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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年龄和特殊爱好有何不同，本书所采访的阅读障碍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经历。它们可以被分为四类。第一，他们都在学校遇到过巨大的，有时候甚至是造成精神创伤的困难。第二，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开发了一些权变措施，以应对学习上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第三，他们都在创造力和洞察力方面有天分，这些都与他们的大脑差异有直接的联系。第四，他们都表现出要利用这些天分的强大动力和决心。
贝丽尔·贝纳塞拉夫是哈佛大学的临床教授，也是世界知名的放射学专家，她发现了唐氏综合征的一个重要的胎儿指征。
于是，她开发了遗传学超声技术，这是孕妇筛查的革命性进步。她因此获奖无数，巧合的是，她有重度的阅读障碍。
她回忆自己在学校的时光是“充满耻辱”的，她艰难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这种耻辱感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拥有智商和学术成就极高的父母——她父亲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茹·贝纳塞拉夫。贝丽尔的父母和老师起初以为她有阅读困难是因为她在多语言环境里长大——8岁的时候，她随父母从委内瑞拉搬到美国后，插班进了英语课堂。但是，她的阅读技能并没有改善，她父母便认为是她懒惰、没用心。一直以来，她被灌输的都是这种评价，直到她被医学院录取。她因为自己的缺陷而遭受责难，这对她的自尊心是巨大的伤害。因为无法通过标准考试，她选择了一所不需要进行美国医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MCAT）的医学院。得益于父亲打的几通电话，她在大二时作为转学生被哈佛大学医学院录取，这是闻所未闻的“壮举”。这种牵线搭桥更增添了贝丽尔的耻辱感。她进了医学院，但是她觉得很失败，就像是走后门溜进了自己根本不配去的地方。
卡罗尔·格雷德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也是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她在十几岁的时候被确诊阅读障碍。
像贝丽尔·贝纳塞拉夫一样，卡罗尔在标准化考试中一直表现不好，所以即使她通过勤奋努力在学校拿了好名次，她SA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和GRE（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也都不理想。她回忆起在语法学校被特殊教育老师带出课堂时的尴尬情形。如今回看她旧时的学业表现，很明显，她是严重的阅读障碍者，但是她在学校的艰难岁月里感觉自己就像个“笨小孩儿”。她回忆说：“我在接受辅导班的帮助，而我所有的朋友都进了高级班。我觉得他们都比我聪明。于是我为了跟上进度加倍努力。”虽然现在看来她天赋异禀，然而早年间她的数学很差，七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甚至不赞成她学习代数。而她父亲坚持让她去高级班。
这种觉得自己是个笨蛋，落后于他人的感觉伴随着自尊心的丧失，在有阅读障碍的成年人身上极为常见，这主要缘于错误诊断，也缘于忽视阅读障碍的症状和后果。在年轻一代阅读障碍者中，针对个体的评估及教育规划已经很普及了，因此对患者自尊心的伤害减少了。但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和家长对阅读障碍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有多深刻的了解，以及他们能多有效地给予阅读障碍者以支持。当然，无论一个孩子是否有学习差异，青春期都是充满挑战和压力的。正因如此，我们很难把大脑差异造成的影响与其他环境和成长因素造成的影响区别开。
西德尼是一个敏感的、有着艺术气质的16岁女孩儿，她搬过9次家。
在这一点上，她发现“当我知道回到过去，有些东西还会和从前一样时，我反倒安心了”。她父亲也是一位阅读障碍者，所以当母亲发现西德尼是在背诵而不是在阅读的时候，她立即介入，带女儿去做了评估。西德尼三年级的时候，虽然聪明伶俐，但她的阅读能力还不到二年级的水平。母亲把她送到了一所专门招收有学习差异儿童的学校，而在她结束八年级的学业，离开学校，进入竞争更激烈的主流高中时，她的阅读能力已经达到了十二年级的水平。虽然她在学校很成功，但长期以来她都被巨大的焦虑折磨着，这在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中并不罕见。
