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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尽管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如《诗经》《楚辞》皆体现了文学的地域性色彩，《文心雕龙》中亦有地域与文学关系的相关论断，但古人并未将文学与地域关系做系统的考察。地域文学进入理性的研究阶段应始于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此后汪辟疆、梁启超、陈寅恪等也把地域概念引入文学研究之中，提出了许多新颖观点。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停滞后，至80年代地域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化热”再度兴起并愈演愈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论文方面，有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戴伟华《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唐代文化弱势区的诗歌创作》、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等。著作方面，则有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等。袁行霈所著《中国文学概论》也专辟一章讨论文学的地域性。此外，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和各种地方文学史也在不断地出版，可谓成果斐然。
地域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地域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再加上地域文学涉及的领域及知识面较广，远较纯文学研究复杂，因而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导言》指出过去的地域文学研究重在制度的研究和某区域作家的创作研究，总是失之于宽泛或局促，并提出要寻求文献资料和理论上的突破，揭示弱势文化区诗歌创作的意义
。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认为对于自然地理系统如何影响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和细致，要加强具体研究和作家群体的动态研究
。肖献军《近百年来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亦认为由于地域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还处在理论创建阶段，故研究者多以抽象研究为主，而忽略具体研究；同时文章还指出，部分学者虽然摆脱了纯理论研究倾向，能结合具体地域进行深入分析，然而取材十分狭窄
。以唐代地域文学研究为例，取材多局限在长安、洛阳、山东、吴越四大文化发达的地域，而对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文学，则鲜有提及。由此看来，若能选择文化弱势区的某一具体区域，将当前地域文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新的理论突破，无疑是极具意义的。本书研究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
选择大庾岭地域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地域文学研究的拓展有较好的意义：其一，大庾岭属于弱势文化区，对弱势文化区的文学现象进行具体研究，是当前地域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或构想，本论题正是对这一构想的探索与尝试；其二，属于功能文化区，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提出“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两个概念
，大庾岭则属于功能性区域，这对当前多以独立行政区为对象的地域研究是有益的突破；其三，属于南方关喉区域，大庾岭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陆路要塞，横断为唐人心理上中原与南方的界岭，纵向又是唐人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作为自然静态的界岭，大庾岭远离中原，偏僻荒凉，而作为交通要道，南北士人又不断往来于此，这片地域因此变得十分特殊，既偏僻又繁荣，这就使得大庾岭诗歌作品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种边缘与中心的融合。正如程千帆《文论十笺》所说：“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
在当前地域文学研究更多地注重地域之区别，而较少关注文学融合的情况下，大庾岭这种静中有动的特殊区域性质也决定了它有着典范性的研究意义。
具体到大庾岭本身而言，对于其诗歌作品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体现为两点：
第一，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南方五岭是在秦朝就已形成的区域概念，《史记》云：“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
说明秦始皇是将南方五岭与北方长城等量观之的。而事实上，诸多材料表明，最开始的五岭概念其实就是指绵延于南方的大庾岭山脉，而非指五座山岭
，此后大庾岭逐渐成为古人观念里南方边塞的代表。唐代是大庾岭地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张九龄开大庾岭新路，以此对接海上丝路贸易，大庾岭由此成为南北交通最为重要的通道并得以快速发展。明代丘浚指出：“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远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
