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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就是希望他能成功、幸福。”
诺亚曾经这样对我说。诺亚的儿子伊桑16岁了，在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时，他被诊断为患有注意障碍和阿斯伯格综合征。诺亚的这些话道出了所有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幸福和成功。这两个目标看似简单，实则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实现。而对那些被诊断为大脑功能异常的孩子及成年人来说，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可能更为艰险和坎坷。
伊桑刚入学时，摆在他面前的挑战就来自行为障碍。他头脑聪慧，但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正常地参与社交——在他身上似乎存在一种脱节的情况。伊桑还记得自己“在教室里上蹿下跳。可能会突然发脾气，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安静。这些基本的行为问题让我和老师难以正常相处。老师得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有时候我会趴到桌子底下去看书，无视他们”。
诺亚形容伊桑“缺个过滤器”。
伊桑身上这种脱节的情况是家长和老师们经常不得不应对的难题：如何对待一个智力出众但有行为障碍的孩子？这些孩子身上通常缺失所谓的“执行功能”——控制自己情绪冲动和行为冲动的能力。特定的教育环境可以帮助学生消除因必须符合拥挤的主流课堂的标准而生的压力，但对聪明的孩子来说，这种环境可能缺乏吸引力。诺亚选择让伊桑在特殊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以应对伊桑的行为障碍。毕竟，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安静地坐着，集中注意力，他就无法发挥智力天赋。
最终，伊桑借助成熟的沟通技巧、自己惊人的毅力，以及颇有疗效的药物阿得拉（治疗注意障碍），认定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走出特殊学校那个保护性的环境，进入曼哈顿竞争最为激烈的公立学校之一，该校的教学要严苛得多。这并不是他上的那所特殊学校给的建议。那里的老师认为，一旦某个学生被归类为有特殊问题，他就永远需要获得额外的帮助来应对这些问题。他们觉得，如果得不到特殊的照顾，伊桑的路就会走得非常艰难。他们并非觉得伊桑不是个好学生，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他是个好学生。但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给伊桑贴的标签限制了他，没有意识到伊桑已经具备了在其他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实力、技能和意志力。
诺亚说：“伊桑天生好奇心旺盛，喜欢追根究底，他和善、聪慧，充满创造力。当环境合适时，他会非常努力、不吝投入。他身上的这些特质会让他更加具有自我意识。”伊桑会为了参加纽约市特许高中
的考试而努力学习，这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诺亚说：“在好几年的夏天里，他都自己乘火车去法拉盛上备考班。这都是他自发自愿的。”想到这样的自律能力存在于一个曾被当作主流课堂的捣蛋鬼的孩子身上，这个例子着实值得注意。伊桑说自己渴望进入主流高中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恐惧和做更多事情的希望”。他的父亲说：“伊桑一心想要证明所有人都错了，他不仅要考上特许高中，还要考上那所他心仪的特许高中。他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但他真正想要的是我们的支持，而这一点我们绝对会毫无保留地给予。他想向自己证明他能做到，能取得成功。我的角色则是鼓励者。”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调整自己以适应纽约市特许高中的学术环境，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而对伊桑的家人来说，他们要担心的还有他如何完成社交方面的转变。尽管事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伊桑却表现得很出色。
伊桑已经学会了控制他早年间常有的情绪冲动，于是注意障碍积极的一面越发清晰地显现，他开始迸发出强劲的创造力。他痴迷于技术，在运用技术手段解决难题方面匠心独具。注意障碍的一个特征被称为“超聚焦”，即对特别感兴趣的任务心无旁骛。对伊桑来说，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编程。他沉下心专注于某件事情的能力为他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这种能力是注意障碍的一个直接衍生物，我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详细介绍此点。伊桑想组装一台自己的电脑，于是，在他16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电脑零件。他不仅组装了一台电脑，还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建了远程桌面，这样无论在哪儿，他都不用担心会错过学习所需的任何信息。诺亚说：“他永远不会停下来。他痴迷于技术，热衷于解决问题。”伊桑10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图形化编程工具Scratch，但是他很快就突破了这个工具的能力极限，开始编写自己的计算机代码。到了高中，伊桑发现，自己和学校里其他有不同怪癖的聪明孩子惺惺相惜。“我们学校里有一大堆古怪的同学，这对我来说挺棒的。没人对我们评头论足，整个学校几乎全是怪咖。”
