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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文学文类的等级秩序中居于中心地位，这一现象得到了当今绝大多数人（包括学者、作家和普通读者）的认可，并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和常识。然而，小说位居要津，与其他类似的“常识”一样，并不是亘古有之、不证自明之事，而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小说地位的上升，迄今也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其由“小道末流”到“登堂入室”的命运转化，肇始于20世纪初，确立于20年代。这不是文学文类的自行调整，实有赖于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大力倡导与极力推进。
小说文类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对于小说文类的重视与推崇，对这一提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一代学人，奉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奉诗文为正统的士大夫阶层中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学人则将小说纳入学术视野，使之进入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术生产机制之中，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并建立起具有学科性质的中国小说史学。在短短数年中，小说史学一跃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显学，吸引了大批杰出学人投入其中，产生了重要的研究著作，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解读。一方面，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的价值提升，是新文学倡导者实现其文化主张的需要。“五四”一代学人激扬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作为颠覆正统的思想资源，力图借此建立新的文化与文学秩序。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民间性至为突出，成为实现上述文化主张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随着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类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又反过来影响并重新绘制了中国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与想象的图景，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常识”。小说由边缘走向中心，逐渐取代了诗文的正统地位，成为作家的思想载体和读者的主要阅读对象。中国作家也逐渐改变了视小说创作为正业之余的悠闲笔墨这一观念，小说家的文学地位空前提高。在20世纪以降的中国文学史上，因小说创作而名世者，其数量远超前代。时至今日，小说家几乎成为作家的代名词。可见，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其意义不仅在于对某一学科的奠基作用，还在于中国学人第一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采用西来之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体式，预示并最终实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认同与文化选择。小说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其影响也不限于学科内部，还包含对“文学”概念的重新建构，对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思路与阅读趣味的倡导和发扬。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其价值不限于文学史和学术史，还可以视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现象。
基于此，本书以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创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小说史研究为研究对象，将“小说成为学术”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文化事件，进行发生学层面的考察，通过分析小说史学开创期学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理论贡献及遗留问题，凸显小说史学之兴起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之所以限定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而不是此前的晚清民初，并不是因为后者成就乏善可陈，而是出于以下考虑。对小说的关注与提升，始于晚清，得益于梁启超、邱炜萲、林琴南等人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在这些先驱者的视野中，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文类，而是承担着独特的政治使命和道德诉求。也就是说，晚清学人对小说的关注与提升，基于价值层面，注重的并非事实的厘清，而是价值的宣扬。虽得风气之先，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效。而且，晚清学人对于小说研究、特别是小说史研究的理论建构明显不足（当时尚不具备成熟的条件）。相对而言，新文化倡导者对小说的关注，超越了单一的价值层面，而转向更为客观系统的知识层面，并融入自家的趣味与情怀，既注重小说价值的提升，又强调学理的深入探讨，通过对中国小说之历史的重建，承载对其价值的宣扬。加之现代中国学术制度的建立与日趋完善，也使晚清学人开创的小说研究前景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从而使小说专学（包括小说史学）的创生成为可能。据此，本书将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创期定位于新文化运动。中国小说史学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除学人的努力外，也和新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密切相关。中国小说史学契合了新文化倡导者对白话文学、平民趣味和边缘处境的想象和追求，因缘际会，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思想风尚的“恰当学术”。
由于历史面貌的错综复杂，为了便于有效还原和清晰论述，本书选取鲁迅和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将二人视为中国小说史学开创期的“关键人物”。作为“章门弟子”的鲁迅，治学借鉴“清儒家法”，从史料钩沉入手，逐步建立起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框架。作为小说家杰出的艺术感受力，又使鲁迅得以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做出精确而深刻的评价。《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山之作”，改变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基本格局，得到后世学人的广泛推崇。胡适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之新范式的建立者，其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亦如是。中国小说史学之于胡适，首先是其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证”视野下的古代小说，首先也是作为史料，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文类的身份，进入胡适的研究视野。“谈艺”既非胡适之所长，亦非其所愿。虽然上述思路在胡适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只是初露端倪，但经其弟子和学术追随者顾颉刚、孙楷第、周汝昌等人的进一步倡导与发挥，逐渐蔚为大观，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史学归属。鲁迅与胡适对中国小说史学的贡献，不仅奉献出划时代的学术名作，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术品格，还借助自家的影响力，辐射周边，通过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与互动，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一学术共同体包括学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郑振铎、孙楷第，以及出版人汪孟邹、汪原放等。以上同人在通力合作中逐渐形成的默契与共识，是中国小说史学成为显学的关键，还使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价值超越了单一的学术层面，成为促进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实现新文化的凝聚与传播的重要动力。以鲁迅与胡适为“关键人物”，既可以勾连中国小说史学创立期的诸多人物、事件、现象和文本，又可以涉及著述、交游、教育、出版等促成现代中国小说史学之兴起的关键因素，丰富对中国小说史学的认识。