可见大庾岭在历史发展中颇为重要，它是中国南方边疆的代表区域，至唐代成为沟通南北、对接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对其唐代文学与创作背景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第二，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唐代诗歌作品中有一个突出现象，南方五岭，唯有大庾岭不断出现诗歌创作，其他四岭作品却极少看到，可见大庾岭在南方五岭中的独特性和代表性。然而，大庾岭诗歌作为唐代南方地域创作的代表，当前研究却未给予太多关注，对于其文学源流与发展情况并不清楚，相关作品的搜集、整理以及系统性研究皆未展开。由于史料的缺乏，当前对于汉唐时期大庾岭的历史发展与文学情况，仍处于混沌未清之状态，这亦是没有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结果。事实上，早在汉魏六朝，文人就已经将大庾岭诉诸笔端，至唐代，大庾岭诗歌开始频繁出现，这些作品实为考察地方治理、道路交通、商品贸易、自然人文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材料，尤其是大庾岭梅花与佛教诗歌，更是该地域自然与人文创作的两个制高点，在唐代极为著名，有着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地域文学研究一般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本书以唐代为时间限定，即公元618年至907年，这是清楚的。空间上的范围，则需进一步界定。把大庾岭作为地域考察对象，以往研究并不多见，因为该地域并非行政上的建置。当前关于大庾岭的研究，往往将其视为古代的一条驿路，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江西省自然地理志》如此界定大庾岭：
大庾岭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因岭中多梅花，亦称梅岭。介于江西的大余、信丰、崇义、全南和广东韶关市的仁化、南雄等地之间。山体大致呈北东—南西走向，并分两支展布：东支沿大余南的赣粤边境绵亘，经信丰后折向东南行，入全南境内与九连山衔接；西支由崇义、大余向西南延伸，在湘粤边陲与诸广山斜交。
以此可见，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山脉，大庾岭其实有着广大的范围，即便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来界定，也至少涵盖了赣州的大余、信丰、崇义、全南和韶关的仁化、南雄等地域。然而，既然是考察唐代大庾岭的诗歌创作，则须返回到唐代这一特定历史时空，看唐人是如何界定大庾岭的空间范围的。无论何种情况，可以肯定，唐代的大庾岭绝不仅仅指张九龄所开驿道。事实上，文学作品大多会指向某个确定空间，在唐人诗文中，存在许多关于大庾岭空间的表述，其维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交通孔道。交通是大庾岭作品中体现最多的。宋之问《早发大庾岭》“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
，阎朝隐《度岭》其二“千重江水万重山，毒瘴□氛道路间”
，杨衡《送人流雷州》“地图经大庾，水驿过长沙”
，这些诗句皆体现为大庾岭的南北交通空间维度。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诗歌中的南北向道路，并非一定是张九龄所开新路。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指明开路的时间为“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
，即公元716年。那么在此之前，大庾岭上难道没有通道吗？显然不是。张九龄序亦云“初，岭东废路”
，可知此前大庾岭就存在通道，只不过因路况太差，需再开新路。张九龄所开之路是否就是在废路的基础上，还有待深入考察。丘浚《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亦云：“然序文谓岭东路废……意者大岭迤东，旧别有一途。”
皆说明当时大庾岭有多条通道存在。今人王元林考横浦关的位置时指出，汉至开元前的大庾岭并非今梅岭
。亦有其他学者指出，大庾岭地区一直都有两条道路沟通南北，除了今天的梅关古道，另外还有一条自赣州信丰越岭的乌迳路
。这些研究表明，大庾岭自古就存在多个孔道通往岭南，小梅关、大梅关、乌迳路等都是曾经存在的通粤道路，甚至还存在更多其他的通道，这一点可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证明。如刘长卿《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又过梅岭上，岁岁北枝寒……猿声湘水静，草色洞庭宽”
，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秋雨漫湘水，阴风过岭梅”
，说明唐代大庾岭上还存在对接湖湘的通道。刘克庄《再和五首》其三云“手选千株高下种，似行庾岭泛湘江”
，说明宋代通湘道路的存在。敦煌文献中曾发现宋之问另一首《度大庾岭》，诗云“城边问官史，早晚发西京”
，说明初唐大庾岭可能有联通西京古道的道路。此外，姚偓《南源山》云：“闲僧能解榻，倦客得休鞍。”
据《舆地纪胜》记载“南源山 在大庾岭上。有飞瀑百丈，其下湫潭，深不可测”
，可知南源山在大庾岭上，具体位置不明，从姚偓诗句的描写，说明这里也是一处通道。从以上材料可知，唐代大庾岭绝非只有张九龄所开驿道，而是存在多条通道。
其二，南方边界。大庾岭作为南方边界的空间概念，始自秦朝。《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
可见秦代已将五岭视为南方边界，而此时的五岭，其实就是指大庾岭。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攻南越：“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这几处地点，唯有大庾岭在后世被认定的五岭之属，且材料明确指出其为边界的空间属性。刘安另有谏文再次谈及大庾岭：“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
刘安不仅把大庾岭作为分隔中原与南越的地理坐标，更赋予其分隔外与内的文化属性。大庾岭在秦汉形成的南方边界的概念被承袭下来，汉魏六朝的地理志书与文学作品不断在书写着这座南方边界山脉，如郦道元《水经注》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
，谢灵运《岭表赋》云“若乃长山款跨，外内乖隔”
，皆是对秦汉概念的继承。至唐代，大庾岭南方边界的概念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如宋之问《早发大庾岭》“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
，沈佺期《自昌乐郡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兹山界夷夏，天险横寥廓”
，张说《喜度岭》“岭路分中夏，川源得上流”
