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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坎宁安是门户网站Gateway Schools的前负责人、曼哈顿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学校的现任校长，也是Under-stood.org网站学习及注意力问题的顾问，他坚定地认为有学习差异的人士中的高成就者与未能获得成功的患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教育者。
“无论（成功者）接触的是什么样的解释和关爱，都造成了这种改变。让更多的孩子获得这些关注，你就会看到更多卓著的成功。”他还警告：“别期望所有孩子无所不能。”
坚持让孩子们全面发展无异于给有大脑差异的孩子奠定了失败的基础。不仅如此，在孩子能与抽象概念建立连接之前就让他们接受补救矫正，以期使情况改善，将钝化和破坏阅读障碍者活跃的思维。坎宁安提出：“我们身陷技能发展应循序渐进的泥潭，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你如果不先掌握第一步技能，就无法进阶到第二步技能，但很多时候，这不一定对。具有极强的复杂概念处理能力的大脑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接触这些概念。不擅长做加法依然能掌握微积分。你需要了解微积分的概念，但未必进行计算。”同样的道理，“你的阅读技能生疏也许会阻碍你理解语言，但这二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你的阅读技能有限，还把所有时间花在打基础上面，那你永远到不了进行人物分析、理解复杂情节、故事铺垫这些阶段。有多少人发现自己对学习的终生热爱却被孩子们会痛恨的一大堆东西堵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应该有勇气说出来，那就是，补救技能不再那么重要”。
对一个还在种种刻板的期望中挣扎的孩子来说，人生还是有希望的。虽然到了高中和大学，工作量和学习量会增加，但他依然有更多机会专攻特长。这就是有棱角的思考者所需要的：一个能全情投入真正令自己兴奋的领域的机会。同时，父母要助孩子一臂之力，给予充分支持，与老师建立沟通，帮助有学习差异的孩子找到绽放光芒的正确道路。坎宁安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的学校是教育大多数人的，相对于个体，它们更加关注集体。有学习差异的孩子更需要个性化的关注，只为他们能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坎宁安经常对老师们说：“当你使用‘阅读障碍’这个词的时候，你真正所指的其实是孩子的大脑运行的一种模式，而这种运行模式是在一个更大的场景里发生的。你站远些，结合其发生的场景来看这种运行模式，就会对这个孩子将在哪些方面显现优势有更清晰的了解。场景不同，同样的特征可能会是这个孩子的优势，也可能是他面临的挑战。”
萨莉·施威茨说：“学校对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考量没有与拼写和语法测试区分开来，这一点让我忧心忡忡。阅读障碍者的拼写和语法能力虽然遭到了破坏，但他们的高效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却完好无损。我说的不是学习高等数学的层面，而是背乘法表这种初级学习。阅读障碍的情况是数字信息被当成文字存储，所以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在乘除法记忆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我通常不对（过世的人）进行诊断，但是我认为爱因斯坦是有阅读障碍的。他确实存在我们所认为的阅读障碍范畴的某些问题。”当然，他具有令人高山仰止的创造力。有了爱因斯坦，或者贝纳塞拉夫、欧文、格雷德这样的人作为参照，施威茨给任何孩子下阅读障碍这个初步诊断就有了依据。“做诊断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和孩子及其父母一起坐下来，共同画出正态分布曲线。”阅读障碍造成负面影响的区域通常处于“曲线的均数位置或略低于均数的位置”，而在其他概念区域，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往往处于第90或者更高的百分位数。“我认为客观的旁观者能承认这些很重要。”
刻意迎合或者为阅读障碍者或有其他学习障碍的人提供特殊教育，这种做法颇具争议。施威茨指出，让这样的学生处于智商被误解的环境中容易令他们感到被孤立，并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另外，学校以外的生活环境是无法迎合有大脑差异的人的，他们要学着适应。
然而，有很多方面是学校应该做得更好的，而且，以教育为宗旨，它们没理由不这样做。威廉·德黑文是曼哈顿温斯顿预科学校的校长，他提出，在他的学校无须给有阅读障碍的学生更长的考试时间，题量也不用减半，因为考试是以普通学生为考虑前提而设计的。
罗伯特·坎宁安也质疑“越多越好”的考试方式。坎宁安指出，学校会给有学习差异的学生更多的考试时间，因为“这么做很简单。减少题量则更加棘手。同样一件事，一个孩子得做多少遍才能令我信服呢？是不是46道题比4道题更有说服力呢？不，我永远不能对此信服。他要么会做，要么不会做”。坎宁安进一步补充道：“还有很多人认为‘学习障碍’是对懒惰或愚蠢的美化。”这种观念影响了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在语言处理方面，大多数老师会越发对学生喋喋不休”，这就好像“对语言不通的人说话更大声”。但是，与年纪小且刚刚被诊断为有障碍的学生交流的时候，使用“更少的语言、更长的停顿，并穿插视觉图像”其实尤其重要。
