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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薛定谔置身于中立国爱尔兰，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同时，全世界的其他科学家则加入了为战争而奋斗的行列，致力于用他们的技能研发出杀死敌国人的新方法，或者至少是找到让自己人免于被杀死的方法。在美国尤其如此，1940年6月，美国最终参战前的18个月，罗斯福总统指示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建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Defense Committee），以研发新式武器。国防研究委员会接下来动员了超过6 000名美国科学家，包括参与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
开支规模十分巨大：到1944年，联邦的研究预算为每年7亿美元——超过1938年数额的10倍。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才华横溢而又思维敏捷的数学家，名叫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0年9月，46岁的维纳——一个胖乎乎，爱抽雪茄的素食主义者，近视眼，留着凡·戴克式胡须——给万尼瓦尔·布什写信，表示愿意效力：“希望在整个活动的某些边边角角，您能找到在紧迫时分我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维纳神童出身，随后他跟着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学习逻辑学，并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数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维纳投身于备战的动机混合着爱国主义和对纳粹的深仇大恨。他的父亲是俄裔犹太人，而维纳的妻子却极度反犹并且是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她在德国的亲族成员则都是纳粹党党员。二战期间，维纳的女儿芭芭拉因为背诵母亲那本《我的奋斗》中的段落而在学校受到处分。这一切都使维纳的家庭生活显得颇为有趣。
万尼瓦尔·布什觉得美国对空袭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他认为美国需要研发出“精准、快速控制高射炮”的手段来击落敌机。
这便是维纳开始攻关的领域。1940年秋，维纳论证指出，开发一套将人为干预最小化并能击落敌机的自动防空系统在理论上是可行的。1940年12月，维纳将理论构想转化为现实的提案获得了2 325美元的微薄预算，并被国防研究委员会新设的D-2分部贴上了“机密”的标签。D-2分部在战争期间资助着80个项目，总价值约1 000万美元。这个分部负责组织研究“火控系统”——炮兵火力的控制系统。D-2分部由洛克菲勒研究所
的所长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掌管，正是他在两年前创造了“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这个词。
当时已有的防空系统需要多达14个人操作：有人负责发现飞机，有人负责识别飞机的飞行轨迹，还有人负责迅速计算出飞机的预期位置，最后一组人则负责将炮口摇到正确的方向和高度，然后开火。但如果飞行员在炮弹发射后采取规避动作，那就打不中了——计算是基于飞机沿直线飞行的假设做出的。维纳大胆的想法是要找到一个无论飞行员怎么做，都能预测飞机随后位置的数学公式。
到1941年冬天，维纳已经可以用自己的数学技能预测出目标近乎随机运动的路线，然后计算出一个射向目标最可能的位置的拦截路线。朱利安·比奇洛（Julian Bigelow），一名曾在IBM工作的富有才华的年轻工程师，被指派与维纳共事。他喜欢鼓捣老爷车，还碰巧是一名业余飞行员。这对搭档建造了一台模拟目标飞机移动和高射炮操作组反应的设备，办法是往麻省理工学院校园——毗邻查尔斯河——2-244房间的天花板上投射光束。
维纳和比奇洛还去了实地，研究了现实中的炮手的行为模式。维纳就是在这里做出突破的，因为他注意到士兵们会采取针对飞机移动模式的动作。运用自己预判飞机位置的知识，炮手会在计算射击方位时将预计的位置也纳入考虑。维纳着手尝试用数学方法描述这种效应。为了努力赶在截止时间前完工，压力显现出来，维纳开始大量服用安非他命——这在当时还是完全合法的
。他变得易怒，甚至比平时更加话痨——对一个从事最高机密项目的人来说实在不可取——最终不得不戒掉自己的不良嗜好。他后来解释说：“我只能把药戒了，寻找一种更理智的办法来给自己打气，以扛住战时工作的重担。”
维纳意识到，炮手对飞机运动的反应意味着他正在扮演一个反馈系统的一部分——这是声学和工程领域的人很熟悉的一个现象。维纳与学生时代的一个朋友探讨了这一观点。这个朋友名叫阿图罗·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生理学家。他们意识到，无论在技术领域还是生物学上，反馈都是很多系统的一个共有特性，并且可以在动物的行为和生理活动中出现。兴奋于他们的理论突破，两人在1942年纽约举办的一个小型科学会议上介绍了自己的观点。20多人的听众中藏龙卧虎，混杂着神经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有夫妻档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罗森布鲁斯在他的演讲中描述了他所谓的“因果循环”（circular causality）或者叫反馈环。演讲内容已经被写成一篇罗森布鲁斯、维纳和比奇洛共同署名，题为《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ur, Purpose and Teleology）的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上。 [1] “目的论”一词的用意是蓄意挑衅，因为这一概念是根据目的来解释现象，而目的在正规的科学论述中已经被禁绝几百年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现象的最终解释是它们的目的或曰目的因（fi nal cause）。例如，从手中松开的苹果最终会落到地上，是因为它的目的因就是往下走。17世纪以来，人们越发认识到，这种方法什么也解释不了，因此开始寻求更加有力的原理性解释。维纳想通过数学层面的解释，让目的的观念卷土重来。
