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院里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别看只是一个厕所,对于我们大院的孩子来说,那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说它是我们的儿童乐园,真的一点儿都不过分。
它在大院最后面,一面墙紧靠我们大院的外墙,另一面墙靠着我家的山墙。从那里上房很方便,因为厕所的墙角里堆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头之类的东西,就像无形中放在那里的梯子,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房顶。踩在灰色的鱼鳞瓦上面,我们可以先跳上我家的房顶,然后像狸猫一样随便跑到所有人家的房顶上。
那时候,老北京的房子上面盖的都是一层鱼鳞瓦,那种瓦一片一片的,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只有一层层地盖在房顶上面,才会看出它们的特别。特别之处,首先它们真的像鱼鳞一样,从这家的房顶到那家的房顶,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连接起一条条硕大无比的鲤鱼,一直连接到远处的天际线。无风的时候,它们一动不动,静卧在房顶上;有风的时候,它们在风里面就像游动了起来,云彩在身旁那么一飘,就像在天上飞的神鱼。
特别之处,还在于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它们就是一点儿也不坏,真的很结实。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了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了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的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其实,那时房顶上疯跑的游戏,平日里并没有任何内容,但形式带给我们的快乐大于内容,能惹得邻居大骂却又逮不着我们,便成为我们的一乐。当然,要说我们最大的乐,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
那时,我们从厕所的墙角爬上房顶,还可以通过厕所的房顶跳到徐先生的房顶,然后跳到院子里的那三棵枣树的树梢上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吃。虽然枣树离房很近,但从房顶飞跃到枣树上,是一个很危险又很刺激的游戏,需要灵巧,更需要胆量。那是大人们指着枣树骂我们的时候,也是女孩子仰着脖子看我们的时候,那目光里带有惊奇,又带有赞赏,是让我们男孩子最为逞能的时候。
每逢这时候,九子最显威风,他能从这家房顶跳到另一家的房顶。特别是我家房和徐先生家的房隔开一点儿距离,从徐先生家的房到枣树也有一点儿距离,他却一下子能从我家房顶一步跃到徐先生家的房顶,再一步又跳到枣树上,就像一只灵巧的猫一样。站在地上的街坊们看见了,会指着九子大骂:你这个小兔崽子不要命了?看摔断了你的小腿!他却昂着头挺着胸脯子得意扬扬,他觉得那一刻自己特别像英雄好汉,哪个英雄好汉不会飞檐走壁呢?
打枣一般都在中秋节前一天,有时候,会赶上国庆节紧跟着就到了。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了。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那时候,即使平常骂我们最欢的大妈大婶,也网开一面,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成为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晚霞中的西山一览脚下。我们的院子就在前门西侧一点,天安门广场更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看着晚霞一点点消失,等候着夜幕一点点地降临,就像等待着一场大戏上演一样,我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不住问身边的大哥哥大姐姐:礼花什么时候放呀?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让我们期待和焦急的,不仅仅是礼花点燃的那一瞬间,更是礼花放完的那一刻。由于年年国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我们都有了经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国庆那一天一般都会有东南风,那些小降落伞都会随风飘过来。燃放礼花的那一瞬间,我们会稳稳坐在那里,看夜空中色彩绚丽的礼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但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当然,最拼命抢降落伞的是九子。为了抢降落伞,他没少跟别人打架,本来降落伞就快要到别人的手中了,他上前一步用竹竿把降落伞挑了过来,哪个孩子能干?不打架才怪呢。
当然,有时候,九子再能耐,再不讲理,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因为降落伞够得着够不着,很多时候全凭风的大小和自己的运气了。还因为那一刻,附近四合院的鱼鳞瓦顶上站满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在和我们一样伸着竹竿够降落伞。风如果小,就被前面院子的孩子够走了;风要是大,降落伞就会像诚心逗我们玩似的从我们的头顶飞走,九子挥舞着再长的竹竿,也是鞭长莫及。
除了上房找乐之外,厕所里还有另外一种游戏,更是我们乐此不疲的,那里是另一个九子大显身手的地方。自从大华来到我们大院之后,特别是他私生子的身份在大院里传遍之后,厕所的这样一个游戏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厕所虽然挺宽敞的,在我们大院里,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当初,建大院的时候,就是主人一家人住,一个厕所够用了,谁想后来陆续搬进来那么多人,到了上厕所的时候,就显得紧张了。全院十多户人家,老老少少,一般都得到那里方便,一早一晚,要是赶上人多,着急的人就只好跑到院子外面大街上的公共厕所方便。
厕所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走过一溜儿足有三四米长的过道,然后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不用说,是九子带的头,想出的坏招儿,在每天早上厕所最挤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和大婶们干着急没辙。当然,以前我跟着九子,也没少干这样的恶作剧。
我们管这个游戏叫作“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一个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当年大院建这个厕所的时候,没有想到居然在上百年过后,会成为我们的儿童乐园;更没有想到,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山墙,成为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或者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自然,前者的某某某是个男孩子,后者的谁谁谁是女生。当这个某某某上厕所时,一眼看见了墙上的字和画,猜想出是谁写谁画的后,就会把某某某几个字涂掉,再写上一个新的某某某,要是一时猜不出是谁写的,就在旁边写上:谁写的谁是王八蛋!
