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

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传习录》下，三一七）

译文：

即便能够穷究草木的道理，又如何能反过来端正自己的意识（心）？

读书学做圣贤，无疑是宋明理学家的共识。但如何才能成为圣贤？自南宋以来，便有“道问学”与“尊德性”这两条为学进路之争。

朱熹与陆九渊均为南宋大儒，但两人在很多思想观点上却不断发生争吵，“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朱熹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道：自子思以来，儒家从事学问的道路主要在“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两项工夫上着手，而陆九渊所做的工夫“专是尊德性事”，而我（朱熹自称）平时所讲的工夫则在“ （道）问学上多了”；并说，陆氏的毛病是看书不仔细，常常“杜撰道理”，来掩盖学问上的缺失，而我虽在“义理上不敢乱说”，但在“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因此，从今往后我也应当自我反省，“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朱子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朱熹是在反省自己，意图消弭与陆氏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意是好的。然而在陆九渊看来，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具体不知朱熹这封书信中的说法是如何传到陆九渊那里的，但对朱熹欲“去两短，合两长”的调停态度，陆氏以为断断不可，他反问道：“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很显然，陆九渊为学的立场是做道德内省的修养工夫（“尊德性”）为第一序，而追求外在事物知识的格物工夫（“道问学”）则是第二序的，两者之间的先后秩序是不容紊乱的。因此，在他看来，他与朱熹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本来，就人生的成才过程来看，“尊德性”不能永远第一，“道问学”也不能永远第二，两者应当是彼此交叉、互相联动才对。而陆九渊的担心是如果一味强调“道问学”，有可能导致一生皓首穷经，而忘却了做人的道理，这样的后果对于强调伦理实践的儒家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但朱熹则担心如果过于强调“尊德性”，便有可能导致整天只会把道理说得天花乱坠，而对书本知识、外在事物的道理全然不顾，这样的结果对于强调“博学于文”的儒家来说同样也是令人担忧的。

因此，朱熹主张由知识成就德性，而陆九渊则主张由德性统领求知，这就开启了宋明理学中“理学”与“心学”的两大为学路径的争论。

王阳明的看法显然偏向于陆九渊，对朱熹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分作两事的观点颇为不满，他指出：“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其实质就“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传习录》下，三二四）在阳明看来，朱熹不论在心与物还是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都不免犯了二元论的错误。同样，在“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也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关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问题，阳明的基本立场在于：“道问学”不能脱离“尊德性”，所以“尊德性”才是根本之工夫。同时，阳明也承认“尊德性”不是“空空去尊”，仍然需要“问学”。但阳明所说的“问学”并不意味着“更与德性无关涉”的问学，而必须是在“存此心，不失其德性”的前提之下的问学。（《传习录》下，三二四）

于是，在经历过格竹失败、龙场悟道以后，阳明对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法提出了批评：“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大学》这部经典的核心不在“格物”，而在“诚意”。随着晚年“致良知教”的提出，由于良知是“意之本体”，故“诚意”工夫又须置于“致良知”工夫领域才能落实。而在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上。所以“致良知”工夫便可同时包含“尊德性”与“道问学”两项工夫。可见，阳明之所以说“尊德性”和“道问学”应当合一，其根据正在于他的“致良知”学说。

总起来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教人如何做好人，以此来统领做人和做学问的全过程。这也意味着，在阳明来看，做人比做好学问更重要、更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