能减少与警察的不良接触。为了摸清警察的行动与干预模式，具备“条子智慧”的居民开始着手被我称为“民间警务民族志”的编撰工作。他们站在警方的视角重新构想自己的世界，试图辨别和控制各类推动警察典型巡逻行为的考量因素。在贫民区的大街小巷，治疗性警务动用强制执法权力，试图将“目无法纪者”转变为自律、清醒、有生产能力的公民；此地居民则通过对警务的民间分析，说服警察相信他们属于后者。
“条子智慧”构建了一个共享平台，帮助居民预先规避、转移乃至颠覆警察的家长式干预，这正是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日常形式的抵抗”的文化基础。
这类抵抗是“相对弱势群体的常用武器：拖延时间、掩饰、阳奉阴违、小偷小摸、假装无知、诽谤、纵火、破坏等等”
。正如流水线上的工人会故意放慢生产速度，领取福利者会隐藏额外收入来源，具备“条子智慧”的居民也创造出独特的方法，利用监视和管制盲区来满足日常需求，保全一点点独立自主的个人尊严。
凭借“条子智慧”，居民发展出一种本土的自助模式，并加以捍卫，同时在警察支配的空间与程序之外创造了保障性的环境。
但是，“条子智慧”不是万能的。尽管它缓解了无处不在的警务压力，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将其带来的抵抗过度浪漫化。日常形式的抵抗类似于社会思想家米歇尔·德·塞尔托所说的“战术”。
它与“战略”相对，前者是防御性的、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则是集体的、有组织的且激进的。因此，虽然日常形式的抵抗能暂时转移或预先阻止强权的镇压，但它们并不像更加正式的对抗性社会运动战略那样，具备从宏观结构上挑战政治经济现状的能力。面对各种形式的剥削，“弱者的武器”不太可能真正将其撼动。
另外，日常形式的抵抗因其个人主义的特性，制造出一种内在矛盾。正如人类学家南希·舍佩尔-休斯所告诫的那样，日常抵抗往往需要“某种‘自私’，使得个体之间相互对立，并使那些利用弱者的人得势”
。
日常抵抗的局限与矛盾也存在于洛杉矶贫民区。虽然“条子智慧”可以暂时缓解破坏性警察接触的威胁，但其代价往往是该区域居民的长期利益，甚至包括那些熟谙“条子智慧”的人的利益。地域污名化问题日渐突出，带来强烈阵痛。当警察干预成为一种持续性威胁时，人们会尽可能分辨邻里间“真正的”罪犯与道德败坏者，并与之划清界限。居民被迫竭尽全力相互回避、诋毁，这种分裂孤立的做法不再是为了构筑自尊，而是变成生存的核心。如果贫民区的居民不能证明自身的正派体面，也就是说不能将自己与真正“应受”警察关注的人区分开来，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铐起来，被关进警车，或是被关进牢房。在此困境下，已经被边缘化的人们开始自行监视并管制对方，带来弥久不散的苦难与异化——这便是政治学家凯茜·科恩所说的“二次边缘化”。
话虽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条子智慧”确实可以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帮助居民以更加集体、公开的方式对抗警务。在某些居民看来，“条子智慧”是一种无私的利他性工具，能够挽回遭诋毁的声誉，保护其他居民，并最终削弱治疗性警务所依赖的政策及行事方式。因此，本书的最后一个意图是阐明促使居民由个性化策略转向集体策略的因素。我将说明，众多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居民对地域污名的认知及处理方式。当一个人拒绝外部强加的刻板印象，认为自己与邻人具有更多共性，那么此人就更可能参与有组织的抵抗活动，推动有意义的警务改革。
20世纪初，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使城市社会学进入人们的视野。从那时起，贫民窟或贫民区等便被认为是城市生态中常见的，甚至是“自然的”特征。
在美国历史上，在贫民区居住的一直是城市中最遭厌弃与边缘化的人群。在学术界与公众看来，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聚居地，居民缺乏持续过‘正常’生活的能力与恒心”。如果想调查美国社会如何看待和规范那些最不愿或最不能达到主流期望和道德标准的人，那么贫民区便是理想的研究环境。
根据洛杉矶市的官方认定，贫民区位于市中心东部的第三大街与第七大街之间，西侧是主街，东边则是中央大道。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新居民涌入，流动性较高，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
但通过汇编各类政府资料，我们可以合理估计，绝大多数居民为男性（80%）和黑人（70%~75%），接下来占比较高的族群是拉丁裔（约20%）和白人（约8%）。尽管该区域因聚集大量无家可归的游民而被称为“美国流浪者之都”，但实际上，大多数居民（占人口的2/3）都是有住房的。9 000多个或凭住房券，或凭政府补贴的分租房单人间被如此集中地建在这一小片区域，洛杉矶贫民区倒可以说是附近的（或者说全美的）“保障性住房之都”了。分租房旅馆住户的收入中位数在4 500美元左右，其中收入最稳定者也远远达不到官方划定的“极低收入”水平线。他们之中有九成左右没有工作，几乎半数（45%）报告有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