伊桑的故事是一个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当然，正如人们对一个青春期男孩儿所期待的那样，伊桑给人的印象就是个容易快乐的孩子。然而他的成功来之不易，那是他和他有献身精神的父亲一起努力换来的。伊桑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减轻他的弱点带来的影响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可能会在特殊环境里度过整个求学生涯。相反，对于伊桑及其他许多大脑异于常人的孩子来说，关键是减轻弱点带来的影响，并且有机会使强项发挥得更好。伊桑所面临的挑战的另一面是其天赋的耀目光辉。这就是人类大脑运作方式的奥秘和神奇之处，我们还处于解锁它的初级阶段。
什么是天才？它如何与我们认为的以大脑差异的形式体现的心智缺陷共存？说到这一点，什么又是大脑差异？在许多人看来，爱因斯坦是最典型的天才。即便不用智商测试，我们也能凭经验看出来，他，还有列奥纳多·达·芬奇、艾萨克·牛顿，显然都具有高于普通人好几档的智力天分。我们中间也有很多成就卓著的人，他们可能不属于这一级别的天才，但也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超出常人的成就。这部分成就卓著、表现算得上天才的人，是本书所要重点关注的。
《牛津词典》对“天才”的定义是“在智力、创造力或其他天赋能力方面超常出众的人”。
这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清楚地阐明了这些高成就者身上天赋和弱点并存的情况。大多数人会本能地认为，当我们在某一方面的表现特别出众时，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可能会特别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学者总是心不在焉，艺术家总是落魄颓废。本书探究了许多高成就者独特的大脑连接方式——在某些情形下，它的某些特征可能会被视为弱点——如何对他们的能力及后来的成就提供直接的助益。
为了对人类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大脑差异进行命名或者诊断，临床医生和医疗保险公司会依赖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它的最新版本，即众所周知的第五版，列出了157类诊断。
这些分类涵盖了各种学习差异（如阅读障碍）和更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等。该手册读起来谈不上妙趣横生，而且第五版于2013年5月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年会上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猛烈的批评。这本诊断手册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它将繁杂的临床症状整整齐齐地归入一个个分割独立的精神障碍分类，这显得牵强武断——人类大脑的复杂性抗拒这样黑白分明的定义。然而，这本手册对医疗从业者和病患来说依然是必备的，保险公司也需要依据这些分类来确定医疗费用的报销标准。
精神病学家艾伦·弗朗西斯是第五版手册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曾是第四版手册工作组的主席。他在给《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批准最新版本手册的出版是他漫长职业生涯中“最沮丧的时刻”。
他认为第五版手册持续增加的诊断类别，是将过多的人类行为归类为病态。他还认为验证这些诊断的研究标准根本不存在。托马斯·英塞尔曾于2002—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所长，他也质疑第五版手册诊断标准的有效性，反对将某些失常症状混为一谈，认为有些症状应该有自己的诊断名称。他在文章中写道：“《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被誉为本领域的《圣经》，但它充其量只能算一本字典，用以创建一组标签并定义每个标签。”
他的结论是，“精神障碍患者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
他们说得没错，给障碍贴标签本身就是痛苦和折磨的来源。围绕第五版手册的激烈讨论暴露了贴标签是多么敏感的一件事，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医疗和科学领域。标签无疑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如果它们暗示的是精神疾病，那可真让人害怕。对阿斯伯格综合征患儿的家长来说，如果知道第五版手册将该病归为孤独症范畴，他们的感受肯定如此。他们的孩子原本被诊断为听起来比较温和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而他们现在却发现该病被医学专家们划分到症状更为极端、行为更具破坏性的疾病种类中，那他们该多么难过。这就是标签的力量。