大多数阅读障碍者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阅读，因此在需要阅读的考试中给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更多时间是对他们很重要的一种配合。但是，这对有问题的考试制度来说，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斯凯勒说在考试中给她更多时间并不能给她帮助。与其他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同学相比，“我跟他们有很大不同。我的问题不是注意力，而是我无法将注意力放在微小的细节上，因为我思考的是大图景。问题越大，就越能占据我的世界，我也就会越被它激发。如果只是一本书里的小细节，那它和贯穿整本书的线索相比，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无论一个想法多小，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存在与其他事物毫无关联的事物。我想去了解这个世界及世间万物之间的联系。从城市到国家，再到大洲，乃至世界”。
有些父母、教育者甚至雇主会担心给这样的学生提供便利和配合的行为已经过度，从而培养了一代承受不了时间压力——或者无法胜任对时间压力有要求的工作——的学生。然而，施威茨打消了人们的顾虑。阅读障碍者身上的问题“不是思考和学习知识的能力，而是阅读能力。当有人说‘我永远不希望被带进一间急诊室，里面的医生有阅读障碍’，我的反应是，你如果心脏病突发，被推进来的时候呼吸微弱，你的医生还在一旁读你的症状描述，那你就一命呜呼了。但如果你的医生思路清晰、反应迅速，那你就会平安无事”。与施威茨共过事的一位儿科医生也有阅读障碍，这位医生说：“我的阅读速度不快，但我思维敏捷。”最关键的是，要将阅读与思考区分开来。在耶鲁大学阅读障碍与创造力研究中心，施威茨和她的同事做了一项研究，参与者是毕业5年及以上的耶鲁大学的学生，他们中有一半都有阅读障碍。“我们询问这些校友在耶鲁时及目前在工作单位的情况，他们都干得非常不错。许多有阅读障碍的校友都说，这一点令他们看待事物更加认真，也让他们更有毅力。”
有些高功能人群在工作中需要应对巨大的阅读量，但他们也是阅读障碍者，施威茨列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一位精明干练的律师告诉她：“我读得很慢，但我从中领悟的东西更多，我比那些阅读速度快但理解的东西很少的人更强。”另一位律师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告诉施威茨，她阅读材料多花的那些时间是不会向客户额外收费的。据施威茨说，这两位律师都是“颇受欢迎的律师，因为他们非常聪明精干。我常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阅读障碍者不能胜任的，除了文件管理员”。
身份显赫的医生和学者去施威茨在耶鲁的办公室拜访是常事。“剧情往往都一样：他们约定一个时间点，而我的秘书确保准备了足够的纸巾。”刚来没几分钟，到访者就会说：“你可能没听说过这种情况，但我阅读能力不行。”有一次，施威茨接到了一通德高望重的商业大亨兼慈善家打来的电话，她原本以为大亨联系她是为了自己的孙子。其实，大亨的问题是关于自己的。她将要接受一项责任重大的委派，她担心自己的阅读障碍会成为阻碍。她非常担心骑虎难下。施威茨和同事利用他们的标准测评方法对她进行了评估，结果是她非常聪明，但阅读障碍非常严重。他们告诉她这个消息时，施威茨的本意——证明她聪颖睿智，足以应付这项工作——是想让她安心，但她起初还是不能放心。她说：“你让我接受这些无聊的测试，这些测试是我们招聘的时候用来挑选最能胜任工作的员工的。”施威茨告诉她，这就是事情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因为她正不知不觉地将应聘者中和她具有同样天分的人淘汰了。
自我怀疑和某种程度的自我厌恶是被诊断为有学习差异的人身上常有的现象，也正因如此，当还有许多经历着这些差异的人说他们并不愿意消除阅读障碍时，这一点变得更加值得关注。斯凯勒说：“我发现自己无法阅读并没有成为我未来发展的桎梏。”不仅如此，她还坚信阅读障碍带来的天赋远大于它带来的挑战。“阅读障碍是我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我的一个小特点。你无法将这部分与我分开。我与世界的所有交互都依赖大脑，而如果你把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拿走，那无异于一点一点将我掏空。”
贝丽尔·贝纳塞拉夫在发掘自己的天赋以前曾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屈辱，她说，给她什么，她都不换走阅读障碍。“我不知道要是我没有阅读障碍，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会竭尽全力地打好手里的这副牌。”对于其他阅读障碍者及其父母和老师，她的建议是：“我认为他们应该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你不能勉为其难地逼自己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人尽其才。”
对贝纳塞拉夫、格雷德、西德尼、斯凯勒及埃文这样的人来说，与阅读障碍和谐相处，并取得成功，其秘诀并非读得更快或更顺应它，而是应该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条更能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孩子看到，自己有棱角的大脑是神奇无比、可待无限发掘的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