经过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福利及刑事司法的改革，贫民区充斥着各类官方贫困治理组织。被私有化的福利服务也在贫民区聚集，使这片区域成为整个南加州的社会服务中心，拥有无出其右的高密度社会服务供应商，大多是非营利、宗教性且志愿的。我会在第一章详细介绍贫民区当前组织格局的历史起源与影响范围，现在只提一点——尽管贫民区只占本县4 060平方英里土地的0.02%，服务组织却供应了全县40%以上的庇护所床位。
除此之外，贫民区内还坐落着全县54%以上的永久性住房、37%的过渡性住房和43%的紧急庇护所住房，这些是由该县主要的无家可归者及住房机构资助的。
洛杉矶市中心和贫民区
能够与这等服务组织密度相匹敌的，就只有那无处不在的洛杉矶警察局了。贫民区及周边4英里范围内都受洛杉矶警察局中央分局的管辖。这座碉堡般的警察局几乎占了一整个街区，就位于贫民区的中心，几步之外则坐落着全美最大的社会服务机构。中央分局共有329名警员，将其平均到每平方英里（73.1名）和每千名居民（8.2名）都远超过其他分局。
洛杉矶贫民区显然不算城市中的“典型”区域，它甚至不同于普通的贫困社区（如果真有这样的社区）。
只有旧金山的田德隆区、温哥华的市中心东区等少数几个社区与之条件近似。不过，正因其独特，洛杉矶贫民区才成为一个如此理想的强势案例。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祖斯曼（Robert Zussman）所言，“成功的个案研究着眼于极端、不寻常的情况与分析思路清晰的例子。上述要素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它们可以清晰而突出地展现某个过程或问题”
。虽然本书的具体结论在其他场景下并不完全成立，但贫民区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过程，以及其萌发的特定条件。
我主要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贫民区的上述过程展开调查。根据定义，民族志是“一种社会研究，基于对实际时空中人与机制的近距离实地考察，调查者深入现象周边（或内部），探究现场的主体如何行动、思考与感知，以及为何如此”
。前文提到，本项目最初并非警务研究。但是，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认真考察调查对象的重点关切、动机与由此产生的行动，我注定不可能像原本计划的那样，将警务问题撇在一边。我将在方法论附录中详细说明研究焦点的转变过程，并全面探讨在一个警力部署密集的地区实地考察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所采用的多视角方法的实际关注点。不过，任何民族志研究从提出问题到收集数据，再到最后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受研究者个性、立场及切入点的影响，我将在此简要总结我的研究方法。
第六大街与圣朱利安街交会处，洛杉矶贫民区的中心地带
2007—2012年，我的田野调查共持续五年，其间每周进行10~30个小时的参与式观察。参照城市民族志的悠久传统，我尽可能参与到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贫民区的公共场所度过，同时也根据研究需要来往于分租房、庇护所、社区组织和中央分局。
我开始调查的时候，警察那无孔不入的存在感已越来越强，一个直接影响是妨碍了我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和建立融洽的关系。我留着一头军人样式的短发，肌肉发达，居民常常会因我的外貌与行为举止误认我为便衣警察。我父亲是黑人，母亲是墨西哥裔，我作为混血，肤色明显比大多数居民浅，更接近以白人及拉丁裔为主的警察的肤色。更加麻烦的是，在部分居民看来，我采用的许多标准田野调查方法，包括在公共场所闲逛，不请自来地与陌生人搭话，不经意地偷听并做笔记，都证明我就是警察。
待我逐渐与一些居民和群体建立友谊，才能请他们作为担保人，在后续调查中证明我的身份与意图。我将在后面的两个章节中详细介绍其中两个群体，分别是贫民区公园中的一群男人，以及人行道上摆摊卖货的街头小贩。最初我着重记录这些人的日常生存策略，在田野笔记中循环往复地展现他们与警察的频繁互动和刑事司法纠纷。时间越久，我直接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就越丰富，也就更不可能在这个话题上保持沉默。
