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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院里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别看只是一个厕所，对于我们大院的孩子来说，那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说它是我们的儿童乐园，真的一点儿都不过分。
它在大院最后面，一面墙紧靠我们大院的外墙，另一面墙靠着我家的山墙。从那里上房很方便，因为厕所的墙角里堆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头之类的东西，就像无形中放在那里的梯子，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房顶。踩在灰色的鱼鳞瓦上面，我们可以先跳上我家的房顶，然后像狸猫一样随便跑到所有人家的房顶上。
那时候，老北京的房子上面盖的都是一层鱼鳞瓦，那种瓦一片一片的，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只有一层层地盖在房顶上面，才会看出它们的特别。特别之处，首先它们真的像鱼鳞一样，从这家的房顶到那家的房顶，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连接起一条条硕大无比的鲤鱼，一直连接到远处的天际线。无风的时候，它们一动不动，静卧在房顶上；有风的时候，它们在风里面就像游动了起来，云彩在身旁那么一飘，就像在天上飞的神鱼。
特别之处，还在于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它们就是一点儿也不坏，真的很结实。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了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了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的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其实，那时房顶上疯跑的游戏，平日里并没有任何内容，但形式带给我们的快乐大于内容，能惹得邻居大骂却又逮不着我们，便成为我们的一乐。当然，要说我们最大的乐，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
那时，我们从厕所的墙角爬上房顶，还可以通过厕所的房顶跳到徐先生的房顶，然后跳到院子里的那三棵枣树的树梢上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吃。虽然枣树离房很近，但从房顶飞跃到枣树上，是一个很危险又很刺激的游戏，需要灵巧，更需要胆量。那是大人们指着枣树骂我们的时候，也是女孩子仰着脖子看我们的时候，那目光里带有惊奇，又带有赞赏，是让我们男孩子最为逞能的时候。
每逢这时候，九子最显威风，他能从这家房顶跳到另一家的房顶。特别是我家房和徐先生家的房隔开一点儿距离，从徐先生家的房到枣树也有一点儿距离，他却一下子能从我家房顶一步跃到徐先生家的房顶，再一步又跳到枣树上，就像一只灵巧的猫一样。站在地上的街坊们看见了，会指着九子大骂：你这个小兔崽子不要命了？看摔断了你的小腿！他却昂着头挺着胸脯子得意扬扬，他觉得那一刻自己特别像英雄好汉，哪个英雄好汉不会飞檐走壁呢？
打枣一般都在中秋节前一天，有时候，会赶上国庆节紧跟着就到了。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了。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那时候，即使平常骂我们最欢的大妈大婶，也网开一面，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成为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晚霞中的西山一览脚下。我们的院子就在前门西侧一点，天安门广场更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看着晚霞一点点消失，等候着夜幕一点点地降临，就像等待着一场大戏上演一样，我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不住问身边的大哥哥大姐姐：礼花什么时候放呀？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让我们期待和焦急的，不仅仅是礼花点燃的那一瞬间，更是礼花放完的那一刻。由于年年国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我们都有了经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国庆那一天一般都会有东南风，那些小降落伞都会随风飘过来。燃放礼花的那一瞬间，我们会稳稳坐在那里，看夜空中色彩绚丽的礼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但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当然，最拼命抢降落伞的是九子。为了抢降落伞，他没少跟别人打架，本来降落伞就快要到别人的手中了，他上前一步用竹竿把降落伞挑了过来，哪个孩子能干？不打架才怪呢。
当然，有时候，九子再能耐，再不讲理，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因为降落伞够得着够不着，很多时候全凭风的大小和自己的运气了。还因为那一刻，附近四合院的鱼鳞瓦顶上站满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在和我们一样伸着竹竿够降落伞。风如果小，就被前面院子的孩子够走了；风要是大，降落伞就会像诚心逗我们玩似的从我们的头顶飞走，九子挥舞着再长的竹竿，也是鞭长莫及。
除了上房找乐之外，厕所里还有另外一种游戏，更是我们乐此不疲的，那里是另一个九子大显身手的地方。自从大华来到我们大院之后，特别是他私生子的身份在大院里传遍之后，厕所的这样一个游戏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厕所虽然挺宽敞的，在我们大院里，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当初，建大院的时候，就是主人一家人住，一个厕所够用了，谁想后来陆续搬进来那么多人，到了上厕所的时候，就显得紧张了。全院十多户人家，老老少少，一般都得到那里方便，一早一晚，要是赶上人多，着急的人就只好跑到院子外面大街上的公共厕所方便。