为了跟上进度，她要比周围人更加努力，这根弦一直紧绷着。“我读书的时候，眼前的字是搅在一起的。我的眼睛识别文字比我的大脑理解文字慢5个字。一个字会突然变成另一个字，或者它们会混在一起。”尽管她没有被诊断有注意力问题，但她确实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我只是把我的烂摊子搬来搬去。但凡有时间，我就会花上一个礼拜进行自我整理。”她在时间管理上也很吃力，这主要是因为她在阅读上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让她在学校的压力更大了，因为学校通常会留好几个小时的家庭作业。每当西德尼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而充满挫败感时，母亲就会鼓励她暂时放下作业，过会儿再做。
同样，斯凯勒也提到了大学申请只注重“牌子”造成的影响，这徒增了大家的焦虑感。“孩子们谈论哈佛大学的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你上的学校名气越大，你本人就越优秀。学校和你密不可分。我努力让自己屏蔽这种想法，但社会压力时常影响我。大学只看统计数字，而忽略了你作为一个人的特性。人们不知道你在课堂上多么努力。对任何孩子加以辅导，他都能写出一篇论文来，可考试的时候没人握着你的手和笔帮你写。”在斯凯勒看来，那些没有阅读障碍、记东西轻而易举（但考试得了高分后没几天就把知识点忘得一干二净）的孩子比她更出色，这本身就是很大的不公平，因为那些孩子对知识的掌握并不扎实。
虽然斯凯勒上的是曼哈顿的一所知名私立学校，但她遭到了无知的老师不公的对待。“我的生物老师说：‘斯凯勒在课堂上的发言非常精彩，但她第一次的考试成绩出乎我的意料。’”老师告诉斯凯勒要更加努力学习，因为这对斯凯勒来说并不容易。“我试图向她解释，我并不是不理解学到的那些概念，只是她出题的方式不适合我。但是你没办法跟地位比你高的人这么说话——‘问题不在我，而在你’，那是一种冒犯。”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就像是身处异域具象世界里进行抽象思考的外星人。
许多有阅读障碍的孩子长大后都非常成功，成就卓著的贝丽尔·贝纳塞拉夫和卡罗尔·格雷德都是很好的例子。对大脑有任何形式的差异的人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学会变通——并不是说要欺骗和作弊，而是努力让以抽象的思维方式行事的自我融入一个有固定框架的环境。由于阅读对贝纳塞拉夫来说一直是个巨大的困难，因此，她选择上一所只有一门英文课的学校。她决定上诗歌课，因为诗歌的词汇少。上了医学院以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需要看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字；学习用图像而不是文字表达的信息对她来说就简单得多了，她可以通过图片、图形、表格及课件上的相关说明掌握她需要知道的一切。
贝纳塞拉夫已经拥有自己的超声波诊所，她仍然会利用一些策略来规避自己在读写方面的缺陷。她写的大部分文章都由自己口述，并有工作人员对其署名的内容进行校对和核查。对一些阅读障碍者，比如卡罗尔·格雷德来说，拼写检查程序是非常有帮助的，而对贝纳塞拉夫这样的重度阅读障碍者来说，她的拼写和正确的方式相差甚远，连程序都无法识别她想表达的意思。她不得不一遍遍重新输入。她有混淆词语的倾向，同词根词语对她来说是个大麻烦，所以她会尽量规避这些词。“我说一个词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真正脱口而出的是什么。每一个阅读障碍者都有他们说不出来的较难的词。”
西德尼的视觉感官能力非常出众，于是她摸索出了特别巧妙的权变措施，她称之为“思维导图”。她起初会信手涂鸦，因为她妈妈从书上了解到涂鸦能帮助人集中注意力。而现在这些涂鸦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和她的思维过程密不可分。“我思考的时候，感觉在描绘一个想法。我会先把脑子里的想法画下来，直到我想出来怎么用文字进行表达。我在考试的过程中如果想不出怎么拼写单词，就用这个方法，非常有用。想不起整个词，我就画，用一个个字母搭建。这个方法在学习数学时也有用。”听音乐也对她有帮助。在课堂上，她发现一只耳朵里塞着耳机听古典音乐会让她容易听进去老师讲课。她母亲极力说服了学校允许她这么做。
斯凯勒也有一套记住自己需要了解的东西的视觉化方法。比如，准备生物考试的时候，她会把信息看作图形。她记住的不是用文字表述的细胞结构，而是把这些标签连同整个细胞的样子一起映在脑海里——这些标签在她看来不是文字，而是文字画成的画。视觉思维的一个弊端就是想法与形象有时候“会在我脑子里重叠、打架”。这个过程需要把想法转换成形状，这让事情变得更加抽象了。“我会闭上眼睛，把这些形状组成一个我自己能控制的过山车或者折叠片的样子。”在英语课上，她会把那些单词转化成一个个实物，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某种特定的人物个性会让她产生诸多联想，比如“一栋面具形状的房子暗示着自我厌弃”，或者某种个性让她想到“一个排满书架的街区，街区密密匝匝，而这些书架就是房子”。这个转换过程并非斯凯勒有意为之，“那些想法和词语在我眼里就是这个样子”。