当医学专家、健康倡导者和忧心忡忡的家长们对我们诊断大脑差异时所用的措辞争论不休时，一项在神经科学领域新发起的项目将有望很快平息这些争论。几乎就在第五版手册发布的同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下文简称为“脑研究计划”），该计划将为人类大脑绘制图谱。这一计划不仅仅是纯粹的智力训练，还是人类通过全新方式治疗、防止及最终治愈从阿尔茨海默病到精神分裂症等脑功能障碍的第一步。发现不了问题就谈不上解决它，当前的医学是在缺乏大脑图谱这样基本工具的情况下来探究大脑疾病和大脑功能障碍的，这一点骇人听闻，也让人感到十分悲哀。几个世纪以来，在精神疗法和精神药物被发现之前，针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主要包括把病人锁在更像监牢而不是医院的机构里，让他们浸泡在冰水里，引发糖尿病休克，或者施行脑叶切除术。谢天谢地，这些恐怖的事情都成了过去。尽管如此，医疗专业人士仍如同盲人摸象，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苦苦探索，试图一点点解开那个巨大的谜团。
就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已经宣布将通过公共和私人融资方式向“脑研究计划”投入超过3亿美元。托马斯·英塞尔作为“脑研究计划”的掌舵人，表示该计划将彻底摆脱《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标签，他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开拓性的尝试都不应该被可能是错误的、过时的假定束缚手脚。英塞尔认为彻底摒弃陈规、从头开始非常重要，而所有迹象都显示“脑研究计划”将沿着这个方向一往无前。
一套全新的做法固然诱人，而有一份新的词汇表也是大有帮助的。我们对脑科学理解的日益增进及各方面条件的日益改善让大众对精神疾病有了改观。但是，我们描述精神疾病的用词依然表明，我们离摆脱这些疾病带给我们的耻辱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想一想那些被诊断为精神失常的病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嘲讽地叫他们“傻子”？我们虽然终于不使用“弱智”这个词了，但还是经常能听到有人将有精神疾病的人称为“疯子”。虽然精神疾病患者更有可能沦为受害者而不是施罪者，但是他们偶尔犯罪的极小概率事件往往被夸大，以偏概全地被当作整个群体的普遍行为。
因此，奥巴马总统宣布的此项全新计划令人振奋，他说：“这类疾病折磨着我们深爱的许多人，它们是可治疗的。探讨疾病治疗方式或寻求帮助的人都不应该感到羞耻。”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放在“许多”这个词上。据统计，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经历过精神障碍。
照这个统计数据，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精神障碍听上去像某种失常状态，它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多样性物种的天生组成部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越深入，就越会意识到根本不存在“正常大脑”这种东西。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的想象力研究所所长斯科特·巴里·考夫曼在他为《科学美国人》撰写的博客上写道：“每一个健康的人类个体都处于精神病理学谱系的某个位置（比如精神分裂症、孤独症、情感障碍）。不仅如此，我们每天都会表现出大量波动的精神病理学症状，这样的波动将伴随我们一生。”
精神障碍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症状相互交叠，没有单一、明确的诊断。过去，我们将人类个体分组归类：这个人患有焦虑症，那个人患有抑郁症；这个得了孤独症，那个有阅读障碍。但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大脑差异和与之相关的症状并非边界清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大脑差异隶属于多个症状类别。美国的儿童中足有1/4被诊断患有焦虑症，而焦虑本身也是其他大脑差异的症状：从注意障碍、阅读障碍到抑郁症都伴有焦虑。
给这些症状贴上有局限性的标签，往好了说是将问题简单化，往坏了说是错误的做法。
我们在诊断精神障碍时往往被一种负面情绪笼罩。我们对大脑差异及引发它们的原因知之甚少，而我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总是充满恐惧。我们害怕这种污名，害怕人们的评头论足，害怕挫败感和失常的感觉。父母担心一个诊断将成为阻碍他们孩子未来成功的审判，令孩子终身不幸，并为此痛不欲生。许多成年人终其一生都在怀疑他们的大脑运转与其他人的不同，而这些对他们自尊心的建立和人际关系的维持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通常，只有孩子已经开始遭受疾病的折磨，他们的父母才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在注意障碍的治疗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几乎成了老掉牙的桥段：父亲陪着孩子看病，突然灵光一闪，说道：“我觉得我也有这个毛病。”