大院的孩子,已经无形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九子为首的一大帮,一派则是孤零零的大华一个人。大华那时确实很孤立,除了我还能偶尔偷偷和他说几句话表示友好和同情之外,没有一个孩子理他。当然,除了私生子野孩子的原因之外,也有怕九子的因素在内,便像我一样,有的孩子想略微表示一下同情也就不敢了。九子的一头明显占了绝对的上风,弄得大华抬不起头,惹不起,就尽量躲着我们。
九子的领袖的地位似乎是天生形成的,甚至有些遗传。九子的父亲是铁路上开火车的老司机,长得人高马大。他家一共九个孩子,都随父亲,个个是大高个儿。九子是老疙瘩,上面的哥哥姐姐都比他大许多,早都工作了,有的结婚,在外面单过。现在,家里除了父母,就只有一个六姐和九子就伴儿。九子的父亲年岁大了,火车开不动了,当了工会主席,铁路局开大会,常常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学校曾经请过他给我们学生做过报告,讲在旧社会怎么受压迫,他怎么领着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他讲话的劲头儿,爱用手势比画,很有点儿领导的范儿。九子对他父亲很崇拜,他的领袖的范儿,是有意识向他父亲靠拢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说是九子就有这个天分。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不管上学的,还是没上学的,自然而然地都围着他转,他说什么,大家都信服,也照着办。国庆节的晚上,如果九子不第一个从厕所的墙角爬上房,哪个孩子,即使早都已经吃完了饭,也不敢一个人先上房。后院里那三棵枣树,枣熟的时候,他不发话,哪个孩子也不敢上树,他一声令下,所有的孩子都猴子似的噌噌爬上枣树,用不了多大工夫,枣就都被“乒乒乓乓”地打了下来。他说自己不够吃,就没有一个孩子敢吃一个枣。他说得把枣给各家分分,大家就用洗脸盆盛枣,每家送去一大盆。带领着我们大院里的一帮孩子,干好事的是他,干坏事的也是他。孩子形成了习惯,他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声口哨,就能够把全院的孩子们,都像招鸟一样招过来。
九子已经忘记了他视大华为好汉的话了。因为私生子这个词儿,他对大华的评判,像坐滑梯似的,一下子从巅峰滑到了低谷。他决心要把大华搞臭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和私生子这个词儿做斗争,更是为了正义而战。九子要占领舆论阵地,厕所的那面墙,成了最好的地方。首先,九子招呼着他的那些小喽啰们,把平常“憋老头儿”的工夫用到了大华身上,每逢大华要上厕所时,十有八九被憋。好不容易进去了,一面山墙上写满的都是“方大华是一个黑孩子”“方大华有妈没有爸”之类的话。同时,九子像提溜儿一件旧衣服一样,把大华的外号重新提溜儿了出来,在山墙上写满:红脸儿方大华,小姑是他妈!还在字的旁边画了两个小人,一个光头,一个长发。大华气得擦了一遍,墙上很快又出现第二遍同样的内容。
大华只好不再上大院里的厕所,宁可跑到大街上去上公共厕所。有一次,大华拽上我,要我陪他一起跑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里去。那时他还是把我当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希望在困难的时候我能给他一点儿援助。因为大华知道,这种“憋老头儿”的把戏,虽然以前我也常常跟着九子一起做,但是,九子拉着我让我在山墙上也写“红脸儿方大华”之类的话的时候,我总是没有写而找借口跑掉了。望着大华眼巴巴的眼神,我心想天很早,才刚刚亮,九子那个懒蛋准还赖在被窝里没有起来,就跟着大华跑出了院子。
就那么着,我陪大华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去了几次。那个公共厕所离我们大院很远,我们得跑两三百米,每次都像是冲刺似的,你追我赶的,迎风呼呼直叫,特别地来劲。那样子,在大街上很惹人眼目,以为我们是在练跑步,或者是在抽疯。这时候,大华显得很高兴,忘记了一切的不愉快。他明显跑得比我要快,每次却总会放慢脚步等我赶上去再跑,到最后让我领先,像百米比赛撞线一样胜利,跑进厕所。