迄今为止，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学术界屡有创获，对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启发与促进意义。首先，对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与胡适的个案考察，成果颇多。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和《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均收录于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有筚路蓝缕之功，既关注鲁迅与胡适书于纸上的学术创见，又体贴其压在纸背的心性与情怀。吴俊《鲁迅评传》、章清《胡适评传》（均列入“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和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版）则以学术评传的形式，致力于对两位传主学术成绩的全面梳理，不限于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此外，有关鲁迅和胡适的各类传记和比较研究著作，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学术研究，因为数量众多，暂不一一举证。其次，出于学科视角的中国小说史学史研究，成绩斐然。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和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版）均对中国小说史学的百年历程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总结并评价了众多学术名家的观点与成就，并对鲁迅与胡适进行了专门论述。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合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详细讨论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中若干引起广泛论争的话题，对各家立场和论点予以检讨评判。刘勇强、潘建国、李鹏飞合著《古代小说研究十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十个专门问题，展开反思与开掘。以上均属于整体研究，个案考察也有多部论著问世。高日晖、洪雁合著《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7月版）、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版）、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苗怀明《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和《红楼梦研究史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赵建忠《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中华书局2021年10月版）等均结合某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研究史展开分析，视野广阔，史料翔实，论断精辟。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则细致梳理和估价了中国小说文献学的研究状况。再次，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和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某些重要问题的个案考察，虽然未必涉及中国小说史学，却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支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福柯、布尔迪厄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的著作在中国的广泛迻译与传播，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学人开始关注制度、主要是现代教育制度和学术生产机制对学科建制的作用。港台地区学人的相关著作，在内地出版并引起较大反响的，有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初版，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1月增订再版）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和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等；内地学人的代表性著作有：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和《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和《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3月版）、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和《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大象出版社2008年7月版）等。具体到文学史领域，陈平原的研究可谓着其先鞭，《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和《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等均具有开拓性，《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版）一书对相关问题有更为全面深入的阐述。海内外学人的代表性著作还有：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和《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5月版）、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等。不过，以上成果对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之意义的研究，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即便有所涉及，也多是点到为止，未能予以全面论述（因为不是用力的主要方向）。因此，本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之于现代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尚能提出几点新见，以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本书除导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小说如何入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和第四章《小说怎样考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分别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为个案，考察二人的研究对中国小说史学之兴起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史料作为方法——鲁迅〈小说旧闻钞〉与中国小说史料建设》关注与《中国小说史略》共生的小说史料专书《小说旧闻钞》，旨在挖掘其超越单一史料的方法论意义，将史料的搜集、梳理和编排视为小说史的书写方式，从而考察该书对中国小说史料建设的意义。第三章《鲁迅和盐谷温——中日小说史学交流的一个经典个案》选取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桩公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展开论述。所谓“抄袭”并不属实，但几位当事人的态度却颇为耐人寻味。在诬陷、误解与申辩的背后，对小说史学的不同理解成为导致这场公案的关键因素。本章力图追问的并不是学术公案的是非曲直，而是在表面的人事纠葛的背后，研究者学术观念的重大分歧，借此展现中国小说史学兴起之初，中日两国研究者不同的学术思路与文化选择。第五章《鲁迅与胡适的学术交往——以中国小说史研究为中心》致力于考察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交往，重点不在于罗列事实、比较异同或判断优劣，而在于呈现交往过程中呈现出的学术共同体效应，以凸显中国小说史研究背后的思想史价值。第六章《小说史如何讲授——大学课堂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由对学人的考察转向对制度的关注，讨论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小说史学兴起之关联。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来，小说逐渐成为大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将小说与戏曲等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文类纳入大学课程之中，有效地提升了其文学与文化地位。周作人、刘半农、胡适、鲁迅、马廉、俞平伯、孙楷第等学人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小说专题讲座和小说史课程，不仅使小说文类进入最高学府，而且培养了以小说史为研究对象的新一代学人，实现了学术的传承。小说史学成为显学，与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密切相关。本章还通过还原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追忆和阐释其作为北京大学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和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雏形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