西德尼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这一点对她形成自己的应对策略非常重要。“我总感觉无论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一件事，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会提前开始一个项目。我做事的速度快不了，但是我足够努力。”最近，她发现了一个做事井井有条的好方法，那就是要求自己只用小包——放杂物的空间越小越好。
西德尼和斯凯勒很幸运，她们的父母积极地为她们寻找最合适的学校和教育方案，而且在他们觉得孩子们需要更多的体谅和迁就时会毫不犹豫地表态。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让他们学会维护自己变得同样重要。斯凯勒因无法开诚布公地批评老师的考试方式而颇感沮丧，但经历这些之后，她学会了如何得到老师们的理解。既然她的聪明才智无法通过书面表达，“那我就在课后说给英语老师听，或者跟物理老师探讨一些还没有讨论过的物理概念。在课堂上，我经常举手，而不觉得难为情，这是一种让老师们明白我听懂了课程内容的沟通方式”。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贝叶斯商学院
的创业学教授朱莉·洛根称这些应对策略（包括组织体系、可视化、自我倡导，气质品质，比如不屈不挠，以及其他很多具有高度个性化的技巧）为“代偿技巧”。
洛根调查了美国139家企业的负责人，发现有超过35%的人认为自己有阅读障碍。《纽约时报》刊登了她的这个发现，她在文中指出：“我们发现，取得了成功的阅读障碍者都克服了生活中的很多困难……你要是跟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讲自己要创业，那你反复听到的只有‘行不通的，不可能’。但是阅读障碍者在克服困难上总是创意百出。”
这些策略和方法非常重要，它们能帮助阅读障碍者在这个与他们的思维违和的世界上取得成功。实施这些策略和方法后，收效将非常显著。
贝丽尔·贝纳塞拉夫原本觉得自己就是个失败者，要靠父亲的帮助才能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而她最终发现了自己身上无与伦比的天赋——她能克服学术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就是最好的证据。贝纳塞拉夫知道自己通过研究书本上的表格和图形来掌握信息比看文字更有效。但是当她轮值到放射科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她的教授告诉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你一样在图像和形状识别方面有如此天赋。这太神奇了。你真应该考虑选择放射科。”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天分所在彻底改变了贝纳塞拉夫的人生。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接受自己有天赋的事实。“我看图像时，异常的部分会像霓虹灯一样跳到我面前。这是全新的世界，异彩纷呈。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有专长。我忍不住想，其他的同学会赶上我的。我花了十年才意识到这不是单纯的运气。”
这根本不是运气，而是贝纳塞拉夫超于常人的敏锐的周边视觉，她坚信这是她作为阅读障碍者的天赐禀赋。“我看一幅图时看到的不是它的局部。我一眼就能看到图像的整体。”换句话说，给她阅读文字带来困难的神经系统运作方式却能让她几乎毫不费力地发现扫描图中的异常状态。她还坚信她之所以能更快地产生某些想法和结论正是因为她的视觉化思维能力。“在自我沟通中，图像比文字更高效。有时候图像冒出来得太快，甚至扰乱了我的思路。”贝纳塞拉夫高能的视觉化思维在商业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发现自己在运营私立影像诊所方面游刃有余，这是一家由多部门组成的大型企业。“我不会自顾不暇，我能掌控大局，把细节交给别人。把别人想不到的想法汇总，这种模式在这个领域的企业经营上很有效。”
贝纳塞拉夫还发现，这么多年来，她因感到自己愚蠢而自尊心大大受损，但发现自己的天赋这件事治愈了她受伤的心灵。起初，“我是一个可以在胎儿阶段就被诊断出唐氏综合征的疯狂女人。我知道自己是对的，问题在于，要证明我是对的”。现在，她“超级自信”。当家庭成员需要做重要的身体检查的时候，她都会亲自操刀。成就感给她带来了无限快乐。
卡罗尔·格雷德在高中时就知道自己想要主修生物学。但是有些阅读障碍者觉得学习生物学是个挑战，因为它有大量的术语、标签，对词汇量的要求很大。格雷德却通过一种在阅读障碍者中非常惯用的方式把她的阅读缺陷变成了优势。在孩童时期，“就算有人读出某些单词，我也拼不出来，于是我就学着记住整个单词”。正是因为学会了这种补偿方法，“我在大学学习解剖学时背起术语来轻而易举”。