有一天下午放学,刚刚走出学校的门口,我看见九子突然一面墙似的横在我的面前。他一步步走近我,鼻子尖都快顶住了我的鼻子尖,眼光很凶地死死地盯着我。他比我高出将近一头,那一刻,让我有一种刚学过的《伊索寓言》里的狼和小羊的感觉。他就是站在河的上游的狼,我就是站在下游的羊。他是特地在这里憋住了我,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一定是要我不能再理大华。
果然,他把这话说出了口。
听见了吗?
我没有说话。
他用手拽我的耳朵,拽得我耳朵生疼,又问了我一遍:你聋了怎么着?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然后,他挥挥拳头:你是想尝尝“栗子暴”的滋味怎么着?
我怕他,只好点了点头。
不行,点头不算,你必须说话答应!你又不是哑巴。
这时候,许多学生都围了上来,好多是我们大院里的,是九子的同伙。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起着哄,在等着看笑话。有人围了上来,九子就像围了场子耍把戏的猴子,听见了锣声,更来了情绪。
我只好答应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再不陪大华上厕所了。
不光是不去厕所,是不理这个野孩子了!你照我的话,再说一遍。
我只好屈辱地说了一遍。
九子才领着那帮人叫喊着如鸟兽散。
从那以后,我躲着大华走,生怕我和大华偶尔碰面让九子看见,再来找我的麻烦。大华看见我,叫我的名字,我也装作没听见,紧走几步走开。好像那个野孩子不是大华,而是我自己。我真的是河下游的那只小羊了。我只想躲开那只狼,最好远远地离开那条河。那些日子,真的很难过。我不敢面对大华,不敢面对九子,也不敢面对自己。
有一天,我正在学校的礼堂里练歌。我的嗓子不错,是学校合唱团的,这在我们的学校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学校,加入合唱团,比加入少先队还难呢。只要到了九岁,基本上都能加入少先队,但整个合唱团只有那几十个人,在好几百人的学校里,真得是百里挑一才行。能够被选入合唱团,是荣誉,不仅说明你嗓子好,也说明你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才能够得到老师的认可,走在校园里的感觉都不一样呢。我一直渴望能够加入合唱团,说老实话,加入合唱团,还能发一套演出服呢,是一件有挺括领子的白衬衫,和一条后屁股有兜的西式蓝短裤。我一直穿的都是我妈用手给我缝的衣服,还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正规成衣店里做的衣服呢。
我得感谢新来的汪老师。她是这学期新来的,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如果不是她看中了我,我加入不了合唱团。我们原来的音乐老师是个老太太,老是看我一脸眵目糊,死瞅不上我。当然,也得感谢新盖起来的小礼堂。我们学校的校长特别重视合唱团,常带着合唱团到外面演出。合唱团一建校就有了,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我们学校的童声合唱,在区里市里拿过好多的奖。学校原来的礼堂,是庙里的大殿改造而成的,地方不小,却太旷,棚顶又高,露着四梁八柱,四面露风。合唱团在那里面排练,一点儿都不拢音,效果很差。校长下决心要建一个好一些的礼堂,既可以全校开大会,又能让合唱团排练,便从区教育局那里磨了好几年,才好不容易磨下来了资金,把那个破庙大殿拆了个干净,平地起了新礼堂。去年春节前,新礼堂终于完工了,这学期一开始,把新的音乐老师汪老师也调了过来。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在区里市里更有了名声。
新礼堂有个小舞台,还有一道绛红色的天鹅绒幕布,还买来一套扩音设备,麦克风,大喇叭,大音箱,摆在舞台上,非常气派。我们的校长这回是下了大本钱。合唱团第一次到新礼堂排练的时候,他对汪老师和合唱团讲过一次话,千条江河归大海,重点就是一句:暑假里,全市就要会演了,你们一定得给咱们学校把会演的童声合唱这个大奖拿回来。