维纳和罗森布鲁斯指出，在生命体和机械身上可以观察到有目的性、受目标导向的行为，而这是通过被称为负反馈的机制实现的。常规的反馈会导致信号不受控地加强——这就是麦克风离扬声器太近会产生啸叫声的原因。负反馈则意味着特定的活动会在达到某个预设的状态时停止。以这种方式，一个信号就可以把一台机器或者一个生命体“推”向某个目标。如果目标没有达成，那么持续的信号就会将行为引导向目标。举个例子，一枚捕捉战舰发出的声音信号的鱼雷就是用负反馈引导自己游向目标的——它会在信号最强时停止转向，因为这表明目标就在正前方。
二战后，沃伦·韦弗终于抽出空来读了维纳、罗森布鲁斯和比奇洛的那篇论文。他没有被打动。“我想读这篇论文，可是到现在还是卡在前四段里，读不下去。”他告诉维纳。
如果韦弗坚持读下去，那么他会发现论文的其余部分很值得一读，因为它标志着科学思维的一次转变。它将所有系统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无论它们是机械、有机体还是人与机器的混合体（高射炮就是这种情况），并且提出，行为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来解读，可以置于同样的负反馈环中进行分析。这篇论文被读给纽约的那一小群听众时，产生了有如触电般的反响。神经生理学家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尤为激动，因为这与他和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一位古怪而聪慧的20岁数学天才正在发展的大脑功能模型不谋而合。
就连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入迷了，她后来写道：“我连自己磕断了一颗牙都没察觉到，直到会开完了才发现。”
尽管维纳的观点令他的学术同行们兴奋不已，但他建造一个可以改造成实战版本的防空设备的努力却被一个竞争项目抢了风头。这项绝密计划由麻省理工学院和私营公司贝尔实验室共同运营。顶着一个蓄意掩人耳目的名头，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有30多位科学家参与，仅第一年就获得了超过80万美元的预算。虽然使用的是一种高度脱离现实的预测方法——假设飞机沿直线飞行——但辐射实验室的这个设备会向预测的地点射击产生一片弹幕，以此弥补精确度的不足，这样总会有几枚炮弹能蒙中的。1942年，辐射实验室的项目通过了演练测试，美国军方随即采购了1 200多套。虽然维纳和比奇洛的统计预测系统比辐射实验室竞争对手的略微精准一些，但事实很快表明，其相较于后者的优势不值得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因此维纳的项目于1943年11月被终止了。
此时，辐射实验室的这个系统被称为M-9，其中纳入了维纳的预测规程中的一些元素并开始量产。它最终将成为当年所谓的“第一次机器人大战”的一大核心要件。
这场大战发生在1944—1945年的英格兰南部地区上空，是德国的V-1自动火箭（又名蚁狮导弹）与盟军的半自动防御系统之间的较量。
维纳以《平稳时间序列的外推、内插与平滑化及其应用》（Extrapolation, Interpolation, and Smoothing of Stationary Time Series with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这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标题，写下了自己用来预测物体移动和滤除干扰数据的方法。这份翻印流传的文档主要由维纳那复杂得令人发指的一页页数学演算构成，在各个防空武器研发项目的工作者中传阅。就连只有6页的最简短的章节也有37个方程式。这份盖着“保密”印章的文档印了300份，用浅黄色的封皮包着，封皮上是警示语，任何泄露其内容的人都将面临《美国间谍法》的严厉惩处。在众多困惑的读者中，它很快便被冠以了“黄皮天书”的称号。一名美国工程师后来说：“应该把这些文件提供给敌方，这样他们就得在上面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就能继续研究怎么打胜仗了。”
这份文件后来终于解密，从此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2005年，其中一份在苏富比拍卖行以7 200美元拍卖成交。
维纳声称，他的方法有很多应用，并且可以为理解信息交流的本质提供重要的启发。他的观点是，人类的交流与机器发送的信息之间没有什么不同：“自动变电所的设备对电流和电压的记录与电话上的交谈一样，都是如实传达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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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指出，所有交流都具备相同的基础特性——都必须包含他所谓的多样化信息。他还说，这种多样性的一个量化手段可以在概率论的数学原理中找到——所有形式的交流，都可以通过对其所含信息的数学的、概率论的分析来理解。将维纳的两项基本见解——负反馈在行为塑造中的重要性以及信息的存在——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反馈环——居于带有明显目的性的行为的中心——承载着信息。
—A·C·G·T—