厕所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走过一溜儿足有三四米长的过道，然后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不用说，是九子带的头，想出的坏招儿，在每天早上厕所最挤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和大婶们干着急没辙。当然，以前我跟着九子，也没少干这样的恶作剧。
我们管这个游戏叫作“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一个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当年大院建这个厕所的时候，没有想到居然在上百年过后，会成为我们的儿童乐园；更没有想到，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山墙，成为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或者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自然，前者的某某某是个男孩子，后者的谁谁谁是女生。当这个某某某上厕所时，一眼看见了墙上的字和画，猜想出是谁写谁画的后，就会把某某某几个字涂掉，再写上一个新的某某某，要是一时猜不出是谁写的，就在旁边写上：谁写的谁是王八蛋！
大院的孩子，已经无形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九子为首的一大帮，一派则是孤零零的大华一个人。大华那时确实很孤立，除了我还能偶尔偷偷和他说几句话表示友好和同情之外，没有一个孩子理他。当然，除了私生子野孩子的原因之外，也有怕九子的因素在内，便像我一样，有的孩子想略微表示一下同情也就不敢了。九子的一头明显占了绝对的上风，弄得大华抬不起头，惹不起，就尽量躲着我们。
九子的领袖的地位似乎是天生形成的，甚至有些遗传。九子的父亲是铁路上开火车的老司机，长得人高马大。他家一共九个孩子，都随父亲，个个是大高个儿。九子是老疙瘩，上面的哥哥姐姐都比他大许多，早都工作了，有的结婚，在外面单过。现在，家里除了父母，就只有一个六姐和九子就伴儿。九子的父亲年岁大了，火车开不动了，当了工会主席，铁路局开大会，常常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学校曾经请过他给我们学生做过报告，讲在旧社会怎么受压迫，他怎么领着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他讲话的劲头儿，爱用手势比画，很有点儿领导的范儿。九子对他父亲很崇拜，他的领袖的范儿，是有意识向他父亲靠拢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说是九子就有这个天分。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不管上学的，还是没上学的，自然而然地都围着他转，他说什么，大家都信服，也照着办。国庆节的晚上，如果九子不第一个从厕所的墙角爬上房，哪个孩子，即使早都已经吃完了饭，也不敢一个人先上房。后院里那三棵枣树，枣熟的时候，他不发话，哪个孩子也不敢上树，他一声令下，所有的孩子都猴子似的噌噌爬上枣树，用不了多大工夫，枣就都被“乒乒乓乓”地打了下来。他说自己不够吃，就没有一个孩子敢吃一个枣。他说得把枣给各家分分，大家就用洗脸盆盛枣，每家送去一大盆。带领着我们大院里的一帮孩子，干好事的是他，干坏事的也是他。孩子形成了习惯，他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声口哨，就能够把全院的孩子们，都像招鸟一样招过来。
九子已经忘记了他视大华为好汉的话了。因为私生子这个词儿，他对大华的评判，像坐滑梯似的，一下子从巅峰滑到了低谷。他决心要把大华搞臭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和私生子这个词儿做斗争，更是为了正义而战。九子要占领舆论阵地，厕所的那面墙，成了最好的地方。首先，九子招呼着他的那些小喽啰们，把平常“憋老头儿”的工夫用到了大华身上，每逢大华要上厕所时，十有八九被憋。好不容易进去了，一面山墙上写满的都是“方大华是一个黑孩子”“方大华有妈没有爸”之类的话。同时，九子像提溜儿一件旧衣服一样，把大华的外号重新提溜儿了出来，在山墙上写满：红脸儿方大华，小姑是他妈！还在字的旁边画了两个小人，一个光头，一个长发。大华气得擦了一遍，墙上很快又出现第二遍同样的内容。
大华只好不再上大院里的厕所，宁可跑到大街上去上公共厕所。有一次，大华拽上我，要我陪他一起跑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里去。那时他还是把我当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希望在困难的时候我能给他一点儿援助。因为大华知道，这种“憋老头儿”的把戏，虽然以前我也常常跟着九子一起做，但是，九子拉着我让我在山墙上也写“红脸儿方大华”之类的话的时候，我总是没有写而找借口跑掉了。望着大华眼巴巴的眼神，我心想天很早，才刚刚亮，九子那个懒蛋准还赖在被窝里没有起来，就跟着大华跑出了院子。
就那么着，我陪大华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去了几次。那个公共厕所离我们大院很远，我们得跑两三百米，每次都像是冲刺似的，你追我赶的，迎风呼呼直叫，特别地来劲。那样子，在大街上很惹人眼目，以为我们是在练跑步，或者是在抽疯。这时候，大华显得很高兴，忘记了一切的不愉快。他明显跑得比我要快，每次却总会放慢脚步等我赶上去再跑，到最后让我领先，像百米比赛撞线一样胜利，跑进厕所。
有一天下午放学，刚刚走出学校的门口，我看见九子突然一面墙似的横在我的面前。他一步步走近我，鼻子尖都快顶住了我的鼻子尖，眼光很凶地死死地盯着我。他比我高出将近一头，那一刻，让我有一种刚学过的《伊索寓言》里的狼和小羊的感觉。他就是站在河的上游的狼，我就是站在下游的羊。他是特地在这里憋住了我，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一定是要我不能再理大华。
果然，他把这话说出了口。
听见了吗？
我没有说话。
他用手拽我的耳朵，拽得我耳朵生疼，又问了我一遍：你聋了怎么着？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然后，他挥挥拳头：你是想尝尝“栗子暴”的滋味怎么着？
我怕他，只好点了点头。
不行，点头不算，你必须说话答应！你又不是哑巴。
这时候，许多学生都围了上来，好多是我们大院里的，是九子的同伙。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起着哄，在等着看笑话。有人围了上来，九子就像围了场子耍把戏的猴子，听见了锣声，更来了情绪。
我只好答应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再不陪大华上厕所了。
不光是不去厕所，是不理这个野孩子了！你照我的话，再说一遍。
我只好屈辱地说了一遍。
九子才领着那帮人叫喊着如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