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洛杉矶贫民区（Skid Row，亦称“游民街”）工作的第一年，我被警察盘问了14次，只是因为我站在街角。

这不算什么。那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朱丽叶的女人，她被警察拦下100多次，还被逮捕了不下60次。她每次在监狱里被关上一周，累计为服刑耗费了一年多的生命。她犯的都是什么罪呢？仅仅是因为她坐在了人行道上——在洛杉矶，这是一种可以被逮捕的犯罪行为。

一个老太太戴着手铐瘫坐在水泥地上啜泣，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此情此景简直不可理喻。但对于在贫民区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周二早上。朱丽叶的衬衫被泪水浸透了，显然，第四十次逮捕给她带来的伤害分毫未减。

当警察把朱丽叶扶来时，她重复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提出的疑问。这类处理措施的目的何在？它对我们的社会，对朱丽叶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已大幅削减对最贫困公民的直接和间接资助，却在洛杉矶贫民区1平方英里 的地方花费600多万美元补充警力，这是怎么做到的？此举对于深陷社会底层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推及广泛意义上的美国的正义、平等和机会，这些做法又传达着怎样的信息？

本书旨在回答上述问题，也回答朱丽叶的问题。我试图在书中描述并阐释，把社会底层人民当作罪犯的情况何以愈演愈烈。事实证明，答案错综复杂，有时甚至与直觉相悖。如同一出古希腊悲剧，铸就这一切的更多是错误与优先级错置，而非英雄与邪恶势力的缠斗。我们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牵涉此事的各方都真诚地试图做正确的事情，却毫无成效，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造成严重的伤害。

为了找到答案，我花了五年时间在贫民区工作，从此处居民的视角看待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不情愿住在这里。我们一同走在街上，在街角闲逛，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一起吃饭。我走进流浪者投宿的廉价旅店，见过他们的亲戚和前情人，旁听他们的庭审。我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警车的后面，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循环往复。一路走来，他们丢了工作，没了住处，失去了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倾听他们的苦恼。他们与警方的频繁接触让我无比沉重，因此我不愿就此罢休。我开始在警察身上投入更多时间，趁他们轮班时在警察局与他们坐坐，在他们巡逻时尾随其后。我们已打成一片，一起喝啤酒，哀叹道奇队的不争气，发发女朋友的牢骚。

而当我开始领会贫民区居民与警察的热情与愤懑时，却猛然意识到，这些声音很少出现在关于警务与贫困问题的公共讨论中。常有聪明人谈起警察与穷人间持续不断，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紧张关系，但这些专家很少花时间与这两个群体的人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或者，也许更重要的是，倾听他们对对方的看法。观看晚间新闻节目时，你会看到许多位高权重的嘉宾——警察局局长、律师和媒体专家，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但对于那些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现实中的人，你可曾倾听过他们的声音？这不太可能。长期以来，那些真正在美国街头针锋相对的人，已被压制住了声音。

我写这本书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书中的素材皆来自我在贫民区遇到的居民与警察。我利用档案与记录资料，将这些故事置于历史背景中。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参考了之前的研究，以了解警察的每一次盘查、罚款或逮捕。无论它多么出乎意料或独特，都是一个更大体系的一部分。

最终，本书成为对当下美国最弱势的群体进行治安管制的情况的特写。我们没有向贫困之人伸出援手，反而挥舞拳头，在其误入歧途时威胁将其彻底击倒。在此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对警察的恐惧以及远离手铐的渴望在整个社群蔓延，渐渐渗入人们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中。有的反目成仇，有的则退缩至更深的阴影之中。但在这一动荡之中，我们亦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它们有时来自最出乎意料的源头。当我说一场社会运动正在酝酿，我们需要注意时，我并不认为自己过于乐观。

如果我做得足够好，读者将会从书中理解，人们以我们的名义究竟做了哪些事，又为何这样做。更重要的是，本书将帮助我们看到，为改变现状，推动为美国最贫穷、最无权的公民的生活带来积极改变的改革，我们应该怎样迈出第一步。

在阅读过程中，我恳请各位暂时放下心中的预设，包括何为穷人、何为警察，以及他们所作所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了理解现状，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我们需要从全新的角度看待问题。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现在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它。这本书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