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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诊断：阅读障碍
他们测试的不是我的知识储备，
而是我在那一刻能否克服阅读障碍。
——斯凯勒，16岁
16岁的斯凯勒有着超出她年龄的聪慧，她在曼哈顿读高中。在两岁的时候，她跟妈妈埃里卡说她看不见东西。但是埃里卡带她去看的每一位医生的说法都一致：斯凯勒的视力完好。有一个医生甚至暗示说斯凯勒是一个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中间儿，给她配了一副假眼镜，跟她说这副眼镜有魔力。斯凯勒没有被哄住，她也不是在引人注意。她跟妈妈说魔力眼镜被打碎了。
等斯凯勒进了幼儿园，她自认为的视觉能力的失常变成了阅读能力的失常。斯凯勒非常聪明，她成功地将这个缺陷一直隐藏到小学二年级。她总能依靠直觉通过书中的图片领会故事及其含义。然而当阅读内容越来越复杂时，她感受到的压力就变得越来越大。当医生让她用人脸表情的痛苦程度来给学校所学的科目进行评级时，斯凯勒在每一门科目后面都画上了笑脸——除了阅读，她画的是皱眉痛哭的表情。斯凯勒的老师很震惊，在老师眼里，斯凯勒是在阅读方面做得最好的学生之一。老师询问她的时候，她回答：“我有个秘密，我不识字。”
直到小学四年级，斯凯勒才得知自己无法阅读的原因：阅读障碍。那是一种神经病学意义上的学习差异，5%～10%的学龄儿童会有这个问题。
阅读障碍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识字困难，但是能够识别数字，也有一些人在数字识别上更困难，还有一些人二者都识别不了。学习差异的本质也五花八门——两个同样患有阅读障碍的人在描述自己感受的时候会有截然不同的版本。这是他们的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微妙差异导致的。有些有阅读障碍的人表示字母顺序是颠倒的，而且字母之间不连贯。而有一些人描述字母会在纸上跑来跑去。还有一些人能准确识别每一个字母，但却无法将这些字母组成音素，而英语里的音素是单词的构成单位［比如“车库”（garage）的音素构成是gar+age］，因此在他们眼里，这些单词就好像是符号的集合，而不是能立刻被识别的单词。有些人在数字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些孩子分不清左右，有些孩子手脚笨拙、协调能力差，还有一些孩子没有时间感，不会提前做计划。
研究人员对大脑这一运作过程的理解仍处于初期。但无论是何种情况，症状多么五花八门，识别文字或数字的速度与智商不匹配都可以归于阅读障碍范畴。这是学习差异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事实上被诊断为有其他状况的孩子通常也患有阅读障碍。注意障碍是与阅读障碍有关的最常见的大脑差异。有25%的患阅读障碍的人都有计算障碍（在学习或理解数学上存在困难），而某种程度上的运动发育受损会对将近一半的阅读障碍者造成影响。
其他一些不常见的学习差异可能独立存在，也可能与阅读障碍同时发生，比如书写障碍（在字母拼写上存在困难）、计算障碍、运用障碍（一种语言障碍，是大脑中指挥肌肉运动从而让人准确发音的区域受损导致的），以及听觉、记忆和处理障碍，它们都将影响人的语言理解能力，即使这个人的视力和听力都正常。
斯凯勒的经历说明，无论阅读障碍多么常见，它还是经常无法被诊断，很多人直到成年仍然以为自己不擅长阅读，而事实上他们有阅读障碍。（阅读障碍这种大脑差异非常常见，与其说它是一种“差异”，不如说它是一种特征。）在辨认学习障碍的过程中，举止得体、聪明伶俐的女孩儿常常被忽略，那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阅读障碍在男性中更为普遍。有阅读障碍的女孩儿（男孩儿也一样）只要不扰乱课堂秩序，并拼命通过考试，我们只会当他们是资质平庸的学生。他们其实并非平庸——患有阅读障碍的学生为了能跟上进度，比其他孩子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阅读障碍的严重程度不一而足，斯凯勒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对她来说，阅读是一个推理的过程。“我读书的时候会跳过一些单词，再在脑子里将它们补全。”在她小时候大声朗读时，妈妈就会指出来：“你读的有4个词是这一页上没有的。”但是尽管斯凯勒推断出来的单词与书上的不同，她从整段文字里领会的意思还是一样的。“我会把它们改成我能理解的词语。”不仅如此，斯凯勒觉得自己是在改进文本，“我认为我的版本更有道理”。
美国的教育体系让斯凯勒很受挫，她认为该体系无法匹配她这类孩子的能力。她对多数考试安排尤其感到不满。她发现“他们测试的不是我的知识储备，而是我在那一刻能否克服阅读障碍”。这种焦虑刺激了她，而这种钻圈似的感觉并不适合她。“我希望能直接跳到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学一些在工作中应该知道的东西。”
即使是没有学习差异的孩子也会被学业期望压得喘不过气，害怕达不到标准，而对斯凯勒这样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压力和恐惧被放大了十倍。斯凯勒的母亲埃里卡还记得女儿小时候回到家里，满怀哀伤的场景。斯凯勒自从向老师坦诚自己不识字，就被安排每周上三次辅导班。“他们试图将阅读这件事强行灌输给她。她难受极了，对我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班上的老师把幼儿读物放在教室的篮子里，这样就有她能读的书了。这其实是一种羞辱。”任何一位家长但凡安抚过因为做家庭作业而烦躁不安的孩子，都不难想象斯凯勒的状态：她与阅读障碍的斗争蔓延到她的整个家庭生活里。埃里卡说，斯凯勒“把问题吞进肚里”，结果她还得为自己的体重发愁。