后来，在读研究生和之后的岁月里，格雷德发现了自己身上另一个超凡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使她今天成为科学家的关键。“我能一口气读10篇复杂的研究论文，并从中提炼所有的关键点，将它们总结为一个核心观点。这对推动科学进步非常重要，甚至比其他因素更重要——我能迅速找到下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在竞争激烈的科学界，许多科学家都在为同一个科学发现展开竞赛，而在这样的竞赛中，格雷德发现自己在众多可能性中找到最有趣的研究方向并继续跟进的优势很明显。相对于贝纳塞拉夫和格雷德所描述的天赋，西德尼和斯凯勒都表现出与她们媲美的分析天分。更加迷人的是，后者都使用了同样的术语来形容她们对抽象概念的热爱。斯凯勒说：“想法越抽象，对我来说越容易。”不像格雷德，斯凯勒觉得生物学中的各种命名对自己来说太难了，因为它们都是严格的既定名称，并且需要记忆。然而这些名称背后的概念对她来说很好理解。无论她能否立刻想起这些细胞结构的名称，她都能从底层理解这些细胞结构、功能及作用。她还发现抽象的工作更简单，因为这更能让她投入其中。“你要是问我一个东西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不在意这些。”很讽刺的是，虽然阅读是阅读障碍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但英语反而成了斯凯勒最喜欢的科目。“我可能不如其他人读得快，我的行文方式也可能与他人的不同，但是我热爱阅读，热爱从文中的对话里找到观点和贯穿全书的主题。对一个人没有绝对的评价，一个故事也不止一面，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她也承认自己并不十分确定拥有比常人更强的分析能力，但是她注意到在课堂上，其他学生——阅读速度快、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反反复复只能提出同一个观点。“但是我能在提出一个观点后对其加以展开，从而形成新的论点和新的想法。”这也正是她在辩论方面极具天赋的原因之一（她参加了剑桥大学夏季辩论活动并赢得了大奖）。她说她能迅速识别辩论中正反两方的立论点。其他人可能会卡壳，或者错误地判断对手的攻击策略，因为他们只能看到己方的论点，而斯凯勒能正反兼顾。同样，西德尼说：“相对于需要大量知识储备的具体事务，我更擅长于抽象的概念和思想。”像斯凯勒一样，西德尼也非常喜爱辩论，她说：“文字是构建新的观点和思想的途径。我喜欢在别人的思想之外进行构建。”
西德尼表现出了巨大的艺术潜质和强大的动手能力。她在绘画方面极具天赋，曾经在没有指导和图样的参考下，徒手用一大匹布做了一件衣服。她还热衷于创造性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比如给画框设计锁扣。斯凯勒则在贝纳塞拉夫所形容的“鸟瞰式”的组织能力方面表现突出。她在舞台管理上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能掌控一场演出的全局，从舞美布景、道具等实体元素到选角。
尽管阅读障碍者们的强项和弱点各有不同，但他们有共同点：同理心。这一特点在很多阅读障碍者身上都非常突出，你不可能精确地衡量这种敏锐度有多少是缘于学习障碍的，有多少是发散思维的产物。但无论如何，西德尼和斯凯勒都对和她们面临同样挑战的人群表现出深厚的同理心。萨莉·施威茨基于大量的临床经验，将“异常发达的同理心和热心肠”视为阅读障碍者的一个典型标志。
西德尼正考虑着手一项面向儿童的博物馆策展事业，她热情洋溢地宣扬着与孩子们一同工作并将学习的乐趣灌输给他们所带来的回报。她说：“我生活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进步和改变就是成长的一部分。”斯凯勒说自己从不把文学作品中的反面角色当成反派。“我能想象到，如果那些造成创伤的事件没有发生，情况又会如何发展。当我把这种人置于另一条人生轨迹上时，我能看到这一不同的选择将如何改变他们的人生道路。”她还能调动文字唤起的各种情感，这一点直接回应了阅读障碍者的工作记忆与长期记忆关系的问题。她感觉自己对文字的回忆及将自己置于书中情境的能力比没有阅读障碍的同龄人更强，也更敏锐。不仅如此，她说：“我总能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因为我总能换位思考。我小时候常常遭遇尴尬的事，我想所有的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当坐的位置不合适或者握手伸错手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窘迫。因此，我要确保不让我身边的人感到尴尬，让他们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失当。”
尽管阅读障碍者有时无法辨认森林里的某种树木，但他们在把握这种复杂景观的全貌和其内在关系方面确实更胜一筹。贝丽尔·贝纳塞拉夫就是一个例子，她从一幅大图中发现细微变化和缺陷的能力让她能在超声影像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有阅读障碍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天体物理学家发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力使他们能注意到图像中出现的偏差，这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占据了优势。这种能力也在有阅读障碍的企业家身上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他们说自己无论是从创新还是管理上都更具备宏观视角，这让他们有更强的商业优势。