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传习录》下，三一八）

译文：

知天下事物本就无法用格物工夫穷尽，格物工夫只能在自己的身心上着手，决然以为圣人人人可以做到，便自然能有一种担当精神。

人除了吃饱喝足外，便会追问一些看似无用却很关键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当代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对古代中国特别是宋明时期的读书人、儒者来说，学做圣贤，无疑是他们共同的志向和目标，“圣人可学而至”成为那时读书人的基本共识。

王阳明在十二岁的时候，曾问他的私塾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塾师答：“惟读书登第耳”——读书是为了中进士、做官。这是科举考试时代的一般答案。但阳明听了以后，却不以为然，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王阳明年谱》）这里的一问一答，反映出阳明少年就立有一个宏远志向：成就圣贤一般的理想人格。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普遍相信，上古中国，在孔子之前，一共有七位圣人，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在孟子看来，孔子不但是尧、舜以来的继承者，更是“集大成”者，而且是“圣之时者” （《孟子·万章下》）、“人伦之至” （《孟子·离娄上》））者。在战国时期的孟子看来，孔子不仅是商周以来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与时俱进的最高道德楷模。

可见，孔子的“圣人化”，在孟子时代已初步形成。尽管在孔子生前，就有弟子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但孔子则予以否认（《论语·子罕》），孔子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

那么，十二岁的阳明“欲做圣贤”的那位圣人，是否就是先秦时代的尧、舜、孔子等诸位圣人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其实，在阳明心目中，所谓“圣人”主要指儒家的理想人格。这与北宋初年以来儒学复兴运动中提倡的“圣可学” （周敦颐语）、“圣人可学而至” （程颐语）的思想精神是一致的。

可以说，立志成圣乃是宋明新儒家的一句思想口号。在某种意义上，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宋明理学乃是一种希圣之学。自十一世纪以来，希圣之学，不知激励了多少年轻学子，阳明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但随着十五六岁时格竹失败，从其“自委圣贤有分”到“益委圣贤有分”的感慨，可以看出，阳明认为圣贤自有定分，非一般人可学而至，对自己成圣的可能性产生了极大的疑惑。此后经过二十余年的思想历练，当他在三十七岁被贬官至贵州修文县龙场驿时，在那里经历了“动心忍性”“百死千难”的人生磨炼，最终在思想上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至此，阳明坚定了学做圣贤的自信、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