这样带舞台的礼堂,在小学校里很少见,贾家花园小学就没有。新礼堂很拢音,回声荡漾,非常好听。有一次,排练结束后,同学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站在舞台的中央,对着麦克风唱了一嗓子,响亮的回音吓了我一大跳,好像有无数个我的声音,长了腿似的,从四面八方向我跑了过来,把我紧紧地包围住。这种效果,在原来的礼堂里和教室里,都是没有的。
那时,有一首名字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在学校里很流行。那一天,我们合唱团就是在练这首歌,这首歌,我们是无伴奏合唱,我唱高音部。合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和独唱、齐唱、对唱不同,那么多人一起唱同一个旋律,同一句歌词,但高音、中音、低音、男声、女声,发出的声音不同。低音像是在水底下游的鱼;高音像是在天空中飞的鸟;男声像是山顶上奔跑着的带犄角的小鹿,身边带着轻轻的风声;女声像是在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和蜜蜂,身边飘过来芬芳的花香草香。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合在一起,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就像将一块白色的布浸泡在不同的颜色中,出来的布变成了五彩斑斓的一天云锦一样;就像一颗颗来自不同方向先后蹦出来的小星星,让普通的天空变成了星河浩瀚而光芒四射的夜空一样。
这种合唱的声音,无论高昂得如同排山倒海翻滚而来的巨浪,还是微弱得如同从花丛中飞过的蝴蝶蜜蜂的翅膀细细的扇动,都会让我有一种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在这样的声音包裹下,这个世界变得格外美好起来,我仿佛也变得格外神圣起来,好像整个身子都随着这样的歌声在飞翔,心就像过滤的清水一样,变得格外透明,格外柔软,软得像是一片开过花又刚刚被露珠打湿的青草地。真的,这是只有合唱的声音,才会让我涌出的感觉,在别的声音中,哪怕是再动人的独唱,只会让我感动,却很难让我涌出这种神圣的感觉,就更别说生活中其他的声音了,特别是回到我们大院里听到的声音,更是充满了嘈杂,像从蜂巢里飞出的乱糟糟的蜂群,钻进耳朵里,弄得耳朵不得清静。
在一次排练中,汪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要珍惜你们的声音,嗓子倒了仓,一变了声,你们就再也没有这种声音了。在合唱中,童声合唱最干净,最纯真,每一个同学在他的童年,都应该进合唱团合唱一次才对!我觉得她说得特别对。
我是一个黑孩子,
我的家在黑非洲。
黑非洲,黑非洲,
黑夜沉沉不到头……
汪老师在指挥我们唱这首歌。她的手指轻柔地挥舞着,像是微风中摆动的柳枝,我们盯着她的手指在唱。她的手指上像有无数的花朵在盛开,芬芳四散,是我们荡漾的歌声。在她的手指上下左右的轻微变化中,我们的歌声也在随着起伏变化:“我是一个黑孩子”中“黑孩子”三个字,唱得那样温婉,像是一个温柔的抚摩,那里的“黑”不像是我们平常见过的黑夜里的“黑”,也不像教室里黑板的“黑”,更不像我们家里烧火做饭用的煤球炉子里的煤球那样的“黑”,在歌声里的“黑”变得无比透明,无比温暖。“我的家在黑非洲”中的“家”后面,有一个轻轻的停顿,“黑非洲”三个字,唱得那样深情而有力量,像把拳头渐渐地攥了起来,然后又伸展开来,指向远方,汪老师说唱到这里时眼睛要往前面看,好像真的看到了非洲的沙漠、河流、棕榈树……
在汪老师的指挥下,美妙悦耳的音符,好像一个个飞翔的天使,带着我一起轻轻地飞了起来,飞出礼堂,飞在校园的上面,一直飞进了蓝天白云之中。真的,那一刻,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大华和九子,忘记了小姑和徐先生方老师,忘记了我们大院,甚至也忘记了我自己是谁,人又在哪里。
那一阵子,我迷上了合唱。放学后,我不愿回家,我盼望着每周三次的合唱活动,那样的话,我不仅可以看到汪老师和蔼的面容,听到我自己动人的歌声,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很晚才到家,就可以避免见到大华,也可以避免见到九子。见到他们,和在合唱团,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真的希望自己永远是在合唱团里,不再身处我们大院,而是合唱那美妙的声音创造的世界。
