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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代大儒王阳明

十六世纪初的明代中国,已是传统帝制社会的晚期,此时在儒家思想文化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大儒——王阳明,他的思想被后人称作“阳明心学” (又称“阳明学”) ,是宋代程朱理学 (又称“朱子学”) 之后儒家哲学发展的又一理论高峰。十七世纪中叶进入清代之后,由于学术和政治的原因,阳明心学一时沉寂,至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复兴,其中在二十世纪初现代新儒家思潮中,有不少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十分重视儒学传统中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开创了“新心学”的发展方向。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因早年常讲学于绍兴的阳明洞,所以世称阳明先生。成化八年 (1472) ,阳明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余姚县 (今属宁波市) 的一户仕宦大家。青少年时,他豪迈不羁,喜骑马射箭,渴慕豪杰,期望建功立业;聪慧好学,才思敏捷,好词章,曾沉迷于佛老之学。但他自小志向远大,不以读书科举为志,而以学做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

阳明生活的时代,从朝廷到民间的整个社会,被程朱理学的思想所笼罩。人们的言谈举止、立身行事等,莫不恪守程朱理学的规定,服从程朱理学的权威。自然,对于年少的阳明来说,读书学圣贤,便是遵循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的教诲。

因为按照朱熹的为学路径,如想成就理想人格,就必须首先经过知识学习,通过“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了解和把握各种各样的事物之理及其客观知识,然后才能一步步成就圣人或君子那样的崇高人格。

因此,少年阳明便立下格物的志向,曾经面对庭院的一片竹林,进行了“格竹”的知识实验。但可想而知的是,面对竹子冥思苦想,并不能想明白竹子的道理,最终格竹失败,阳明大病了一场。这一失败使得阳明对“读书学圣贤”心生怯意,觉得格物穷理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然而事实上,这场格竹实践的失败,却在他心中隐隐产生了思想上的疑问:通过向外物以求其理的工夫实践,能否解决心与理“判若两截”的问题呢?退一步想,即使一个人能够格尽天下之物,但这种格物工夫又与自家身心有什么关联呢?当然,对于少年阳明而言,他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两个思想疑问。但应该说,“格竹事件”无疑是阳明后来探寻一条新的成就圣贤之路的思想“导火索”。

弘治十二年 (1499) ,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弘治十三年至十八年 (1500—1505) ,他在北京任职,同时广泛结交朋友,并且开始授徒讲学,其所讲的主要不是词章之学,而是与自我密切相关的身心性命之学,这也意味着阳明在思想上,再次转向追寻儒家传统的圣人之学。弘治十八年 (1505) ,阳明与湛若水相识定交,相约一起昌明圣学。他的爱徒徐爱也在这年进京,拜阳明为师,成为阳明的开门大弟子。此时阳明的思想趋向已定,是“龙场悟道”的预伏期。

正德元年 (1506) ,王阳明三十五岁,因言获罪,被贬到贵州龙场去做驿丞。正德三年至正德五年 (1508—1510) ,是他“居于蛮荒之地”的三年。三十七岁这年,他终于大悟困扰良久的“格物致知”问题,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识到“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年谱》) 这便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说儒家圣人所讲的道理,原来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充分具备,无须外求,这便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从此开创出一个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思想世界,即陆王心学的儒学派别。

正德四年 (1509) ,王阳明在贵阳龙岗书院提出其思想中第二个著名的命题——“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是阳明的“立言宗旨”,也是其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与朱熹“知先行后”说形成鲜明对照。

正德八年至十一年 (1513—1516) ,王阳明在滁州、南京任职,授徒讲学。其间,阳明的授徒讲学之法经由“高明一路”的静坐反省,转变为一种“存天理,去人欲”的“省察克治实功”。 (《与滁阳诸生并问答语》) 明末大儒黄宗羲注重阳明在滁州、江西、越州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发展,但在阳明的一生中,南京时期也是一段重要的思想阶段,包含了其致良知思想最终形成的诸多因缘,是阳明与朱子学者的一个思想交锋时期,是其一生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期。

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元年 (1517—1522) ,王阳明在江西五年,一面平诸寇,擒宸濠,一面讲学不辍。在此期间,他先后提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又言:“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又进而指出:“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 (《传习录》下,二一一) 又言:“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 (《王阳明年谱》) 以上议论,便是阳明晚年著名的“致良知教”。可见,阳明在江西平乱近五年,创下盖世奇功,兵戎岁月,却不忘授徒讲学,由阐发“诚意之学”到发明“致良知学”,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成熟圆融。

嘉靖元年至六年 (1522—1527) ,王阳明在绍兴老家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六年的乡居生活,此间门人益进,阳明常常与门人弟子阐述“致良知”等心学思想。

嘉靖四年 (1525) ,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除阐述“知行合一”“致良知”外,还阐述“万物一体”思想。而阐述“万物一体”思想的文字即《拔本塞源论》,长达两千余字,纵论古今,气势磅礴,痛快淋漓,一气直下,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奋不已。阳明的“万物一体”论不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价值关怀,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实践理论。

嘉靖六年 (1527) ,广西思恩、田州爆发叛乱。鉴于此前阳明平定匪乱、宸乱的武功韬略,朝廷再次任命阳明出征思恩、田州。

在启程前夜,王阳明应弟子钱德洪、王畿之问,在天泉桥,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传习录》下,三一五) ,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史称“天泉证道”。阳明出发后经过严滩,钱德洪、王畿追送至此。阳明又阐发“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史称“严滩问答”。

阳明逝世后,关于“四句教”的争论,聚讼纷纭。其实,据朱得之辑《稽山承语》记载,嘉靖五年 (1526) ,阳明与门人论良知心学,便首次揭示“王门四句教”,言:“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这是最早的“王门四句教”的记载,比“天泉证道”早一年。可见,“四句教”绝非阳明在“天泉证道”之际的偶发之语,而是他晚年屡有言及的重要教法。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529年1月9日) ,阳明在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青龙铺。一代大儒谢世,其功业足以彪炳史册,其思想更是程朱理学之后的第二大高峰。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中也收录了若干书信。这部书的篇幅不算大,计有八万余字。按今人的条目划分,共计三百四十二条。《传习录》不仅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宝库,而且后来逐渐成为儒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传世经典,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点不仅是阳明学的智慧结晶、重要理论,而且业已成为儒学传统中最富代表性的内容之一。

本书所收王阳明语录,以《传习录》为主,适当采自《王阳明全集》,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王阳明的思想观点。

蔡世新绘《阳明先生小像》 maTWTOEPrwN/W986JpXU3e2Ue7BFGYF4Rq5/FYWwi/YK+R3on4gQrZowYARIy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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