，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
，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天将南北分寒燠，北被羔裘南卉服……岭上泉分南北流，行人照水愁肠骨”
，这些作品中的空间皆体现为大庾岭空间的横向延展，而非纵向交通。
其三，南北地域空间。在唐人的诗歌中，大庾岭空间还表现为对岭之南北的延展，如阎朝隐《度岭》其一云“岭南流水岭南流，岭北游人望岭头”
，张籍《送南客》“天涯人去远，岭北水空流”
，许浑《朝台送客有怀》“岭北归人莫回首，蓼花枫叶万重滩”
等等，以上诗中的岭南与岭北并非指大庾岭南北面山体，而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那么，唐人所认知的大庾岭南北空间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先看岭北的情况。秦汉时期，对于大庾岭地域边界已有记载，《汉书》载淮南王谏文：“淮南全国之时……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这里的高山就是大庾岭，领水即指大庾岭之水。胡三省注“领水”云：“领水，即赣水也；班志所谓彭水出豫章南埜县东入湖汉水，庾仲初所谓大庾峤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赣石。”
这里不但解释了大庾岭之水的概念，而且还明确了淮南王所谓“漂石破舟”的水路范围，即从大庾岭下赣水向北300里，即今天的十八滩，古代称这段水路为“赣石”，亦称“赣滩”。由此可见，秦汉时期所认为的大庾岭之北界，就是十八滩。至唐代，这一认知同样被继承下来，如徐铉《送李补阙知韶州》云“骑影过梅岭，溪声上赣滩”
，即指此。从大庾岭至十八滩，中间地域是虔州，那么唐人是如何写虔州的呢？包何《和孟虔州闲斋即事》云：“古郡邻江岭，公庭半薜萝。”
耿
《晚登虔州即事寄李侍御》：“春光浮曲浪，暮色隔连滩。花发从南早，江流向北宽。”
崔峒《虔州见郑表新诗因以寄赠》：“梅花岭里见新诗，感激情深过楚词。”
杨巨源《送杜郎中使君赴虔州》：“傍江低槛月，当岭满窗云。”
从以上作品可以发现，唐人谈及虔州时，基本都会提及大庾岭，而在关于大庾岭的作品中，却未必有虔州，故两者在空间上体现为一种从属关系，在唐人观念里，虔州属于大庾岭这一更大的地域空间。故唐代大庾岭地域的北部空间应界定至虔州，止于十八滩。
再看岭南的情况。李翱《来南录》云：“辛未，上大庾岭。明日至浈昌。癸酉，上灵屯西岭，见韶石。甲戌，宿灵鹫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自大庾岭至浈昌一百有一十里。陆道谓之大庾岭。”
李翱所云大庾岭，即指张九龄所开驿道，非地域概念。从李翱所述，可知越岭后交通应先由陆路至浈昌，再转水路途经韶石、灵鹫山等地，最后到达韶州。水路即为浈水，《元和郡县图志》载“光宅元年，析始兴北界置浈昌县。北当驿路，南临浈水”
，韶石、灵鹫山皆为水道途中地点，属于浈昌之南的始兴区域。浈水本源自庾岭山脉，西南顺庾岭山脉方向汇入北江，连接珠江水系，是古代大庾岭交通中的重要段落。元诗人吕诚《大庾岭留题二首》其一云“一水南来分百粤，大江东下入三吴”
，即点明了庾岭、浈水与岭南之空间关系。又余靖《韶州真水馆记》：“真水出大庾岭……南与武水合，二水回曲而流，故名曲江……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离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
由此来看，浈水流域无疑可视为大庾岭南部区域的延展，直至与武水交汇，合成曲江，此处则连接了湖湘骑田岭路，算是进入到另一处空间，故浈昌、始兴以浈水接庾岭，乐昌以武水接骑田，空间以此分隔。清人阮元《述职后谒昌陵回粤七月度梅岭再叠梅岭旧韵一首》“春渡浈江水，秋旋庾岭关”
，即是这一空间概念的体现。唐朝留世作品中并无关于浈昌的诗歌，但却有涉及始兴的诗歌，如张九龄《自始兴溪夜上赴岭》“尝蓄名山意，兹为世网牵”
，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候晓逾闽峤，乘春望越台”
，刘希夷《初度岭过韶州灵鹫广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诗一首》“五岭分鸢徼，三天峙鹫峰”
，房融《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隔岭天花发，凌空月殿新”
，这些诗歌皆体现了唐人心中始兴与大庾岭的密切关系，如果说浈昌本就在庾岭，始兴则属于庾岭南部的合理地域空间。
其四，其他地域空间的延展。在唐人作品及古籍史料中，还能发现大庾岭向其他地域的延展，具体表现为向东、南、西三面的延展。
东部空间的延展，是顺着大庾岭山脉一直蜿蜒至武夷山脉，接入福建区域，故大庾岭常被称为闽山。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候晓逾闽峤，乘春望越台”
，张说《喜度岭》“洄沿炎海畔，登降闽山陬”
，诗中“闽峤”“闽山”其实皆为大庾岭。元和十年（815），韩泰以虔州司马转漳州刺史，有诗云“庾岭东边吏隐州，溪山竹树亦清幽”
，体现了唐代对大庾岭地域的认知可向东延展至赣、闽边界。
南部空间的延展，除以上提到的浈昌、始兴区域，曲江的曹溪区域亦被视为大庾岭的地域范围。禅宗祖庭南华寺的山门楹联即曰“庾岭继东山法脉，曹溪开洙泗禅门”，《重修曹溪通志》亦云“（曹溪宝林）自庾岭分脉，蜿蜒磅礴，不远数百里，融结宝林，故尔奇特”
，宋代禅门典籍多见大庾岭之名，即为空间观念所致。
西部空间的延展，体现为对其他四岭的辐射。尽管南北朝时期，已经有地志开始区分五岭的名称与地点，然而这多是后人对五岭之名的解释与附会，故历史上对五岭所在多有分歧，唯独大庾岭没有争议。王谟考大庾岭云：“今考五岭之说，互有不同，皆首大庾，举重要也。……《豫章记》：‘南距五岭，实止大庾一岭连及之耳。’”
王谟同样对五岭为五座山岭的说法表示质疑，其举《豫章记》意在说明五岭之本义，此应为六朝对五岭的主流认知。至唐代，人们对五岭的看法同样如此。唐代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大庾岭，很难看到其他四岭的作品，一般提到五岭的诗歌，仍然是以大庾岭代之。如李颀《龙门送裴侍御监五岭选》“榔叶四荒外，梅花五岭头”
，王昌龄《送高三之桂林》“岭上梅花侵雪暗，归时还拂桂花香”
，岑参《送张子尉南海》“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岭春”
，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
。以上诗句多以庾岭梅花代五岭景观，可见唐代文人提及湖湘、广西之岭时，脑海中仍是浮现大庾岭，体现了大庾岭空间向西部的延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唐人对于大庾岭空间的认识是多方面的，这种空间的多维性使得大庾岭地域边界并不明确。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指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的文学，就是‘地域文学’。”