围绕大脑差异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会导致我们要么忽略症状，要么想方设法消除症状。诚然，针对一些更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合理的处方药物治疗确实是真正的拯救方式。然而，药物治疗过于关注减轻症状，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文化讨论，这些讨论关乎独一无二的能力、优势和洞察力，它们也是这些症状集群的一部分。
现在已经有充分的临床证据表明，大脑差异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本书将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一番概述，同时，也将介绍每个生命的优势与挑战之间的微妙平衡是怎么回事。关于天才与精神疾病的探讨和争论在科学层面由来已久。而精神障碍与天才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文化觉醒几乎与哲学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柏拉图写过“迷狂”，亚里士多德也发现有创造力的人更容易忧郁。而在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得主中，酗酒人士比例居高并非巧合。
创造力强的人比创造力相对弱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更大，这一点我们并不意外，只是我们很少意识到。
南希·安德烈森是艾奥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精神病学家，她针对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里的30名作家做了一项长达10年、颇具影响力的研究。
该工作坊非常著名，吸引了安·帕切特和约翰·欧文这样极具创造力和才华的人士加入。安德烈森将工作坊中的30名作家，与30名年龄和智商在同等水平、工作领域没有明显创造性的人士组成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她发现，80%的作家报告有精神疾病发生率，而对照组仅有30%。虽然安德烈森的发现是基于对个体案例的研究，而不是通常被严谨的科学研究当成黄金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但是她的研究受到了临床界和科学界研究者的推崇，本书也援引了这些学者的许多观点。
世界上充满了这样优秀的人，他们的大脑功能尽管存在异常，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功恰恰归因于大脑差异。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达莉亚·L.扎贝丽娜、戴维·康登和马克·比曼曾在《心理学前沿》上发表报告，称在现实生活中未有临床诊断的健康人里，凡在创造性工作中取得过成就的人，显现了更加明显的精神质（尤其与易冲动和追求感官刺激有关）和轻躁狂（心境高涨导致思维奔逸）的倾向。
但是，承认大脑差异与天才之间的联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有证据表明，那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的东西（比如，无法与别人轻松交往、学习差异、情感障碍）也恰恰伴随着我们身上独一无二的特长和天资（艺术才能、创造力、记住数字和名字的诀窍，或者以独特方式可视化数据的能力）。作为父母、老师，甚至被诊断有大脑差异的人群，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证据？如果我们忽略那些病理诊断和标签，只关注大脑差异所带来的潜质和闪光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家庭、社会和全世界做出贡献？
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了超过50位在精神病学、教育、创意和儿童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取得了卓著成就但同时公开与大脑差异抗争的个人。我走访了多所学校，与教育工作者们探讨那些在智力和艺术方面表现出极大天分却遭受精神疾病与学习能力差异折磨的孩子的问题。我与这些孩子的父母就抚养这类孩子应具备的综合性要素交换了意见。我还与NIMH现任所长，以及其他将引领成人及儿童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未来的领袖进行了交流。此外，我全面彻底地翻阅了科学文献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它们都是关于理解大脑差异症状与特定优势之间相关性的科学资料。本书旨在阐明天才与大脑差异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帮助那些存在大脑差异的个人及他们所在的家庭和社会，让他们给予这些伴随着差异而产生的独特能力以呵护和支持。