经过一年的观察，以及我与居民就中央分局警察的针对性访谈，贫民区的警务面貌逐渐显现，我的不适感也越发强烈。尽管已搜集了有关贫民区警务影响的重要数据，我却对其原因知之甚少。居民对此问题看法不一，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使形势越发混乱不清。虽然这种自下而上的认知十分重要，也有助于分析警务工作对象群体中形成的文化环境与行为，但很难根据经验准确地解释警察为何如此频繁而高强度地与民众互动，以及他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我必须与警察当面谈谈。
2008年，我开始随中央分局的警官们一起进行田野调查。我那酷似警察的外表虽然使得居民处处提防，但似乎让警官们放下了戒备，于是我相对顺利地打入了中央分局内部。我首先对巡警和领导层进行了非正式采访，其间几次被邀请一同巡逻，但我还计划对居民展开进一步调查，故而次次都没有答应——有些居民只是在公共场所看到我，就已经怀疑我是警察，若被发现我坐在警车上，我苦苦建立的信任定会毁于一旦。幸运的是，几位警察帮我另辟蹊径，找到一种非正式的观察方法——他们幽默地称之为“散步”。洛杉矶贫民区人口密度大，规模相对较小，我可以尾随巡警观察警民互动，无论他们是步行、骑自行车、骑马还是开车。我会在现场，在当天晚些时候或随后的轮班中向警察正式询问这些事件。我亦对警方的培训模式展开调查，参与中央分局召开的一系列公共论坛，包括面向居民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组织的社区警务会议，以及由社会服务提供者与当地企业组织的公共安全步行活动。
为寻求多元观点，我还在田野调查对象中纳入了“安全城市计划”的最强势反对者——一个名为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Los Angeles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LACAN）的基层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99年，成员几乎全部由低收入者、分租房旅馆住户和流浪者组成。确信我不是卧底后，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允许我协助完成一系列体力、文书类和社区外联工作，作为接触组织的敲门砖。为此，我参与了该组织的“社区守望”项目。参与该项目的人员每天在周边巡逻数小时，将警民间的互动录下来。通过参与“社区守望”项目，我有更多机会记录警察的行为，只不过是站在旁观居民与嫌疑人的角度。我还与当地小有名气的居民一同出行，接触到比独来独往时更多的个人和团体。
广泛结交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后，我开始奔走于各个“分点”，通常一次专注一个分点，集中考察几个月，再轮转至下一个分点。但也有几次，我会在一次出行时访问多个分点。记得2009年的某一天，我上午9点来到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办公室参加居民会议，讨论近期分租房旅馆的驱逐事件。随后，我找到一位最近加入“社区守望”项目的居民，对他进行非正式采访。赶在中午之前，我步行向东穿过几个街区，来到圣朱利安公园，与街头小贩下了一盘棋，而后我俩沿着邻近的人行道兜售自制熏香。下午，我步行去中央分局参加一个社区警务会议，途中看到两名警察拦截了一个熟人。放行后，我还上前与他们攀谈了几句。这种多点调查方法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我能够以多种视角看待特定警务事件和问题。
为了将民族志观察置入历史背景中，我在田野调查之余补充了大量档案研究，采访了参与洛杉矶贫民区历史发展的个人，并依据《加州公共记录法案》获得了超过1.5万页洛杉矶警察局记录文件。
这些记录包括与中央分局、市政厅以及本地著名组织有关的电子邮件往来、会议记录、内部备忘录、行政程序文件和财务记录。它们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和组织数据，还作为后台记录帮助我验证了对外声明及行动的真实性。
本书中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这是我所在高校要求的保护措施，也是居民与警察的通常要求。为进一步打消他们的顾虑，我有时也会对较为私密而有辨识度的细节进行修改。这里的许多居民或多或少都与洛杉矶警察局有过法律纠纷或冲突，也曾参与非法活动，有些仍是如此。他们担心如果自己的身份被我的研究曝光，他们会遭到报复。近年来，警察与其他许多一线公职人员一样，会因讲真话而受到惩处甚至解雇。化名有助于保密，亦使我能够更加真实地描述警察及其管制对象的行动与言辞。匿名原则有两个例外：第一，我如实引用报纸和市政记录等大众出版物上刊登的人名；第二，对于城市机构、企业和组织的民意代表，我也使用了真名。
