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老子》又称《老子经》《道德经》《道德真经》，是中国早期哲学经典之一，不仅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产生过重大影响，也受到国外学界的普遍赞扬。在帛书《老子》出土之前，人们看到的主要是王弼的注本与河上公的注本。这些《老子》注本经过千年传抄，传抄者或有意或无意对其文字有所增减，没能保持原貌，因此抄写于汉代的帛书《老子》甲本、乙本的出土，引起了学界轰动，对《老子》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老子》的作者为春秋末年的大哲学家老子，关于老子生平及其著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简要介绍：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耽，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准确讲，老子应是春秋末期陈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大约在老子去世后不久，陈国即被并入楚国，所以《史记》又说他是楚国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其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周简王六年），死于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他曾担任过周朝藏书室史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孔子三十多岁时，曾专程去向他请教有关礼制的问题。后来孔子在自己的弟子面前，赞叹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天”的龙一样，因此后人又称老子为“犹龙”。
老子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极为不满和失望，为此而辞官隐居。当他出关（后人认为是函谷关，一说为散关）时，守关的官员尹喜为这位大学者的隐退甚感惋惜，便劝他著书立说，以便为社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子》。至于老子此后的情况，人们就不太清楚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接着还有一段记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当时社会上传说老子活了两百岁左右，又说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即老子，一些学者把这条记载作为证据之一，说老子为战国时期的人。仔细研味《史记》记载的这些传言，全属无法确证的游言虚辞，连司马迁也不太相信。
由于老子被后来的道教尊为太上老君，所以一些方士、道人就慢慢为老子的出身、经历增添了不少神话传说，其一为：“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列仙传》）说尹喜因为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飘浮而来，马上意识到将有圣人来到函谷关，于是仔细查访，不久，果然看到一位老人乘坐着青牛，神情从容而凝重地来到关下，这位老人就是尹喜所要寻找的圣人——老子，于是尹喜就拜老子为师，一起隐居修道去了。这就是后人所津津乐道、带有神秘色彩的“紫气东来”“骑青牛过关”典故的来历。
《老子》只有五千多字，后人把它分为八十一章。《史记》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是指《老子》中的上篇《道经》（前三十七章）和下篇《德经》（后四十四章）。这样划分，是因为前三十七章主要阐述“道”，而后四十四章主要阐述“德”。
魏晋以后，人们使用的《老子》版本主要是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等版本。这些版本在传抄过程中，被后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改动，很难视之为《老子》原貌。唐代初年的太史令傅奕依据《古本老子》撰《老子注》，所谓“古本老子”，据说是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五年（574）彭城人打开项羽妾冢所得，其年代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相当，但傅奕参考了其他数家注本进行整理、校勘，共5556字，未能保持《古本老子》原貌。此书现存于《道藏》中。其后校订《老子》者也很多，其所据版本，多以唐碑、唐文为最古。严遵的《老子指归》残缺将半，而且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判为后人伪作。可以说，能够保持汉代《老子》原貌的传本几乎绝迹。
1973年底，考古人员对湖南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和三号墓进行发掘整理，三号墓首先清理完毕，其中出土的大量帛书，是这座古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在这批帛书中，又以《老子》甲、乙本及《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十大经》（有的学者认为应是《十六经》）《称》《道原》四篇最引人注目。《老子》甲本用篆书抄写，没有避刘邦的名讳，说明该本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老子》乙本用隶书抄写，避刘邦的名讳，说明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后。另外，帛书《老子》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而王本则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帛书之所以写作“恒道”“恒名”，这说明帛书《老子》出现在汉文帝刘恒之前，不用避文帝之名讳。简言之，甲本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乙本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后、文帝之前。
帛书《老子》的出土，是中国学界的一大幸事，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一睹两千多年之前的《老子》原貌。当然，也必须承认，帛书《老子》是否就是《老子》的真正原貌，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因为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比帛书《老子》更为久远的竹简《老子》。学界认为竹简《老子》大约写定于战国时期，但也不可因此确定竹简《老子》就是《老子》的原始本，因为：一是无法确定在竹简《老子》的同时，就没有其他《老子》版本流行。二是该版本距离老子已有一段时间，很可能还能够发现更早的版本。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帛书《老子》出土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使后人看到汉初《老子》的原貌，还能够通过这一出土文物，判断道家思想在汉初的地位、影响，以及当时的文字、语法等学术问题。
帛书《老子》与通行本《老子》（以王弼本为例）的不同，可以从三个层面予以介绍：一是行文次序的不同，二是用字的不同，三是内容的不同。介绍完之后，再对这些不同作一评论。
（一）行文次序的不同。
帛书《老子》与通行本《老子》行文次序的不同，也表现出层次的差异。