总体而言，大庾岭在唐代诗歌中的地域范围呈现以大庾岭山体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延展之趋势，纵向构成了大庾岭南北交通区域，横向则形成一片南方边界地带，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其核心区域应包括大庾岭山脉以及岭北的虔州和岭南的浈昌、始兴区域，这也是本书对于大庾岭地域在空间上的认定。
对大庾岭的专门研究是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屈大均《广东新语》、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许鸿磐《方舆考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王谟《江西考古录》等皆有对大庾岭的专门考述。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亦开始关注大庾岭，中村久四郎、日野开三郎等学者皆在研究中谈到大庾岭路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当代大庾岭研究的兴起，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郑文发表《梅关古驿道的兴衰》，可视为当代大庾岭研究的发端。此后陆续有学者开始对大庾岭古道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这些论文虽涉及大庾岭的各个方面，但都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许多研究的考证材料多借重大庾岭诗文。下面就大庾岭地域的诗文整理情况、文学研究情况、史学研究情况及应用研究分别进行阐述。
关于大庾岭的地域性诗文选本，首见于明代万历年间郭棐所刊《岭海名胜记》，此书专门对广东地域名胜诗文进行了汇编，凡20卷，每卷为一名胜，其中卷一四《曹溪记》、卷一五《梅岭记》所搜集诗文，皆属于大庾岭地域作品
。《曹溪记》收录散文14篇、诗歌78首，其中唐代诗歌4首，分别为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张乔《赠仰山禅师》《赠仰山归曹溪》，方干《题宝林禅院》，方干诗为误收，此宝林应为杭州宝林寺。《梅岭记》收录散文8篇、诗歌54首，其中唐代诗歌14首，为唐代张说、张九龄、宋之问等人的庾岭代表作品。事实上，唐代咏大庾岭诗歌远不止于此，《岭海名胜记》只能算是最早的大庾岭诗文选本。
大庾岭诗文作品主要载录于方志、文人别集和总集。因大庾岭界分赣粤，存有其诗文的主要有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两地方志。《南安府志》版本较多，末次编修的有同治本和光绪本，现主要使用1987年重修版本，此版对旧志重新整理，进行断句、标点、校正、注释，其卷一八至卷二八为艺文部分，收入较多大庾岭诗文
。《大余县志》首修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后续修6次，现主要使用1990年重修版本，其艺文部分皆为大庾岭诗文
。《直隶南雄州志》主要用1967年的版本，其卷一七至卷二二艺文部分、卷二三金石部分，皆载录部分大庾岭诗文
。《南雄府志》多用2001年点注本，这本志书并无专门的艺文部分，有关大庾岭的诗文多附于《提封志》与《营缮志》
。以上志书中的庾岭作品皆为选录，仍有大量庾岭诗文未见于方志。文人别集方面，有专门以大庾岭相关地名命名的文人别集，如张九龄《曲江集》、张九成《横浦集》、刘节《梅国集》等，这些别集有许多大庾岭相关诗文，当然，还有更多作品散见于其他文人别集。历代诗文总集亦会收录大庾岭诗文，如《全唐诗》《宋诗钞》等。但无论是别集还是总集，绝大多数大庾岭作品并非一目了然，需要经过仔细的查找和考证方可确认。
当代对大庾岭诗文的整理，有王朝安、王集门编注的《梅岭诗选》，是专门的大庾岭诗歌选集，挑选了三国至清末82位文人的132首诗编辑成册，分别附有作者简介、诗意说明和简要注释，其中收录唐代诗歌20首
。此外，还有分岭之南北地域的诗文选集。岭南地域有南雄县文联组织编撰的《南雄诗词选》，选录大庾岭古诗词六百余首，其中收录唐代诗歌18首
。岭北地域有黄林南主编《赣南历代诗文选》，其中收入唐代诗歌35首
；另有钱贵成编著《咏赣唐诗征考》，实为唐代江西诗歌选录本，其卷二以大庾岭主题开篇，收录相关诗歌16首
。以上整理本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有较多错误。错收、误收、讹误现象较多。如较多选本皆以陆凯《赠范晔》开篇，而这首作品至今仍疑问颇多，尽管它对后世大庾岭梅花诗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其本身仍不能断定为庾岭作品。又如《赣南历代诗文选》收录綦毋潜《春泛若耶溪》，綦毋潜虽为本土籍文人，然其入仕后已归旧望，其作品中亦难找到一首关于家乡的诗歌，此诗题已点明地点在绍兴，故不当收录。此外，《梅岭诗选》所收张说、张祜同题《度大庾岭》，诗题皆出现错误等。其二，收录唐代作品太少。各整理本所收作品大多雷同，且多为常见作品，像宋之问、沈佺期、张说、张九龄等人作品，各本多有收录，但这些作品仅为唐代大庾岭诗歌的少数，很多好的作品因各种原因未被选录，如《南雄诗词选》收录许浑《别表兄军倅》，此诗作于吉州，许浑实有两首大庾岭作品，分别为《南海府罢归京口郊居途经大庾县留赠张明府》《南海府罢南康阻浅行侣稍稍登陆而遇宴饯至频暮宿东溪》，此本收吉州诗却不收大庾岭诗，实为不当。由此可见，关于唐代大庾岭诗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还十分薄弱，问题较多，相关的基础研究亟待展开。
大庾岭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现有成果以单篇论文为主，主要涉及诗歌、散文和白话小说三个方面的研究。
1.大庾岭诗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陆续注意到大庾岭诗歌文学。王朝安《梅岭诗漫谈》以漫谈随笔的方式对历代的大庾岭诗歌做了评述，从诗歌的思想内容、体裁、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做了总体观照
。胡泰斌《论历代文人题大庾岭诗》对题大庾岭诗的文人自南朝至近代做了一个梳理，从作者群体、诗歌题材、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分类分析，由于作者从事旅游工作，文中最后还对庾岭文学与旅游开发的结合做了思考