同一时期，另一位麻省理工学院受训出身的数学家克劳德·E. 香农（Claude E. Shannon）也在研究类似的问题。香农是个腼腆的年轻人，终生热爱迪克西兰爵士乐，喜欢鼓捣电子设备，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点像詹姆斯·斯图尔特
。1938年，香农凭借自己在布尔逻辑方面的工作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学位，这个领域在电子学的发展中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到1940年，香农已经在“理论遗传学的代数算法”这个课题上读完了博士，他发展出了一套描述基因在种群中的扩散方式的数学方法。香农承认，虽然他的论证很新颖，但结果却不是。他其实对基因一点也不感兴趣。据他的博士生导师万尼瓦尔·布什说，“在遗传学的这个方面，他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知识”。香农主要关注的是用统计学来描述基因在种群中的行为，不是它们行使功能的方式和它们的构成。
1942年，香农在位于西街（West Street），俯瞰哈得孙河的贝尔实验室纽约总部工作。在楼后的华盛顿街（Washington Street）上，一条地上轻轨线径直穿过这栋大楼，像是20世纪30年代讲述未来的电影中的某些场景。香农是密码术研究组的一员，研究消息通过电话的传递过程。1943年1月，在薛定谔即将在都柏林开展讲座的同时，贝尔实验室来了一位英格兰的访客——数学家、密码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是1942年11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来到纽约的。图灵开始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探究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搭起一条安全可靠的加密电话连线的方法。香农后来通过理论证明了其密码无法被破解，这个计划随即得以成功实施。
尽管图灵并未与香农一起工作，但两个年轻人还是时常在餐厅里一起喝茶，探讨图灵有关可以进行人类能想到的任何运算的“万能机器”的想法。香农的建议显然令图灵惊讶不已，他告诉图灵，这样的一个“电脑”能够做的可不仅仅是复杂的运算。“香农想塞进电脑里的不只是数据，还有文化上的东西！他想演奏音乐给它听！”图灵在一封信中惊叹道。
更重要的是，两人也交换了彼此对于信号传输的想法，以及如何量化通信交流的内容，如何将非确定性融入它们的数学运算过程。图灵开创了“分班”（deciban）
的概念，这是对消息中包含的非确定性的一个量化手段。香农则不久后就将定义“二进制数位”或者叫“比特”，它有0或1两种状态，是战后计算机技术的核心。3月初，图灵作为4 300多人的运兵船上唯一的平民，横渡危机四伏的大西洋，回到了英格兰。两人下一次见面要等到战后在曼彻斯特了，图灵将在那里研究“婴儿”（Baby），世界上第一台程序存储计算机。
在贝尔实验室，香农是与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合作研究火控的团队的成员之一。和维纳一样，香农的任务是开发出一种预测目标位置的方法，两个人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次。据比奇洛后来回忆，维纳极其无私，与这位后生交换着想法，分享自己的见解。最终，维纳的慷慨开始退去，并且——可能是滥用安非他命的缘故——开始用猜疑的方式回应香农的拜访，对身边的朋友说香农是“来撬走我脑子里的想法”，极力闭门不见香农。
虽然香农明显受到了维纳黄皮天书中部分工作的启发，但他此前就已经开始思考信息交流的本质和描述它的数学方法了。他不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20世纪20年代晚期，拉尔夫·哈特利（Ralph Hartley）和哈里·奈奎斯特（Harry Nyquist）就研究了电报消息是如何传输的，但他们没有从概率论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将随机变量——干扰信号——作为影响传输准确性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1945年，香农为国防研究委员会D-2分部写了一份题为《密码术的数学原理》的文件，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对信息交流及其所涉及的内容的观点。他将被交流的东西称为“信息”（information），并描述了其基本单位的本质，他把这种基本单位称为“比特”。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份文件立刻被盖上了“机密”的印章，但在战后，文件的一个版本被发表，最终也于1957年解密。
在二战前后成形的有关信息的诸多思想中，最后一个要素是德国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árd）
对麦克斯韦妖的探究。这个思想实验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于1871年构想出来的，目的是展现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理论上具有怎样的可能性。麦克斯韦设想了一个妖精，它可以毫不费力打开两间舱室之间的一扇门，使能量更高的分子进入其中一边，由此提高那间舱室的温度，并降低整个系统的熵——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西拉德于1929年想出的解决办法是，这个妖精必须要能够测定分子的运动速度，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消耗能量，因此导致熵增。如果妖精和舱室被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系统的熵就不会降低，热力学第二定律仍旧无懈可击。尽管西拉德没有使用“信息”这个术语，但他的理论探讨还是以一种后来被证明具有重大意义的方式将熵与获取知识的手段联系了起来。