高中时，斯凯勒上了一门课，任课老师非常刻板。那时，尽管斯凯勒已经学会了为自己发声，但埃里卡说，在这位老师的课堂上，“她被吓到了。那简直是一种折磨。她不停地哭”。而当斯凯勒向这位老师解释自己有学习障碍，这影响了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的时候，这位老师却告诉斯凯勒，她“不相信什么阅读障碍”。埃里卡去教务处成功地帮斯凯勒调出了那个班。有学习差异的孩子的家长不仅要承受孩子的痛苦，还得面对来自自身的挑战——从行动上和情感上维护自己的孩子。这需要在各个阶段投入大量时间，也需要他们在被拒绝和筋疲力尽的时候锲而不舍。埃里卡回忆，斯凯勒学习词语的时候“会做很多认字卡，但是她都不认识。于是她把这些卡片递给我说，咱们讨论一下这些词。她会就一张认字卡讨论10分钟，最后才说她明白了，而在同样的时间里，我其他的孩子已经记住30个单词了”。死记硬背对斯凯勒来说没有用。比如在社会科学课上，“她必须理解农民、奴隶、封建制度、君主政体都是什么意思。她可以围绕某个主题写上两个小时，但是别问她30个英语单词是什么意思”。
斯凯勒希望她未来从事的工作能给有学习障碍的人带来改变。“在跟妈妈嚷嚷的时候，我会说我想改变对有阅读障碍的孩子的教学方式。我认为用别的孩子的长项来评判我的弱项是不公平的，反之亦然。我一直都在说，阅读障碍是一种能力，而非一种无能。我知道在现实世界里，我会比那些只会生搬硬套原有信息的女孩儿更成功。我的这些想法需要进一步探索，所以我将来想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
斯凯勒具有强大的内驱力，这在她克服自己将要面对的挑战方面会有巨大的帮助。如此多有趣的思想被一刀切地塞进好学生的模子里加以约束实在是太可惜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约翰·欧文也有阅读障碍，上学时，他在老师眼里显得既懒惰又愚蠢。对此，他说：“我那时简单地接受了世俗的观念——我是个学习费劲的学生，所以我是笨蛋。”如果不是因为他热爱摔跤，并得到教练的支持，欧文可能早就辍学了。
就在全美正在讨论这个国家在创新力和竞争力上能否更胜一筹的时候，我们中间还有许多最具原创思维的伙伴仍无法融入整齐划一的学业期望（它以标准考试分数为衡量标准），也无法做到在现行教育体系所要求的各门功课中都表现优秀。在这些最具原创思维的人中，大多数都有阅读障碍，而这并非偶然。
考试仿佛总是衡量人生及其潜在可能性的一把标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被一系列外部的规则和标准考量着，在竞争最激烈的学区尤其如此。有些人出类拔萃，还有一些人，特别是有阅读障碍的人并非如此。我们虽然可以用“不擅长考试”聊以自慰，但这其实已经下了一个判断或者在暗示：那些考试成绩好的人比成绩差的人更聪明。而那些识字艰难的孩子已经被贴上了不如同龄人聪明伶俐的标签，于是他们被送去其他学校或班级，因为人们认为那些地方与他们的能力更匹配。
对许多有学习差异的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考试考不好，而是他们的成绩并不平均。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围绕整齐划一的预期设计的，没有给有棱角的思想留出任何空间。有棱角的思想指的是有些人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在某些领域表现优异，而对另外一些领域完全没有兴趣或者完全不擅长。然而，当我们看那些取得过伟大成就、为世界做出过革命性贡献的天才时，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棱角清晰”的思想家。在这些天才中，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某些领域比别人优秀，在另一些领域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们不是门门功课都能拿A的学生，有些功课可能得B，甚至得C。他们也可能在个别科目，甚至大多数科目上不及格。这些人的大脑并不是按照学科或者教学风格所要求的方式工作的。
学习差异这个笼统的标签包含了大量的个体差异。人们用“差异”而不是“无能”来形容它，更为贴切。“无能”是对个体学习者的智力做出的定性陈述，而“差异”剔除了价值判断和感情内涵，最重要的是剔除了耻辱感。正是由于后者，家长们普遍在孩子第一次出现学习困难平均两年后才带他们去进行专家评估。因为我们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了学习差异的消极一面——能力缺失的定性评判上，我们惧怕诊断带来的种种暗示，所以全盘抗拒它。其结果是，孩子们觉得自己很愚蠢，因此饱受折磨，有时长达数年。等长大成人，有些人可能会学着弥补他们的“异常”，但仍有一些人背负着尴尬和自我厌恶的包袱。
当然，这不是事情的全部。还有许多人有学习差异，但是他们凭借坚忍的意志、强势的性格，以及一些关键事件的干预，摆脱了标签和刻板分类。凭借加倍的努力，他们得以完成多年的学业，最终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而此时才是他们真正大有作为的时候。这些人中有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还有企业家。他们共同拥有的令人兴奋和鼓舞人心的特点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才华的直接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