，此文可视为对大庾岭诗歌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尝试，同时，也可以看出，大庾岭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历代诗歌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这是研究的基础。一方面要考证历史上有哪些文人曾来过大庾岭，另一方面还要考证这些文人及其友人有哪些相关作品，以确定大庾岭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探讨大庾岭文学纵向演进轨迹以及各文体之间横向联系的规律。需特别指出的是，正当本书撰写之时，卢盛江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大庾岭与唐诗之路》，指出大庾岭在南方五岭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诗人到此往往会将之诉于笔端，大庾岭由此成为唐诗之路，并呼吁关注大庾岭诗歌的创作问题
。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主要任务。
其他单篇论文中，较突出的是大庾岭贬谪诗研究。大庾岭作品中贬谪诗数量较多，这是因为广东、海南自古就是流贬官员的主要地点。据尚永亮《唐五代各朝贬官及文人逐臣考述》考证，唐五代342年间，被贬谪岭南道有姓名可考的官员达436人，是各贬谪地中人数最多的地区
。自张九龄开大庾岭古道后，这条线路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较为便达，险阻较少，是中原通往岭南的理想通道，故贬谪官员多取道于此。如宋之问、阎朝隐、房融、张说、刘长卿等诗人皆是取大庾岭道赴岭南，这些官员在大庾岭留下的诗作以及友人与之酬唱的作品大多为贬谪诗。遗憾的是，专门探讨大庾岭贬谪诗的论文仅有两篇，即陈小芒、廖文华《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和王朝安、王集门《苏轼北归度梅岭诗析》。前者从地理与文学层面论及大庾岭诗文与贬谪的关系
，后者通过苏轼8首大庾岭诗作对其晚年思想进行了剖析
。虽然专门以大庾岭贬谪诗为主题的研究不多，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较多贬谪文学研究成果对大庾岭作品屡有涉及，以宋之问为例，相关贬谪研究论文有13篇（包括两篇硕士论文），其中有12篇论及宋之问南贬时经过大庾岭的经历和他的大庾岭贬谪诗。此类论文中有几个趋势：其一，朝代以唐宋为主，唐宋之外时期的贬谪诗研究较少出现。其二，多以名家大家为研究对象，唐代多关注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刘长卿、李德裕等人，宋代多为苏轼和黄庭坚。正如刘庆华《三十年贬谪文学研究的繁荣与落寞》所说：“历史上被贬谪的文人成千上万，许多‘小人物’限于文献的不足和散乱，长期被学术界忽略。”
其三，研究多从作品赏析和贬谪文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变化的视角展开，如侯艳《岭南意象视角下唐宋贬谪诗的归情》对宋之问《度大庾岭》、元稹《送岭南崔侍御》、刘长卿《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等大庾岭作品进行分析，将“北雁”“岭梅”“青山”等诗文意象与诗人内心世界相联系，总结贬谪诗人“思归”之情结
；林大志《论贬谪时期张说诗歌创作心态的演变历程》通过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张说《喜度岭》等作品观照张说贬谪过程中的创作心态变化
；陈小芒《苏轼寓赣诗文及其文化意义》以苏轼《过大庾岭》《过岭二首》《岭上红梅》《赠岭上老人》等大庾岭诗文分析其贬谪的情感与创作
。总体来说，贬谪诗是大庾岭作品中的主流，数量多、作品精，已有较多学者在贬谪文学研究中予以关注，但尽管有很多贬谪研究对大庾岭贬谪诗有所涉及，却没有形成以大庾岭为专题的研究体系，散而不精。
除了贬谪诗，其他个案研究还有黄红珍《景观、行人与大庾岭驿路》和杨戴君《论梅岭的文学景观意义》，皆为文学景观研究。黄红珍的研究主要是从诗歌的角度探讨历代大庾岭的景观，文章对宋代以降大庾岭诗歌发掘较多，并做了初步整理
；杨戴君则着重探讨了大庾岭诗歌与自然景观的结合意义
。此外，还有涉及外国使者所作大庾岭诗的研究，主要有张恩练《越南仕宦冯克宽及其〈梅岭使华诗集〉研究》
。冯克宽是明万历年间越南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外交官，张恩练在论文中以诗歌材料考证了冯克宽使华的路线，其中所搜集的冯克宽大庾岭诗歌对于大庾岭研究较具史料价值。
2.大庾岭散文研究
大庾岭的散文中，《开凿大庾岭路序》是极为著名的一篇，在诸多大庾岭研究中广为征引。此序收录于张九龄《曲江集》，记录了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的原因、经过和大庾岭开凿后的面貌。陈隆文、陈怀宇通过此序考证了大庾岭路的开凿时间，认为序中所言“开元四载”（716）是准确的
。李玉宏则通过该序文分析了当时大庾岭交通的状况，并横向比较中原通岭南的其他道路，总结了开凿岭路的必要原因
。因此序收录于张九龄文集，许多学者撰文时直接认为这就是张九龄之作，不疑有他，唯林瑞生对此提出质疑，作者从《南安府志》和《大余县志》认为此序作者为苏诜这一可疑现象出发，分析了《开凿大庾岭路序》的不同版本，并对《曲江集》收录此序的背景进行考察
。虽然文章最后的结论仍然认为此序作者是张九龄而非苏诜，但这种存疑谨慎的学术态度尤为可贵。
苏轼的《南安军学记》也是大庾岭散文中的佳作。朱刚将此文与王安石名篇《虔州学记》进行比较
，认为此文是苏轼的代表作品，《南安军学记》虽为苏轼应南安士人请求而作，却实为他针对王安石而作，表现了苏、王二人政治思想主张的鲜明对立。作者还通过两篇学记评述了古代学记文类的一些问题。
3.大庾岭白话小说研究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小说话本总集《清平山堂话本》中，有一篇以大庾岭为空间的白话小说，名为《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现有相关研究论文5篇，集中于对该小说源流的考证，如陆凌霄、梁慧杰《从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到〈西游记〉——〈西游记〉故事发展的又一重要线索》认为，《西游记》的情节模式和孙悟空的形象皆来源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李小红《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到〈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兼谈短篇话本小说的分回》认为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中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是由《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改编而来
