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街见闻：民国时期古籍出版概览

1935年4月10日，署名卫术的作者在《申报》自由谈版面上发表了篇题名《旧书年》的文章，通过“着眼于出版界的三个月的过程”，作者为甫一走完四分之一历程的1935年命名为“旧书年”。以一个季度而总结全年情形，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否为时尚早？时光倒流至1934年。一个署名忻炘的作者，从上海文化街归来后，也写了篇文章描述书业新象，认为“近来出版界盛行着翻印旧书和出版杂志” 。杂志放在一边不谈，古籍出版于1934年已然是显象，上述1935年第一季度的古籍出版热与其说是新象，毋宁说是延续。

回到卫术口中的1935年第一个季度，这时候漫步上海棋盘街的各大书店，出版社发行所的门市部，以及上海各大出版机构在其他城市的分店，在店铺的陈列或者售卖清单里，顾客一定会看到《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各省通志》《二十五史》《古今图书集成》等等眼花缭乱的大部头古籍，如果拆分成各单行本，对皇皇巨著的体会将会更加真切。到了1935年的余下时段，1936年全年，直至1937年的上半年，还会在书店中见到新的古籍丛书相继涌入卫术所言的古书阵列，如《宛委别藏》《六十种曲》《〈二十五史〉补编》《丛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珍本医书集成》及其续编等。

卫术与忻炘的判断虽然出自观察，但绝非盲目妄言的谬论。据1936年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界的回顾》的文章统计，1935年全国图书单价总计为3843.35元，其中大部古书的单价总计（按预约价统计）是1663.30元，占总量的43.28% 。再参以“大部古书的预约价大概在对折以下”的1934年数据，1935年同样以对折计的古书如果回到原价计量，则实际售价将占总量的60%；如果再照成本核算，“古书的售价因为没有稿费，至少比新书的低一半以至三分之二。即以古书之售价较新书低一半计算”，则1935年古书的总售价则约占总量的75% 。1937年年初，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在接受《中国新论》记者采访时，引用了上述数据，并据此类推1936年的数据，称情形大体相似。面对古籍“这样大的百分比”，舒氏不由发出“却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惊叹 。

资深出版人所发惊叹，以及上述两位文化观察者的论断，虽然直接指向的是1934—1936年，但实际可以用来描述抗战爆发前的整个1930年代。大抵从1931年开始，陆续有评论开始涉及古籍出版这一议题，讨论古书出版种种现象，进而论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引发广泛的文化与思想论争，时评的多寡无疑构成了古籍出版盛衰的脚注。实际上“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不但30年代前半段，甚至整个20年代的古籍出版，整体上呈现出与“古书年”之热极为密切的前溯和延联。1920年《四部丛刊》的出版，可谓掀起了古籍出版热之序幕，温度升腾至1930年代达至极热，其中1934—1937到达热度的沸点。时人敏感意识到这一文本生产行业的非同寻常之变，普遍以古籍出版热现象为沸点年做年度定义，如“旧书年”“古书年”“翻印古书年”“旧书重出的古董问世年”等形容 ；也不断有诸如“出版界趋向将如何呢？如果环境没有变异，大概‘翻印’的现象还会发展下去吧，至多在选书上换个方向而已” 的预观涌现。时人面对这股出版的热浪，啧啧称其为一种“复古现象” 。正是因为“拒古”日久，“复古”才成为一种令人惊异之象，引来老牌出版人舒新城一叹，再联系他作为古籍出版大宗的中华书局之管理者身份，更可见这惊与叹中古籍市场之庞大及其“异怪”的程度之深。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前述数据能够证明某一年度出版热所言非虚，但是若要求同样用数据印证古籍出版热度持续经年，则难度极大 。1937年上半年，舒新城和《申报》附刊《出版界》编辑周寒梅都抱怨过出版业生产数据无法厘定的问题。民国“政府不能严厉执行出版物登记，书业公会又不举行全国出版界的调查” ，加之“中国出版界向来只有各个的奋斗而无横的联合”，因此“在一年间的中国究竟出版了多少新书，这确数恐怕谁也不知道吧！” 这导致民国出版业始终“没有正确的全国统计”，所存数据“都以各报纸或杂志广告所发表的刊物为基础材料”。继而造成“如果统计时两人依据不同的基础材料，结果也就不得不异，所以就数量讲，也只能说个大概” 。

民国总体出版数量的扑朔迷离，使古籍出版物也难以幸免于数据统计之难。如果就舒新城所言“不准确”的统计论展开数据计量，则可就上述新旧图书的比对做古籍出版的一瞥，以见微知著。古籍与市场整体的码洋参照比，反映出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经济地位。至于从历年古籍出版种数的高低起伏中推演和辨识出版热持续的年度，则只能依靠后世的尽力搜求。据刘洪权参阅了《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中国丛书广录》《善本古籍影印目录（1919—1984）》《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等6种大型书目，并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等目录做校正的“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历年种数”数据信息列表 ，民国时期历年的古籍出版物种数大致如下观：

更直观的起伏变动情况，则如下图所示：

从统计数据看，大约从1920年古籍出版开始回升，除了1927—1932年五年间出现局部低潮外，1920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是古籍出版的全盛期，尤以1934—1937年上半年为最，1936年为当之无愧的民国古籍出版峰顶。1934年是古籍出版从热走向极热的关键一年，此时市场竞争之激烈，从各大出版机构于选题的雷同与争夺上可见一斑。1934年9月，开明书店开启了《二十五史》的发售预约。该年年初，商务印书馆恢复出版因战事中断两年半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则开始推出作为五开本《四部备要》全五集之一种的《二十四史》 ，书报合作社宣布即将出版《二十六史》。同样是1934年，开明书店提出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的计划，却被中华书局抢先一步。开明书店作为古籍出版领域的后来者，往往在古籍选题的“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如后来又提出将《九通》加入刘锦藻编集的《清续文献通考》而成《十通》的出版计划，但又因落后商务印书馆一步而未果。

在具体的出版物上，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一般以丛书（大型类书亦从形态上类属丛书）的方式出版，掺以零售化的单行本发行方式投入市场 。这也决定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将主要围绕古籍的丛书出版展开。丛书意味着数量上的规模化，也意味着投入的出版资金、设备、技术等物化层面的压力要高于一般的单行本，这使得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主体多集中于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有些古籍的出版甚至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如《四库全书》便是一项由国家主导、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大型文化工程。国家对古籍出版的直接参与，在志书的出版上也如出一辙。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规模化与国家化倾向，说明政治和民间领域均涉足了对“传统”的管理，“回收传统”是彼时一项上下倾力的自觉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指“丛书”概念，一者指规模形态，大部头的多册类书亦属此列；二者指文本内容层面的系列化，这也是普遍意义上的丛书概念，在这一所指划分下，丛书又可细分为专门与综合两类。从下表对1920—1930年代前期古籍出版热期间内古籍丛书的综合统计中，可见上述类别划分，本书也将围绕以下若干丛书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