唱歌像一个坚硬的外壳,就像硬硬的核桃皮包裹着绵软的核桃肉一样,包裹着我,保护着我,让我忘记外面的一切。有一天,练歌练得很晚,我回家快到我们大院,那时正是各家吃晚饭的时候,我们那条老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影,他显得不那么急回家,像一条小狗,绕着一盏盏路灯在打转,在玩什么无聊的游戏。走到大门口一看,是大华。我们相互望了对方一眼,没说话,匆匆地跑进大院。但刚才从大华那有些忧郁的目光里,我明白了,这么晚了,放学后他一直磨蹭到现在才回家,其实是和我一样的心情和心理。他也是不愿意那么早回家,他也是在逃避,大院给他的已经不再是快乐,不再像冬天铺满洁白松软的雪花,而像是铺满了蒺藜狗子,只要回来走在大院里,就会扎得他心疼。那一刻,我真的怕见到他,怕见到他那忧郁的眼神。
以前,汪老师特别严格,总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死抠,如果我们达不到她的要求,要耽误好多时间,她一点儿也不放过,她就像那些爱拖堂的老师一样,如果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会特别烦这个老师拖堂。这时候,却希望汪老师能够拖延一些时间,最好是在繁星满天的时候下课才好。这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回家,兴许九子或者大华他们就回家写作业去了,不会再在院子里玩了,就省得见到他们了。
合唱团,成了我的避难所。这大概是汪老师没有料到的。那一阵子,合唱团活动结束了,我也不像以前一样着急回家,而是愿意帮助汪老师收拾东西,清理卫生,关好门窗和电灯,最后和汪老师一起离开礼堂。汪老师不住地夸我: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那一天,汪老师没有拖堂,她夸奖我们今天唱得非常好,唱得比以往都要有节奏,有感情,便提前结束了排练。我可不想这么早就结束,这么早就回家。等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下了舞台,我还在上面磨蹭着,心里盘算着接下来找点儿什么事情干,好打发一下时间。等我走下舞台的时候,居然看到了九子,他在冲着我鼓掌。我愣在那里,站着半天没动。我不清楚这家伙来我们学校里干吗。绝对不会是来看我们合唱团排练的。他那破锣嗓子,根本就不喜欢唱歌。
他鼓着掌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你们学校的合唱团,就是比我们贾家花园的强。你唱得真好听,我刚才听了半天了!
我没有说话。他绝对没憋着什么好屁,我在等着他把屁放出来。
真的,你真的唱得好听。他冲我笑了笑,怎么都让我想起了“笑里藏刀”这个词儿。
礼堂里,学生走得差不多了,汪老师在门口喊:那几个同学快走了,我要锁门了!
我跟着九子走出了礼堂。一路再没说什么,一直走出校门口,在一盏路灯下面,九子停下来,对我说:你唱得真是不错……
我打断了他:有什么事你说吧!别这么吞吞吐吐,不像是你九子。
他笑了:毕竟是好朋友。你了解我!跟你说吧,我们学校里,这些天也流行这首歌。这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我一听就喜欢上了。
我等着他接着往下说,他绝对不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才来找我的。
这首歌里是有这样一句歌词吧?说着,他用他那破锣嗓子哼哼道: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
我说:对,是有这句歌词。
他说:我把这句歌词给改了,你听呀,改成“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他接着用他改过的新词儿沙哑地又唱了一遍。
我立马儿明白了,黑孩子,就是野孩子,这里的“黑”和歌词里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这是针对大华的。果然,他没憋什么好屁。
没完呢,还有一句,你听着呀:我有一块红脸儿疤,我的小姑是我妈……他唱完之后,歪着嘴角,冲我坏坏地一笑,说,怎么样?小词儿不错吧?