。这两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可谓十分重要，不论是《清平山堂话本》《西游记》，还是《全像古今小说》，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作品，对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若能从大庾岭文学作品原型与白话小说之关系方面继续深入展开研究，或可进一步揭示大庾岭文学对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的影响。
以上是对大庾岭文学作品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此外，还有学者对大庾岭的文人活动展开研究，或因贬谪文学研究热潮之影响，大庾岭文人活动的研究基本集中于贬谪文人。如罗昌繁《虞翻岭南之贬及其典范意义》论及三国时期吴国著名经学家虞翻被贬岭南的情况，其中对虞翻被贬岭南的路线加以考证，并推测虞翻南贬必经大庾岭，但文中未举出实证，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陈小芒《试论刘黻贬谪南安的情感心态》
《张九成贬谪南安的心态与文风》
皆是从文人情感心态方面论述贬谪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周育德《汤显祖的贬谪之旅与戏曲创作》论及明代汤显祖贬谪南下，途经大庾岭，以庾岭梅花为灵感创作著名戏剧《牡丹亭》的经过
；周艳舞《唐宋贬谪赣南地域的士人》对唐宋时期贬谪赣州的部分士人进行了考证
。总体而言，大庾岭文人活动研究成果不多，被关注的人物较少且集中于贬谪文人，文人所属朝代也各不相同，没有形成系统。事实上，大庾岭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历代经过此地的文人非常多，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诗路，关于大庾岭文人活动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文学研究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与史学、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密切，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亦有益于文学研究。如用史学考据学方法考证大庾岭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背景，用生态文化学的方法来厘清古代社会发展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关系，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人创作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影响等。所以在梳理大庾岭学术史时，除文学研究外，还应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目前来看，史学研究是更为突出的，这些成果对于深入开展大庾岭文学研究很有帮助。
1.大庾岭综合性历史研究
此类文章属于对大庾岭的宏观性研究，往往涉及历史沿革、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郑文《梅关古驿道的兴衰》颇有代表性，文章从大庾岭开发之肇始到大庾岭驿道的开凿，从历代维护与扩建到大庾岭梅景文学影响，以及大庾岭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作用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与阐述
，可谓十分全面，让读者对大庾岭发展全貌有轮廓性的认识。此文也被《大余县志》（1990年）收录于艺文部分。此外，黄志繁《梅关古道》
，王元林《华南古道志之二梅关古道》
，詹瑞祥《梅关古道沿革考》
，刘良群《大庾岭古干道》
，陈隆文、陈怀宇《梅关与梅关古道》
皆为对大庾岭的综合性考察，其中陈隆文、陈怀宇的研究对大庾岭古道开凿、关楼设置、关税收入情况、驿站设置和人员配给等方面论述较详，较具参考价值。
2.大庾岭专门史研究
除了综合性研究外，还有更多学者对大庾岭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此类研究论文约有三十余篇，主要集中于大庾岭地理交通路线考证、梅岭得名考证、大庾岭故址和遗迹考证和大庾岭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等方面。
交通线路的考证，比较突出的有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此文从文学作品的角度，以相当的篇幅考察了唐代大庾岭至两京的交通路线，考据翔实，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陈怀宇《古代大庾岭地区道路交通研究》，首次从学术角度对古代大庾岭的另一条通道乌迳道进行考察，并对大庾岭曾经的三条通粤道路及其历史变迁情况做了详细考证，较有参考价值
；胡水凤《大庾岭古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地位》对大庾岭古道与其他水系的交通连接情况做了论证，分析了大庾岭古道在历代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分析了中国自古入岭南的三条最重要路线的交通优劣，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和地理环境角度论证大庾岭路自唐以后成了进入岭南的最佳路线
，所引史料翔实，较为让人信服；吴杰华《唐开大庾岭路、赣水交通与石固神信仰》提出了大庾岭交通线路中的赣石之险现象
；曹家齐《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从两宋时期文书传递路线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原至岭南的交通路线，其中关于大庾岭与其他交通线路的连接以及递铺设置的论述对于大庾岭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
大庾岭名称的考证，涉及五岭与梅岭两个名称的考证。关于五岭的名称考证，周宏伟《“五岭”新解》尤其值得注意，作者对古文献中的五岭说法进行了逐一考辨，并从古代方言发音的角度对五岭名称的由来做了独到的分析，指出把五岭解释为五大山岭当是晋以降学者的误识与附会，最初的五岭之名就是指大庾岭