—A·C·G·T—
1945年初，维纳和他的同行，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组织了目的论学会的一场会议。学会刚成立不久，目标是研究“目的是如何在人类与动物的行为中实现的，另一方面，目的又如何以机械和电子的手段来模仿”。
冯·诺伊曼是一名数学家，也是博弈论——描述和预测简单行为的数学模型——的先驱。在开发日后很大程度上主宰战后经济学的那些模型的工作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模型同样拓宽了演化生物学家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冯·诺伊曼在曼哈顿计划中也扮演着领路人的角色。
目的论学会会议召开8个月后，伴随两阵毁天灭地的闪光，世界发生了剧变。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造成了不可想象的破坏，当场导致多达8万人死亡，另有大约同样多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陆续死去。三天后的8月9日，长崎市被第二枚原子弹摧毁，这一枚用的是钚而不是铀，并且采用了冯·诺伊曼开发的内爆点火程序。
曼哈顿计划成功了，但很多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却为自己促成了毁灭而心生恐惧。曼哈顿计划背后的首要原因——害怕遭到纳粹的核弹打击——已经随着1945年5月德国投降而不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事情很快明朗起来，德国人从未接近过成功。除了那些最天真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所有人都意识到，原子弹的研发和使用表明盟军别有用心——原子弹是用来威胁苏联的。冯·诺伊曼对此倒处之泰然。他曾经帮助美国军方选择彻底摧毁哪两座日本城市。作为坚定的反共人士，他承认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主要是为了警告苏联，并且认为随之而来的死亡和破坏是合情合理的。
维纳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他关心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引发的道德问题，也担忧它的破坏力在未来无限扩大的可能，思虑之深使他开始考虑彻底放弃科研。1945年10月，他告诉一位友人：
自从原子弹被投下后，作为一名参与战时工作的科学家，又眼看着自己的战时工作被作为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用在我无法认同也完全无法左右的地方，我的良心感到了尖锐的自责，一直在尝试解脱……我认真考虑过不再努力取得科研产出的可能性，因为我想不出任何办法让自己发布的发明创造免于落在坏人手中。
维纳的战时经历使他确信，科学研究应该尽可能地公开，不应该被与私立机构或是军方捆绑在一起。与维纳正相反，冯·诺伊曼则热衷于尽可能地融入军工复合体，后者已经开始主宰美国的经济了。冯·诺伊曼有两重目标，一是筹集到建造他梦寐以求的计算机所需的经费，二是对抗他眼中的那些来自苏联的威胁。
尽管有着深入骨髓的差别，两人还是在一起工作，特别是组织了1946年3月的一场会议。会议的名称相当冗长，叫“生物学及社会科学中的反馈机制和循环因果系统研讨会”（会议更为人所知的名称借用了资助方小乔赛亚·梅西基金会的名字，叫梅西会议）。与会者基本上是1942年聆听维纳概述他有关负反馈的观点的同一群人，另外加入了生态学家G. 伊夫林·哈钦森（G. Evelyn Hutchinson）、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一些人。
维纳和冯·诺伊曼在会上提出了他们开发电子计算脑（electronic computer brain）的计划，其间冯·诺伊曼将人类的神经系统与自己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构建的数字化程序存储计算机做了平行类比。
7个月后的1946年10月，纽约科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目的论机制”的特别会议，维纳在会上做了发言，概述了黄皮天书中过去一年未被公之于众的想法。
维纳在会上讲解道，在负反馈控制的所有实例背后，有一个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思想，他称之为“启示”——所有控制系统都有信息交流的参与，也可以用同样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在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的启发下，维纳把信息与熵联系了起来，他的思想甚至比西拉德对麦克斯韦妖的论述更进一步，将熵定义为“消息中包含的信息量的负值”。这“并不令人意外”，维纳继续讲道，因为“信息是秩序的度量，而熵是无序的度量。从消息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秩序是切实可行的”。维纳指出，主宰信息交流的法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事实上是相同的”。因此，举例来说，一条消息一旦生成，后续的操作就只能将它消解，而不能增加其中的信息。熵的箭头只能指向一个方向，生命所能做到的一切不过是让这个过程暂时停止，并不能真正将其逆转。战后的科学界用来解释生物学现象的主要理论框架之一——信息在生物学中的地位——正在浮现，并且与宇宙尺度上对秩序的基本度量成功对接了。