并不是说所有大脑有差异的人都是天才或者都具备成为天才的潜质，并非每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人都能像查尔斯·达尔文一样有创造力。但是，我们鼓励每一个观察入微的人将这种能力善加利用，收获成功，展现自己的天才火花。同样，也不是所有患有注意障碍的孩子长大以后都会成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样有颠覆性思维的科学家。但是，注意障碍与奇思妙想和慧心巧思有着紧密的联系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如若没有异想天开的活跃思维，爱因斯坦就不可能取得历史性的科学突破。被诊断患病的孩子的人生仿佛注定失败，一旦家长们释放内心的焦虑，他们就会将精力更多放在如何捕捉孩子的想象力，创造机会让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散发光芒上。用心理学家斯科特·巴里·考夫曼的话说：“我并不认为每个（存在大脑差异的）人都具备在所有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潜能，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特定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
当然，要想取得成就，光有功能异常的大脑是不够的，而且极端的病情反而对创造性有害。但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若没有大脑差异，那么拥有超常创造力的概率也会降低。这种现象被称为“倒U形曲线”，它适用于本书所讨论的大脑差异。这意味着，某一特殊优势和能力，或者说闪光点的表现，与某一大脑差异之间存在着一个“甜区”。这个恰到好处的区域就处于平均大脑功能与严重疾病之间。因此，轻度或者中度双相障碍患者会比完全没有这个毛病或者重度患者更具创造性的生产力。
这也意味着，那些存在大脑差异的个体如若通过恰当的治疗对症状加以控制，是更能发光发彩的人。
本书除了从神经学层面介绍个体的大脑差异，还将挖掘其他区分大脑差异的高成就者与无法应对大脑差异的人士的特质。本书将重点阐述该如何培养我们身上这些积极特质，而这些特质也是父母和老师应予以呵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支持网络、恰当的治疗，也包括十足的勇气与决心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有大脑差异的人有能力驾驭自身独有的特质及与众不同的想法，从而为我们的文化做出宝贵的贡献。有很多个体、家庭、教育者为有大脑差异的人取得成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得以找到那个关键之物，此物可以让我们将注定生活不幸和不安的诊断与帮助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独有天赋并开启全新世界和机遇的诊断区别开来。
我做过私人精神科执业医生，也曾在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任教，还曾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就职，在我23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对那些成功人士如何将自身的缺点和天赋有机地结合一直特别关注。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的病人把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克服阻碍他们实现伟大目标的障碍上，而实现目标的巨大力量恰恰需要从这些障碍中挖掘。看着他们如何充分利用自己面临的艰难困苦，我发现了他们卓尔不群的才华。正是这些激发我在92街Y文化中心发起了“心灵的力量”系列讲座，该项目致力于挖掘心理构成对个人成就的影响。我还撰写了一系列心理学传记，调查研究了许多知名艺术家、作家和历史人物的精神障碍与个人才华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一名执业的精神科医生，我得以第一时间看到有大脑差异的人身上迸发的情商与洞察力。比如，通过恰当的药物及其他方式的治疗，抑郁症的积极面不会消失，反而会得到利用。美国首屈一指的学者安德鲁·所罗门（《背离亲缘》和《正午之魔》的作者）的作品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颇受世人推崇，甚至连他都将自己敏锐的感知力归功于因身患严重的临床抑郁症的个人经历而获得的同理心。他意识到，在某些人眼里的积极面，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彻头彻尾的消极面，这在我为了写作本书而采访的许多专家及高成就者身上得到了呼应。
为写作本书，我采访了许多具有大脑差异的成功人士及创造力超群的人。我问他们，如果有机会，他们会不会消除这种大脑差异？每个人无一例外地回答：不会，无论这种差异带给他们多少痛苦。每个被采访者都无法想象将自己的强项与弱点分开将会怎样。
科学证实了他们的这些直觉。医学专家曾经对人脑进行颅相学研究——将人的大脑进行分区，每个区域都负责特定的具体功能。然而这种过时的观点已经被攻破。我们的大脑不是档案柜。我们无法把对我们无用的东西从脑子里拿出来，也不能准确知道哪些对我们有用。相反，我们的大脑更像珊瑚礁，即便看上去最有辨识度的物种（或者说大脑组成部分）也与其他部分相生相伴。大脑功能并非分工明确。大脑的各组成部分会像潮汐一样来回变化，某些区域的不足为提高另一些区域的敏锐性创造了可能。比如，注意障碍现在被认为是大脑“执行功能”失调的结果。而与普遍认知相反的一点是，注意障碍患者并不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而是他们控制不了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和对象。而正是这种失调减少了对思维的束缚，激发了异想天开的能力，产生了创造性思维。