。这一观点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从许多文学作品与地理史料中皆可得到判断。关于梅岭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因秦末名将梅
避居岭下而名；其二，因岭上多梅而名。两种说法史料皆见记载，许多学者考及梅岭之名时，往往将两说一并列出。罗耀辉《梅岭得名小考》对此提出质疑，从《史记》《汉书》对梅
的记载，大庾岭和梅岭名称出现的前后以及梅
举兵反秦的可能性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梅岭因梅
得名很难成立，实因多梅而得名
。杨戴君亦从《广东新语》《明一统志》《元和郡县志》等史料判断梅岭之名是因为多梅之故
。然梅岭因人而名的说法由来已久，屈大均、王谟等清代著名考据学者亦未否认此说，关于梅岭名称的由来，仍需要做更为深入的考证。
大庾岭的故址和遗迹。横浦关的位置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由于横浦关为秦时所建，至隋唐成为废关，现已无遗迹留下，较早记录横浦关的文献《南康记》又已亡佚，此后各史书文献记载皆有出入，导致当今学者对横浦关的确切地点看法不一。如黄君萍认为横浦关故址在大梅关，即现在的梅关
；徐俊鸣
、胡水凤
等人认为横浦关位于大庾岭小梅关处，即现在赣粤高速江西与广东的分界处；梁国昭
、廖晋雄
等人认为横浦关为水关，不在大庾岭上，而在今始兴县境内浈江与墨江汇合处；王元林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致梳理和考辨，认为秦横浦关在今大庾岭十里径与小梅关间的平（横）亭，平（横）亭即是秦废关所在
；陈怀宇在其硕士论文《古代大庾岭地区道路交通研究》中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此外，在遗迹方面，张小平《江西大余南安大码头遗址》考察了大庾岭北南安大码头的现状
，卢永光《张文献公祠考述》对大庾岭上纪念张九龄的文献公祠进行了考证
。
大庾岭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大庾岭自张九龄开路之后，经济方面的作用迅速提升，特别是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得大庾岭成为丝路商品运输的重要通道，因此关于大庾岭经济方面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大多论述大庾岭古道因商业繁荣兴盛之原因。如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认为大庾岭古道成为中原通往广州的主要商业通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和最重要的商道，到明清时期，商道货运处于繁忙及繁华阶段
。此外，许多学者也从某一具体角度来探讨大庾岭经济方面的作用。黄志繁从赣南本地市场的角度探讨了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大庾岭商路与赣南市场的交互关系
；王元林通过大量史料整理出唐开元后大庾岭上中外贸易的商品物流情况
；薛翘、刘劲峰从赣南的出土文物角度分析了大庾岭古道上景德镇瓷器的运输情况
；胡水凤具体探讨了大庾岭古道对赣粤两地经济开发产生的影响
；廖声丰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通过对清代户部的二十四关之一的赣关税收的研究，进而对大庾岭商道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做了考察
；张素容从清代南雄虚粮的情况研究大庾岭商路对南雄赋税徭役带来的影响
；门亮则专门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商在大庾岭地域的商业活动
。大庾岭的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有对大庾岭象征意义的研究，饶伟新认为梅关古道已经成为文化象征符号，是古代士大夫心中中原正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分界线
；莫昌龙提出大庾岭除了是“化内”与“化外”的分界线，同时还具有军事要塞的文化象征意义
；程杰对大庾岭梅花的成名和特色进行深入的探讨，总结了庾岭梅花的文化意义
；王薇对大庾岭古道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学、商业、建筑、民俗等方面的文化做了深入的发掘，并提出以“文化线路”的形式多层面对大庾岭古道的遗产价值进行研究和保护
。大庾岭的政治研究方面，邓飞龙探讨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开发大庾岭的原因
；王若枫对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的政治文化意义进行了分析
。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关注大庾岭诗路文学，一些初步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展，但成果不多，未成系统。单篇论文的研究较为局限，集中于大庾岭的贬谪文学。相比之下，大庾岭于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亦为大庾岭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大庾岭所蕴藏的丰富作品来看，未来研究空间是巨大的，许多领域正在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
本书本质上属于具体的地域文学研究，研究视角势必从宏观转移到更为具体的微观，其任务是利用诗歌作品并结合史料，考察大庾岭诗路的历史变迁、文学嬗变、地域特征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唐代大庾岭相关作品所呈现的历史、地理、制度、交通、文学、文化方面的问题。
由于关于唐代大庾岭诗歌的系统研究尚未展开，本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唐代大庾岭诗歌的寻找与整理工作。在当前涉及唐代大庾岭诗歌的研究中，皆举宋之问、白居易、许浑、李商隐等人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的诗题或诗句出现了明显的大庾岭名称。事实上，历史上的大庾岭别称非常多，自汉至唐，至少有塞上、台岭、五岭、梅岭、东峤山、涟溪山、九岭峤、闽山等称呼，如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候晓逾闽峤”
，即称大庾岭为“闽峤”；杜甫、刘长卿等诗人则喜欢在作品中称之为“梅岭”。甚至于一些作品仅用“岭”“山”等字呼之，如沈佺期《自昌乐郡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兹山界夷夏”
