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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院里住的人实在太多，三个大院，外带一个跨院，还有东西厢房各长长的一溜儿，结构也太复杂。我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大院。
我们大院是有名号的，在老北京的历史上也是数得上来的。最初建时叫粤东会馆，现在，在二道门后的影壁的右侧，还立有一座青石碑，上面刻有工整的楷书，记着它的历史。那是建这座粤东会馆时立下的。只是多年的风吹雨淋，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不过仔细看，还是可以辨别得出，它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当时旅京的广东同乡共同出资建的，当数北京年头最早的一拨会馆。当年锦州总兵袁崇焕在广渠门激战金军，不料背后让人捅了一刀，崇祯皇帝偏偏听信了这小人谤言，袁崇焕被诬陷而在菜市口斩首，袁崇焕的头颅，最早就是广东乡亲偷偷埋在粤东会馆里的。袁崇焕无疑给最早的粤东会馆抹上了最光彩也最神奇的一笔。即使几百年过去，袁崇焕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院里的街坊们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都还说大院里是有一尊真神在保佑着老人健康长寿，小孩上学成才，妇女生育满堂，男人赚钱发财，总之，是这尊真神保佑大院里所有的人，都能够没灾没病，没有怨恨，不计冤仇，相亲相爱，平平安安。
我们大院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台阶上，两大扇黑漆木门，两侧各有一扇旁门，虽然破败，但基本保留着当年的风范。大门内足有五六米长的宽敞过廊，我们叫它大门洞。过廊里有一间大房子，有门无窗，是当年的门房，后来住着炸油饼的牛家，朝南开了一扇窗子。过廊外便是宽敞的空场，空场的东边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想应该是当年乡里一些赶马车的下人住的地方，现在住着九子一家。
然后，看到的是二道门、影壁和石碑。以前老北京人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是讲究的四合院才会有的，它的两边是灰白色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迈过二道门上下几级台阶，绕过影壁，往里走，是以坐南朝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原来各有朝东的一扇木院门，前两院为方形门，后院为月亮门。不过，时间过去太久，我家搬来的时候，只有后院院门和残破的院墙还在，前两院早都没有了。我家住着三间东厢房，紧挨着房东徐先生的后院，我家的房门正对着后院的月亮门。
后院种有三株老枣树，不仅在全院最打眼，在我们整条老街都出名得很。我们大院，后来搬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盖起不少新房子，为此砍掉了好几棵大树，就是没人敢砍这三棵枣树。据说这是建院子前就有的老枣树，在枣树的下面，当年袁崇焕袁总兵的头颅，就是埋在了这里。谁敢砍掉枣树？老枣树和袁总兵一样，都是我们大院驱患镇灾的神呢。
这三棵枣树到底年头有多悠久，谁也说不清，但别看它们老，精气神儿却很足，结出的枣特别甜。秋天枣红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常爬上房顶，在上面一溜儿小跑，顺着房顶跑到后院，然后跳上枣树，摘枣吃。九子个儿大，气力大，胆儿也大，会像猴子一样爬到树尖儿上，使劲儿地摇晃树枝子，那树尖儿的枝子很细，被他摇晃得弯了腰，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常会有老街坊冲着树尖儿骂九子：你这个臭小子不要命了？看你爸爸不把你屁股抽成八瓣！越是这样骂，九子越来情绪，越是在树尖儿上使劲儿地摇晃着树枝，身子随树枝左右摇晃着，幅度很大，像打秋千，得意得很。树上的枣，像下了红雨一样，“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有的枣会砸在我们的脑袋上，砸起一个个的包，却依然阻挡不住我们满地抢枣的热情和大呼小叫。
有些好事或者是生怕我们踩漏了他们家房子的街坊，会讨好似的对徐先生或方老师说：您得说说那帮半大小子，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这么闹！这帮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会蹬着鼻子上脸的！徐先生和方老师，听完之后，都会笑笑，说着大同小异的话：都是孩子，让他们玩去吧！事后，那些多嘴的街坊会在背后嘀嘀咕咕地议论：咳！也难怪他们心疼孩子，谁让他们两口子没孩子，才这么稀罕孩子呢！
我们大院几经易手，主人换了不知多少茬儿，已经是越来越破败。别看院子破，却是驴死不倒架，因为所处的位置不错，紧靠着前门楼子、前门火车站和大栅栏、鲜鱼口，衣食住行，外带看戏，都非常方便。徐先生从上一个房东手里买下整个大院，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主人想去香港避难，急于出手，徐先生就低价把院子买了下来。那时候，徐先生是一家银行的行长，深知政府发行的钱票子会越来越不值钱，早想把这钱票子变成实物，心里才踏实，阴差阳错中，算是捡了一个漏儿，落下了这一处房产。