大脑有序和无序状态的相互角力与作用为天才的诞生创造了理想条件。根据神经心理学家及大脑成像专家雷克斯·荣格的观点，天才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大脑中两个网络之间的动态流动——认知控制网络和默认网络。认知控制网络负责解决外部世界的问题（也称为聚合思维），默认网络负责自身内部生发的想法（也叫发散思维）。在神经正常的大脑里，这两个网络运动相互平衡，没有明显的波峰和波谷，而在异常大脑里，波峰与波谷间会急速升降。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在大脑差异的高效能人群中，这两个网络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平衡。比如，双相障碍患者在创意无限的思绪信马由缰的同时也会迅速陷入更狂躁的状态，如果不通过类似药物干预等手段加以治疗，这些思绪就会变得杂乱无章而毫无用处。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默认网络，但它需要认知控制网络的有序影响才能得到良好表达。
这种抑制与去抑制的相互作用——大脑的某些部分抑制其他部分，以及某一部分能力的不足激发了另一部分能力的加强——是新发现的一个领域，它正在迅速崛起。我们仅仅窥见了这种相互作用复杂性的一斑。比如，左外侧眶额区的灰质较少，取得更高的创造性成就与此有关，但同时，右角回的灰质密度更高，大量的创造性成果与此也有关系。换句话说，大脑某区域的不足和另一区域的优势一样，都是天才的成因。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又鼓舞人心的发现，那就是长处总与弱点并存。
但是这个发现告诉我们的仅此而已。而本书的目的在于从真实案例角度探究这种奇妙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成人和儿童虽都与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抗争着，但却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我们将深入他们的生活，探究这种奇妙关联背后的科学道理。
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发布时，引发了强烈反响，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倒不以为然。就像托马斯·英塞尔所说，第五版手册很简单，就是一份标签列表。它对医生给某些状况命名以便让保险公司分类报销是有帮助的。但是贴标签并非我们这些从事精神健康工作的人医治病人的方式。我们旨在治疗而不在诊断。比如，忧郁是一种感受的集合体，但也可以是很多状况的某一方面——如果你深受焦虑症折磨多年而未经医治，那你很有可能会经历抑郁期。在挖掘个体潜能的时候，大脑实际自我表达的方式比标签更重要。
基于这个原因，《看见不同》这本书是按照主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精神状况来组织内容的。除了诊断和分类，本书提出和回答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学习差异、随境转移、焦虑、乖僻思维、忧郁、循环心境、关联性缺乏，这些特征与最常见的大脑差异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常常与这些特征相伴的潜在天分、才华、倾向及特定的智慧和洞察力都有哪些？那些大脑有差异的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充分利用给自己生活带来真实困苦的特征的？我们作为个人、父母、配偶或其他家人、老师，能为有大脑差异的人做些什么以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独特的潜能呢？
我选择了7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在大多数有大脑差异的人身上都存在，它们也是与创造性联系最紧密的。读者们也许在许多章节里都能找到自己或者所爱的人的影子。注意障碍患儿的母亲会在“随境转移”那章里认出自己儿子的症状，但她也可能会在“学习差异”的章节里发现某些有趣的共同点。同样，经历过忧郁状态的人也可能在“焦虑”一章里找到自己强迫性思维发作的状态。是临床症状而非标签影响了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我还将在当今科学知识涉及的范围内，揭示这些关联性机制，并分享许多启发人心的真实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着超常的大脑，他们就像你和我、我们的孩子、配偶、父母、同事和朋友，在看似有缺陷和出众的天分之间悉心构建微妙的平衡。从获奖的科学家、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和表演家到虽名不见经传但同样奋发图强的大人和孩子，我希望把他们具体如何学会充分利用自己与众不同的头脑的故事分享给所有人。他们的故事将照亮和启迪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