一个月后，在把生命如何自我复制的观点与控制系统研究联系起来的工作上，冯·诺伊曼迈出了一步。他越发确信，维纳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行为的建模分析上是错误的：人脑实在太复杂了。1946年11月底，冯·诺伊曼给维纳写了一封长信，概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新式研究手段，后者将在未来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
开篇先是自我批评，冯·诺伊曼指出，源于两人对研究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共同热情，“我们选择了……天底下最复杂的课题——这样的说法毫不夸张”。冯·诺伊曼还表示，这个问题甚至比大脑的复杂性还要深奥。他觉得他们首先必须理解生物学现象背后的分子机制，然后才能有希望理解更高层面的生命活动：
如果没有“显微级”、细胞层面的研究，那么我们对生命体运行方式的任何认识就都无法为神经运行机制的深入细节提供任何线索。
冯·诺伊曼的方式显得很激进。他的结论是，应该着眼于他描述的以下方面：
像病毒或者噬菌体这类没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它们能够自我繁殖，能够在无序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向食物移动，去占有它，利用它。因此，“真正”读懂这些生命体，可能才是正路上的第一步，并且可能是整个问题中需要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冯·诺伊曼对于病毒生物学的见解很肤浅——他告诉维纳，病毒“绝对是动物，有某些类似头和尾巴的结构”（事实上，依照大多数的定义，病毒甚至没有生命）。尽管在生物学方面很糟糕，但冯·诺伊曼提出的观点——简单系统也能展现出适用于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的法则——却完全正确。根据他的计算，每个病毒包含约600万个原子，并且“只有……几十万个‘机制因子’”。冯·诺伊曼对维纳解释道，人类应该有可能理解这些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他承认，即使是这一点也颇具挑战性：
即使分子质量为10 7 ~10 8 的生命体的复杂程度对我们来说不算太大，我们目前也仍然缺乏相应的手段。但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对这些手段加以构想？通过当下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的特点、水平和时间跨度方面的那些发展，我们是否能够取得这些手段？
冯·诺伊曼向维纳提议，他们应该研究“病毒和噬菌体的生理学，以及有关基因和酶之间关系的一切已知学问”。他对这种手段的解释是，病毒可以让我们对基因形成一些认识，这说明他对病毒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并非只是认为它们是动物：
基因可能很像病毒和噬菌体，不过有关它们的所有证据都是间接的，而且我们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提取和扩增它们。
冯·诺伊曼之所以对基因产生兴趣，是因为生命拥有令他着迷的一大特质——自我复制的能力。事实上，基于他此前对于自我繁殖的自动机的思考，冯·诺伊曼此时确信，生物“自我繁殖的机制”可以放在他和维纳一直以来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去理解：
我可以证明它们存在于这个概念体系当中。我认为我理解了其中涉及的一些主要原理……在这个查阅、消化文献的过程中，我希望了解各种各样的东西，尤其是自我繁殖所需的组件的数量。我（颇为无知）的猜想是大几万或者几十万个，但这个估计还是太不可靠了。
在参加了1946年10月末举办的第九届华盛顿理论物理学会议后，冯·诺伊曼采用了这一方法。这场小型会议的主题“生命体的物理学”源自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的启发，由离经叛道的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的终生好友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选定。
会议论及了冯·诺伊曼写给维纳的信中概述的很多要点。在媒体对这场会议言辞兴奋的报道中，有如是记述：
过去三天，一群理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会议，探讨“生命体的物理学”的相关问题。很多讨论是关于遗传问题的，还有近乎神奇的基因用遗传方式将自身的特征印刻在细胞组成成分上的机理问题……从今年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清晰的趋势，未来几年中，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地带将会开展大量的研究活动。
有一件事或许让会议令人激动的程度到达了顶点，那就是开会之初，与会者和媒体获悉，36位参会者之一的赫尔曼·穆勒因他在遗传学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
同样参会的还有新一波遗传学家中的两位代表：乔治·比德尔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一问题——基因具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关注焦点。两年多以前，纽约的一项重大发现使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得以进一步加强，发现者不是一名遗传学家，他也从未梦想过参加当时举办的任何一场探讨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联系的会议。
[1] Rosenblueth et al. (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