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代大儒王阳明

十六世纪初的明代中国，已是传统帝制社会的晚期，此时在儒家思想文化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大儒——王阳明，他的思想被后人称作“阳明心学” （又称“阳明学”） ，是宋代程朱理学 （又称“朱子学”） 之后儒家哲学发展的又一理论高峰。十七世纪中叶进入清代之后，由于学术和政治的原因，阳明心学一时沉寂，至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复兴，其中在二十世纪初现代新儒家思潮中，有不少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十分重视儒学传统中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开创了“新心学”的发展方向。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因早年常讲学于绍兴的阳明洞，所以世称阳明先生。成化八年 （1472） ，阳明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余姚县 （今属宁波市） 的一户仕宦大家。青少年时，他豪迈不羁，喜骑马射箭，渴慕豪杰，期望建功立业；聪慧好学，才思敏捷，好词章，曾沉迷于佛老之学。但他自小志向远大，不以读书科举为志，而以学做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

阳明生活的时代，从朝廷到民间的整个社会，被程朱理学的思想所笼罩。人们的言谈举止、立身行事等，莫不恪守程朱理学的规定，服从程朱理学的权威。自然，对于年少的阳明来说，读书学圣贤，便是遵循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的教诲。

因为按照朱熹的为学路径，如想成就理想人格，就必须首先经过知识学习，通过“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了解和把握各种各样的事物之理及其客观知识，然后才能一步步成就圣人或君子那样的崇高人格。

因此，少年阳明便立下格物的志向，曾经面对庭院的一片竹林，进行了“格竹”的知识实验。但可想而知的是，面对竹子冥思苦想，并不能想明白竹子的道理，最终格竹失败，阳明大病了一场。这一失败使得阳明对“读书学圣贤”心生怯意，觉得格物穷理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然而事实上，这场格竹实践的失败，却在他心中隐隐产生了思想上的疑问：通过向外物以求其理的工夫实践，能否解决心与理“判若两截”的问题呢？退一步想，即使一个人能够格尽天下之物，但这种格物工夫又与自家身心有什么关联呢？当然，对于少年阳明而言，他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两个思想疑问。但应该说，“格竹事件”无疑是阳明后来探寻一条新的成就圣贤之路的思想“导火索”。

弘治十二年 （1499） ，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弘治十三年至十八年 （1500—1505） ，他在北京任职，同时广泛结交朋友，并且开始授徒讲学，其所讲的主要不是词章之学，而是与自我密切相关的身心性命之学，这也意味着阳明在思想上，再次转向追寻儒家传统的圣人之学。弘治十八年 （1505） ，阳明与湛若水相识定交，相约一起昌明圣学。他的爱徒徐爱也在这年进京，拜阳明为师，成为阳明的开门大弟子。此时阳明的思想趋向已定，是“龙场悟道”的预伏期。

正德元年 （1506） ，王阳明三十五岁，因言获罪，被贬到贵州龙场去做驿丞。正德三年至正德五年 （1508—1510） ，是他“居于蛮荒之地”的三年。三十七岁这年，他终于大悟困扰良久的“格物致知”问题，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识到“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年谱》） 这便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说儒家圣人所讲的道理，原来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充分具备，无须外求，这便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从此开创出一个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思想世界，即陆王心学的儒学派别。

正德四年 （1509） ，王阳明在贵阳龙岗书院提出其思想中第二个著名的命题——“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是阳明的“立言宗旨”，也是其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与朱熹“知先行后”说形成鲜明对照。

正德八年至十一年 （1513—1516） ，王阳明在滁州、南京任职，授徒讲学。其间，阳明的授徒讲学之法经由“高明一路”的静坐反省，转变为一种“存天理，去人欲”的“省察克治实功”。 （《与滁阳诸生并问答语》） 明末大儒黄宗羲注重阳明在滁州、江西、越州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发展，但在阳明的一生中，南京时期也是一段重要的思想阶段，包含了其致良知思想最终形成的诸多因缘，是阳明与朱子学者的一个思想交锋时期，是其一生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期。

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元年 （1517—1522） ，王阳明在江西五年，一面平诸寇，擒宸濠，一面讲学不辍。在此期间，他先后提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又言：“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又进而指出：“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 （《传习录》下，二一一） 又言：“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 （《王阳明年谱》） 以上议论，便是阳明晚年著名的“致良知教”。可见，阳明在江西平乱近五年，创下盖世奇功，兵戎岁月，却不忘授徒讲学，由阐发“诚意之学”到发明“致良知学”，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成熟圆融。

嘉靖元年至六年 （1522—1527） ，王阳明在绍兴老家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六年的乡居生活，此间门人益进，阳明常常与门人弟子阐述“致良知”等心学思想。

嘉靖四年 （1525） ，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除阐述“知行合一”“致良知”外，还阐述“万物一体”思想。而阐述“万物一体”思想的文字即《拔本塞源论》，长达两千余字，纵论古今，气势磅礴，痛快淋漓，一气直下，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奋不已。阳明的“万物一体”论不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价值关怀，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实践理论。

嘉靖六年 （1527） ，广西思恩、田州爆发叛乱。鉴于此前阳明平定匪乱、宸乱的武功韬略，朝廷再次任命阳明出征思恩、田州。

在启程前夜，王阳明应弟子钱德洪、王畿之问，在天泉桥，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传习录》下，三一五） ，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史称“天泉证道”。阳明出发后经过严滩，钱德洪、王畿追送至此。阳明又阐发“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史称“严滩问答”。

阳明逝世后，关于“四句教”的争论，聚讼纷纭。其实，据朱得之辑《稽山承语》记载，嘉靖五年 （1526） ，阳明与门人论良知心学，便首次揭示“王门四句教”，言：“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这是最早的“王门四句教”的记载，比“天泉证道”早一年。可见，“四句教”绝非阳明在“天泉证道”之际的偶发之语，而是他晚年屡有言及的重要教法。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529年1月9日） ，阳明在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青龙铺。一代大儒谢世，其功业足以彪炳史册，其思想更是程朱理学之后的第二大高峰。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中也收录了若干书信。这部书的篇幅不算大，计有八万余字。按今人的条目划分，共计三百四十二条。《传习录》不仅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宝库，而且后来逐渐成为儒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传世经典，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点不仅是阳明学的智慧结晶、重要理论，而且业已成为儒学传统中最富代表性的内容之一。

本书所收王阳明语录，以《传习录》为主，适当采自《王阳明全集》，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王阳明的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