接下来，我将对洛杉矶贫民区警务工作的客观基础、实时执行情况与主观影响展开叙述。本书行文结构的设计，旨在从该地区行为者的多种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视角来展现上述过程。第一卷将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警务观念，主要站在洛杉矶贫民区及其人口的管理者的立场上。在第一章，我将结合历史数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深入挖掘“安全城市计划”的历史渊源。在开篇处，我将讲述一次意料之外的观察：在据称罪犯改造及重返社会已走向终结的情况下，贫民区高度惩罚性的执法政策实际上是由以治疗为导向的私营福利组织设计、合法化并颁布的。本章将阐明，社会福利的私有化与20世纪后期其他新自由主义改革相结合，改变了洛杉矶贫民区的组织形态。众多家长式作风的规训型组织集结在一起，将过去单纯容纳城市贫民的城市一隅，转变为明确计划改善贫民现状的区域。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诉诸了警察的强制权力。
第二章将镜头转向洛杉矶贫民区的街道，通过警察的日常巡逻及其与居民的互动情形来阐释治疗性计划的具体表现。规训组织日益扩张的影响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警察对其工作、辖区、居民及各类问题的理解方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警察巡逻与酌情执法的目的是将城市里的穷人集中隔离到贫民区内，而如今，警察的工作却主要是为了“引领”任性的民众选择更合规的生活方式，并最终重新融入贫民区以外的传统社会。
本书第二卷将视角对调，从警务工作对象群体的角度重新看待问题，通过“自下而上”的观点展现贫民区的居民如何尝试与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管制进行谈判——这种监视和管制已延伸到贫民区的文化背景中，改变了长期以来围绕城市贫困现象的关键社会学进程。本卷中的章节依次介绍了贫民区的居民运用“条子智慧”的各种技巧，它们展现出民间抵抗力量的日益增强、扩张与规范化。我们将看到，面对警察频繁介入的威胁，每个居民的身份背景以及他们对周边社区的日常关切与看法，都将催生出独特的应对方法。
第三章讲述一个黑人居民群体的生活状态，该群体由大约13人组成。在警察强制要求进入正规治疗机构的情况下，他们选择自行创建本地的戒毒及重返社会项目。面对没完没了的逮捕与反复监禁，他们凭借应付警察的集体智慧，尽量规避与警察接触，主要是通过与瘾君子、毒贩及其他“典型的”贫民区居民划清界限——无论是象征性还是物理性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代价却是必须限制自身的社交范围，严格把控日常行为，同时直接加深了地域污名化的刻板印象。
第四章以街头小贩为研究对象，详述他们的“条子智慧”与抵抗策略。这些人与第三章中回避接触其他居民的黑人男性不同，他们会调动民间对警务工作的各类分析，积极介入旁人的生活，而在周身严格实施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为尽可能降低与警察接触的概率，小贩们尽力规范附近街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希望消除最可能引起警察注意的“问题”情况。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治安的代理人，需要保证所在片区没有乱堆废物、毒品泛滥和犯罪等现象。然而，有些时候，小贩会过度打压未犯罪的居民，一刀切地禁止此前为社会容许的行为，破坏了居民谋求生计的机会，同时间接地加剧了贫民区的刻板印象。
第五章从前文中的颠覆性策略转向集体抵抗策略。参与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社区守望”项目的居民将他们积累的“条子智慧”作为一场正式运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反对“安全城市计划”，缓解贫民区及本地人口的负面形象。他们对警察的行为了解得细致入微，据此“跟踪其后”，并记录警察违反宪法的巡逻行为，而后将其制成视频展现其罪行。这样一来，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设计出一种新的法律证据形式，克服了此前该组织缺乏可信度的问题，直指治疗性警务手段的核心。
本书的结论部分思考与警察在监督、管理和塑造城市贫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关的主要教训。虽然本书聚焦于洛杉矶贫民区的生活，但它所讨论的现象与过程绝不仅限于这一环境。诸多城市中皆有证据表明，治疗性警务已经制度化，成为一种市政政策。在贫民区以外，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条子智慧”在发挥作用。那些广为人知的警察枪击事件造成的余波表明，许多地区的居民已被迫运用“条子智慧”，以维系日常生存。在此背景下，本书将提供一个重要的框架，用于理解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以犯罪闻名的地区居民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