北京城和平解放以后，徐先生没有了工作，他倒也不埋怨。偶尔靠翻译一些东西赚点儿小钱，其他便是靠太太方老师在一所小学里教书赚的薪水。他家有台浑身趴着好多小蝌蚪一样的按键的打字机，在我们大院可是新鲜玩意儿，我们一帮孩子脑袋挤成蒜瓣一样，总爱趴在他家窗前看西洋镜一样，好奇地看他打字，常惹得各家大人骂我们：别给徐先生添乱，都快回家！徐先生却站起身来，推开窗子，和和气气地冲着大人们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徐先生生活西式，整天喝咖啡，夏天还要喝啤酒。这两样东西，在我们大院里更是稀罕物，不少老街坊都说：那玩意儿有什么喝的？一个跟中药汤子似的，一个跟马尿似的。这两样街坊们看不起眼儿的玩意儿，却是徐先生的一大笔开销。如果不是有我们大院的房租垫底，徐先生的这两样玩意儿，恐怕难以保证。
徐先生的南方老家还有父母双亲和一大帮亲戚，需要他每月寄钱回去接济。所以，北京刚解放，徐先生早早把房子租了出去。虽然住进来的人都是平头百姓，租金不高，但大院里的房子不少，积少成多，让进项填平了窟窿。还多亏有了这样一处房产，北京城解放有好几年了，徐先生和方老师两口子衣食无忧，日子过得平静如水，却也其乐融融。
现在，平静被打破了。突然闯进来这样一位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脸上有那么明显一块红痣的孩子。
不过，我们大院里的大人们并没有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对这块红痣那样的好奇，甚至触目惊心，以为就是因为这块红痣打破了徐先生和方老师生活的平静。大人们摆出的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觉得孩子身上带有胎记，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是有的孩子的胎记长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见，有的孩子的胎记长在身上，别人看不见罢了；有的胎记小得可以忽略，有的大得让人看着显眼罢了。九子他妈就说：有的痣长得不是地方，兴许就跟鸡眼一样碍事，有的痣长得是地方，就是美人痣呢。
大人们对于这块红痣普遍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引起我们大院那些见多识广的街坊兴趣的，不在孩子脸上的这块红痣，而在于孩子和带着孩子来的这个女人的口音。开始，大家以为他们两人是徐先生家里来的亲戚，一听口音不对，不是南方的吴侬软语，而是有些生硬并带有酸醋味道的山西口音，猜来者应该是方老师那一方面的，便觉得有些蹊跷。因为老街坊们从来没有听方老师说过她山西还有什么亲戚或朋友的话。这突如其来的一男一女，一小一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成了一个谜。在我们大院里，大人们的事情，水一样深不见底，总是藏有很多谜团的，而且，他们也是特别爱猜谜的人。不管哪家出现了谜团，他们就像一群猫一样，围绕着这团谜团，像围着一团毛线团，开始打起转转来了。
对大人们这些鸡一嘴鸭一嘴婆婆妈妈的议论，我们孩子没有什么兴趣。我只是知道了，这个新来我们大院的孩子叫大华，大华比我大一岁多一点儿。那一年，我十岁，上小学四年级；他十一岁多，上小学五年级。我们还是对他脸上的红痣更感兴趣，九子甚至已经给他起了个外号：“红脸儿”。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九子领着一帮孩子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红脸儿”！
他救过我，尽管他脸上的红痣那样显山显水，我对他还是有一种亲近感。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句“红脸儿”。
带大华来的那个高个子的女人，是他的小姑，大华管方老师叫大姑。同时，我明白了，一个星期之前，我之所以能在后河沿碰见他，因为那时他和他的小姑正住在那儿附近的旅馆里。那时候，那一带旅店和饭馆非常多，因为靠近前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多，住店打尖儿的人也就多。这是自清末慈禧太后建了这个火车站就开始有的热闹劲儿，从来就没有安静下来过。大华之所以和他小姑在后河沿的旅馆住了这样一个多星期，是因为徐先生和方老师得把房子腾出来，他们才可以搬过来住下。也就是说，大华和他小姑来北京，是突然的，他大姑事先不知道。当然，这些用不着大人们说，我也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我已经读四年级了，这点儿分析和判断能力还是有的。
那时候，徐先生住的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一间是徐先生的书房，一间是徐先生和方老师的卧室，另外一间租给了一位从南方来北京做生意的客人。徐先生和方老师得跟人家协商，让人家提前腾出房子来才是，为此，徐先生和方老师还赔偿了人家一笔补偿费用。
其实，我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大院那些老奸巨猾的街坊们，却能够一碗清水看到底，透过现象看本质，知道哪片云彩飘过来了，得下雨，甚至得起雷电。他们更是嘲笑我们孩子对大华脸上的红痣的兴趣，他们甚至还因为九子带着一帮孩子叫人家的外号“红脸儿”，不住地数落九子，骂九子不许欺生欺负人家孩子。他们说：要仅仅是为了腾房子才让大华和他小姑住进来，徐先生不是还有书房吗？不能在书房里暂时先住几天？非得让大华和他小姑在旅馆一住住那么多天？那些街坊们像得了什么宝一样，眨眨眼睛，得意地对那些与我四年级小学生水平一样的街坊说：没那么简单！肯定是大华他小姑和他大姑，在和徐先生谈判，才耽误了这一个多星期！然后，他们重复并强调着谈判这个词儿：谈判！懂吗？最后，他们总会意味深长地说一句：“红脸儿”，那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呢？
那时候，我真的还很小，不知道大人们说这番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难道还真有什么看不见的，就像一片看不见的云彩飘了过来，带着雨，甚至雷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