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但不得不说，接受考验和适应有挑战性的环境会令他们变得坚强。朱莉·洛根的研究对象是有阅读障碍的企业家，他们从不向失败屈服，与他们一样，有口皆碑的畅销书作家约翰·欧文也坚信他遭遇过的阻挠是他人生最大的助力。“我的性格坚韧且固执。我会全情投入，无论如何都要达成目标。我要付出双倍努力，不能偷懒，在解决难题上也不例外，因为我在整理思路并提出备选解决方案时，会想出无数个解决方案，直到想出最好的那个。就像拍照片，你可能会拍1 000张，可只有10张是效果最佳的。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如果我能想到足够多不同的可行方案，那总有一个会奏效。这成了一个优势。创作小说慢一点儿没什么坏处。作为作家，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我有这样的毅力，可以对一件事无畏艰难地反复推敲，不管多少遍。这一个性的形成得益于我早年克服的那些困难。”
17岁的埃文在曼哈顿一所竞争很激烈的公立学校读高中，他自信、帅气、英姿飒爽，一看就是个镇定自若的孩子。他记得第一次发现自己在阅读能力上不如同学是在二年级的时候。
儿童读物是根据难度从A到Z进行分类的。他和两位同学坐在一起，发现右边的同学读的是O类读物，左边读的是X类，而埃文读的则是F。等他读完这本书，老师把他带去了一年级的教室，找适合他阅读水平的书。那一刻，不如自己的同学聪明或者说反应快的想法深深打击了埃文。虽然还没有人告诉他，他有阅读障碍，但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和同学之间的不同。
即便埃文上了八年级，他也无法以同年级学生该有的速度流畅地阅读。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大学英语选修课程，这项课程“难度大、要求高”。埃文有书写障碍（这是将思想转化为书面文字的能力受损，通常伴随难以识别或无法识别的笔迹），虽然他认为如果自己能记笔记，那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更好，但这种想法毫无意义——他连自己的笔迹都不认识。于是，他改为倾听。他在汲取和记忆各类信息方面能力超然，还能将这些信息加以分析，提炼要义。他选修了德语，虽然不怎么喜欢这门课，他也完全可以放弃这门语言课的学习要求，但是他并没有半途而废。“上大学就是要面临挑战。”他在谈到自己并不喜欢的课程时如是说。当然，他也有更喜欢的课程，但对他来说，他从学习中领略的快乐并不像斯凯勒和西德尼那样多。对于他来说，上学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是一个能在大学一级橄榄球队打球，并最终成为职业球手的必由之路。
尽管他对上学这件事的态度模棱两可，但他表现得非常不错，也非常刻苦。他做所有事都会全情投入。他不敢肯定自己的理解能力与其他同学的是否存在差异，但他注意到他比普通人汲取的信息更多。他常常能超额完成任务。当其他同学严格按照要求制造了一个能实现两三个功能的机器人时，他的机器人“却能实现四个功能。其他同学只是严格遵照老师的期望行事”。埃文虽然没有对哪些课程表现出强烈的偏好，但是他的确对物理表现出特殊的好感，这让他乐于去探究看似抽象的宇宙规律。“我感觉自己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比如物体如何下坠，其他人很少会去想这些东西。现在我明白这中间有力的作用。”他接着补充道，“我的物理成绩还没达到我的期望，但总有一天会达到。”
埃文毫不避讳自己对目标的追求。“我野心勃勃，好胜心强。我就是这样。我想让所有人看到我有阅读障碍，但依然出色。”这种坚韧到不管不顾的地步就是埃文的性格。他上过为有学习差异的人士专门开办的学校，但发现课程太简单了。在报考高中的时候，也有人建议他选择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但是他却选择了曼哈顿顶级的特许高中，这样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极高，对任何学生来说都不易达到，更别说是阅读障碍者了。埃文说他之所以会选择在教学上更严苛的学校，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告诉我，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只要是我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我就会做到底”。
起初，埃文想当一名医生，这并不是因为他热爱科学，而是医生的名望吸引了他——就好像他要选择最难的领域来证明自己。现在他想要经商，因为要想学医就要再花14年去学习，这一想法对他来说不够吸引人。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改变阅读障碍者的形象，因为我知道自己能有多优秀”。成功对埃文来说至关重要，“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