我没有搭理他。没有想到他竟然想出了这样的邪门歪道。
我想回到咱们大院里,你带着大伙给大华唱唱,一定非常好听!
我说:你自己怎么不唱?
我哪有你这么好的嗓子!
他说这话,带有几分讨好我的成分,但我明白,如果我不答应,他会立刻翻脸。他今天找我,兜里揣着两副牌,一副红桃笑脸,一副黑桃恶脸,就看他愿意出哪副了。
我没再说话,跟着他一起往回到大院的路上走。我们要穿过一条乐家胡同,才能到我们大院的那条街上。乐家胡同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整条胡同的一侧高墙里面,都是大栅栏里的同仁堂药铺掌柜乐家的制药厂。开春天暖和之后,房顶会晒得满满都是干草片,墙上有好几扇用铁笼子罩着的窗子,里面养的都是蜜蜂,那条胡同里,一年四季都散发着浓重的中草药味儿。这条胡同非常窄,只能容得下一来一往两个人交错擦肩走过,其中一个人还不能是胖子。所以,我们都管这条胡同叫墙缝胡同,说明它的细窄。
墙缝胡同里,没有一盏路灯,晚上黑乎乎的,女同学都不敢一个人走。在胡同拐弯的地方,矗立着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的大青石,更像蹲着的一头怪兽,在漆黑的晚上,好像随时都可以跃起来,扑向你,尤其吓人。走到那里以后,胡同在前面开始分成两岔,一岔可以到我们大院在的老街,一岔是拐进另一条渐渐宽敞却也渐渐弯弯曲曲的胡同。我们常爱在晚上到这里玩,不是藏在“泰山石敢当”的大青石后面吓唬胆小的女同学,就是在它往外拐的地方踢球,要不就是在那迷宫一样弯弯曲曲的胡同里捉迷藏。
我和九子走进墙缝胡同的时候,天还没有黑,黄昏时晚霞的余晖在胡同顶上细窄如一条线的天空上飘,显得特别奇怪,好像是一条橙红的丝带,要给胡同从上面系上口,然后把整条胡同拎到天上去,拎着胡同在天上飘呀飘,最后把胡同放在一个宽阔一点儿的地方,省得在这里这样拥挤憋屈。那样的话,我和九子也都被拎到天上去了,在天上飘呀飘了。那样倒好,可以不必回我们大院了。最好把我们和墙缝胡同都放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起码再也见不到我们大院的地方。这样,我就不会跟着九子回大院,带着那帮孩子唱九子改的那首歪歌了。
可惜,这一切都是天上飘着的晚霞丝带带给我的幻想。墙缝胡同还在前面,我们的脚还在地上走。天上的晚霞丝带,很快就飘散了,晚霞和暮色交接的时间很短,天渐渐地暗了下来。马上就要到“泰山石敢当”大青石了。我已经想好了,到这里的时候,我撒丫子就跑,一拐弯儿,跑不多远,就可以跑进弯弯曲曲的胡同里。我可不想跟着九子回到大院,冲着大华唱这首他改过词的歪歌。别看九子个头儿比我高,长得又比我壮,但他没有我灵活,跑不过我,是追不上我的。
果然,九子没有想到我会突然跑走,等他回过神儿来,拼命追了半天,也没有追上我。
明明知道九子早已经被我甩在后面,再也追不上我了,我还是一口气跑到了后河沿,生怕这家伙突然在哪儿又冒了出来。等我在护城河边缓过气来,小心仔细地看看四周,确实没有九子的影子,才像没笼头的马驹子一样,没有目的地散逛,不想那么早回家。
那时候,护城河的水还很大,很清,一颗颗的小星星落在河水里面,特别清亮,风吹河水荡漾的时候,它们像不停眨动着眼睛一样,在望着我,仿佛在问我: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你是不是在学校里犯了什么错误了,才不敢回家了?怕你爸爸打你吧?
我真的很想告诉它们,我今天险些犯了错误,但是,我不想犯这个错误,所以才跑到这里来的。河水里的星星眨动着眼睛,天上的星星也眨动着眼睛,都在望着我。我不知道它们听明白了没有,相信不相信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