，房融《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隔岭天花发”
；或者一些作品涉及大庾岭地域的某一具体空间，如赣石、虔州、南康、始兴、南源山等。有些诗歌作品，出现的地名与大庾岭别名相同，但并非大庾岭，孙鲂有《题梅岭泉》，然考其一生行迹，未至庾岭，诗人又为洪州人氏，此诗更有可能是写南昌梅岭，不应列入庾岭作品。故对于唐代相关诗歌作品，需要仔细辨认与考证，以确定其空间归属。由此可见，在大庾岭作品的搜集与整理中，更为重要的是对诗歌的考证，力求对每一首诗歌的创作背景进行真实的还原，这一方面是作品搜集、甄别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充分利用文学作品还原大庾岭的历史面貌。
其次，是对唐代大庾岭交通的考证。这是开展深入研究前必须先厘清的问题，当然也是了解唐代大庾岭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严耕望先生指出：“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
目前对于大庾岭交通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南北纵向交通的考察，仅基于此是难以解释唐诗作品中所反映的各类问题的，如文人活动与交流、南宗禅的传播、海上丝路的货运与贸易等等。事实上，唐代大庾岭已经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绝不仅限于是贯通两京与岭南之通道，从一些诗歌作品来看，自大庾岭往湘、桂、鄂、皖、浙、闽等区域皆可能存在着道路，即便是岭上的纵向交通，也不仅只有张九龄所开大庾岭驿道，乌迳道以及连接乳源西京古道的通道，皆为已知的唐代庾岭孔道，还有可能存在更多的孔道，姚偓的《南源山》即说明其他孔道的存在。单从文学角度来看，目前关于唐代文人南下的活动考察中，也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对于当时交通情况的不熟悉。如李绅南贬端州的诗歌中，曾自注说：“从吉州而南，历封、康，并足湍濑，危险至极。”
以当前对于大庾岭交通的了解，李绅的自注是难以解释的，吉州往南即大庾岭交通，此路线至端州绝不会经过封州与康州，但这却是李绅的真实经历，说明当时吉州必定存在一条路径通向封、康，要还原这一历史事实，须对当时大庾岭交通做更为详细的考证。
最后，在作品整理与交通考证的基础上，以文学作品为线索，再广征史料文献对大庾岭的历史沿革、文学嬗变、地域特征、商业文明等方面展开具体探讨。大庾岭诗歌呈现两大重要题材，一是庾岭梅花，二是南禅佛教，相关作品数量占据了作品总数的绝对比例。在唐代文学中，大庾岭梅花诗与佛教诗也颇具影响。以梅花诗而言，大庾岭梅花自汉魏六朝已闻名全国，这在《广志》《南康记》等地志文献中皆有记载，梅岭之名因此广为传播。至唐代，庾岭梅花已经成为唐人笔下的重要题材，唐代第一首关于梅花的乐府诗《梅花落》就吟咏了庾岭梅花；李峤所作蒙学诗中的梅花，也是以大庾梅花为对象，使得庾岭梅花在唐代就具有了教材性的传播效应；李白、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孟浩然、李商隐等众多唐代著名诗人，皆曾以庾岭梅花为题材创作过作品，以致庾岭梅花已经成为唐代诗歌的一个经典意象。大庾岭佛教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文学方面，诸多记载表明，大庾岭是印度佛教自南传播的最早通道，自东汉开始，大量印度名僧由此路北上弘法，许多高僧曾驻锡于此，译传佛经，广授弟子。唐代大庾岭地域佛教盛极一时，岭之南北分别形成禅宗两个最重要的传法中心，出现了禅宗六祖慧能与八祖马祖道一这样的人物，岭南的曹溪更是作为禅宗祖庭受到无数佛教子弟的参拜，大庾岭被写入禅宗唯一经典《坛经》，并演化成为禅宗最为核心的公案。由于大庾岭的佛教地位以及《坛经》对大庾岭的书写，大庾岭佛教诗歌也因此兴起，并对禅文学的嬗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对于大庾岭的梅花诗与佛教诗，本书将专辟章节予以讨论。
由以上思路，可见本书的研究应区别于纯文学的研究，甚至有别于以往的地域文学研究方法，除了采用传统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地理的研究方法外，还要结合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同步开展。同时，一些西方地理批评理论亦有助于研究的开展，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迈克·克朗（Mike Crang）等学者的文学空间理论，皆有益于大庾岭诗歌文学空间构建问题的探究。具体而言，本书主要有以下研究方法：
1.文史结合。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十分紧密。研究大庾岭的诗歌，应将其纳入历史的坐标轴，首先要考察大庾岭地域的历史沿革，更要从各类史料中爬梳大庾岭上曾经出现的文人活动，反之通过对大庾岭诗歌的研究亦可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以诗歌佐证历史、借史学审视诗歌，做到史诗互证。
2.现地研究法。文献解读与现场观测相结合，回到作品产生的现地大庾岭，尽量接近唐代诗歌创作的自然环境，更为客观地探寻文人创作时的心理活动规律，解读诗歌的第一空间。
3.空间分析法。用于对大庾岭的地理空间与诗歌文本空间的分析。地理空间需对大庾岭地域的中心、边界，场域内的物象、地景等加以分析，文本空间则是对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加以探讨。并结合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和西方地理批评理论，来解读大庾岭诗歌文本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互动及其特点。
4.计量分析法。主要用于分析大庾岭的文人活动和功利价值研究，通过图表形式分析唐代大庾岭不同分期文人活动的频率，以凸现唐代大庾岭文学的发展变化规律。另外，通过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大庾岭诗歌应用于旅游市场所产生的传播与接受的效果。
5.综合研究法。既包括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又包括文献考索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还包括跨学科方法的融合等。如对于大庾岭佛教诗歌的分析，不仅要依据史料考证，也要对于佛教的教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才能更好地把握诗歌作品在佛教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