首先，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道经”与“德经”先后次序的不同。古人把《老子》一书分为上、下两篇，从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至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上篇，称为“道经”；从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至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为下篇，称“德经”。通行本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帛书《老子》则刚好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据此，不少人认为《道德经》不应再称之为“道德经”，而应称之为“德道经”。实际上，如果从内在哲学逻辑上看，“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安排是合理的，因为“道”是老子思想中的最高概念，是万物根源，而“德”也来自“道”。换言之，“道”是源，“德”是流，由源到流，顺理成章。反之，其逻辑就显得混乱不清。
其次，章节次序的不同。
除了“道经”与“德经”的次序不同之外，一些具体章节的安排也有差异。如：帛书四十章，相应于王弼本四十一章；帛书四十一章，相应于王弼本四十章；帛书六十七章，相应于王弼本八十章；帛书六十八章，相应于王弼本八十一章；帛书六十九章，相应于王弼本六十七章；帛书七十章，相应于王弼本六十八章；帛书七十一章，相应于王弼本六十九章；帛书七十二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章；帛书七十三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一章；帛书七十四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二章；帛书七十五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三章；帛书七十六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四章；帛书七十七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五章；帛书七十八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六章；帛书七十九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七章；帛书八十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八章；帛书八十一章，相应于王弼本七十九章；帛书二十二章，相应于王弼本二十四章；帛书二十三章，相应于王弼本二十二章；帛书二十四章，相应于王弼本二十三章。
这种章节次序安排的不同，究竟是帛书本与通行本抄写者的无心安排，还是依据各自的理解而做出的逻辑上的安排，至今学界并无明确解释。
再次，句序的不同。
除了以上两种次序的不同之外，一些章节内的句序也有不同。如：甲、乙本的五十六章分别作“和其光，同其
；坐其阅，解其纷”与“和其光，同其尘；锉其兑，而解其纷”，而王本作“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句序相反。再如帛书甲本六十六章作“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而乙本、王本分别作“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与“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甲本与乙本、王本的句序也是颠倒的。
类似这一类句序的不同，书中还有很多，但其含义基本一致。出现这类句序不同的原因，很可能是抄写者误抄造成的。
（二）用字的不同。
帛书本与通行本在用字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文字的不同，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主要有：
第一，因避讳造成的。人们提起用字的不同，往往以第一章的“常”与“恒”为例：
甲、乙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王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王本改“恒”为“常”，并没有改变二者的含义，只是为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而已。类似例子还有第五十七章，甲本作“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乙本与王本分别作“以正之国，以畸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与“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乙本与王本改甲本的“邦”为“国”，是为了避刘邦的名讳。这种因避讳而改动的字，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抄本的时代，但没有太多的思想方面的索隐价值。
第二，还有更多的用字不同，是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差异。通假字的使用是古书中的常见现象，而且使用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比如五十章“虎无所昔其蚤”中的“蚤”通假为“爪”，五十五章“不道蚤已”与五十九章“是以蚤服”中的“蚤”又可通假为“早”。帛书中的“谓”，基本上都被写作“胃”。这种通假字在帛书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第三，误抄引起的不同。先秦两汉古籍的传播靠的都是人工抄写，这就难免会出现手误，帛书甲、乙本中误抄的情况自然也难以避免。如乙本三十八章中的这段文字：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德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
也，则攘臂而乃之。
其中第二个“上德”，毫无疑问是误抄，理由有二：第一，就文义来看，“上德为之而有以为也”与第一句“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出现了难以调和的观点冲突，肯定有一句是误抄。第二，依据乙本与王本也可以断定其为误抄。甲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王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所以高明《帛书老子校注》说：“乙本缺点是，误将‘上义’之‘义’字写成‘德’，抄写不慎所致，可据甲本更正。”
另如六十四章，乙本作“九成之台，作于蔂土；百千之高，始于足下”，根据甲本与王本，其中的“百千之高”，要么为甲本的“百仁之高”之误，要么为王本“千里之行”的误抄。在帛书中，这种误抄情况应该还不少，只是判断起来有一定困难，可能许多误抄的字，后人把它视为通假字了。
第四，虚词使用的不同。帛书与王本差异处最多的还是虚词的使用。如王本使用“兮”字的地方，帛书甲、乙本使用的是“呵”。另如四十一章，甲、乙本作“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王本作“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甲、乙本每句都多一“也”字。再如第七十二章，甲、乙本分别作“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与“吾言甚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而王本作“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甲、乙本每句都比王本多一“也”字。从总体看，帛书本比王本使用的虚词要多一些，但这些虚词的使用一般没有造成内容上的差异。
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这种用字不同，虽然没有太多的索隐必要，但也有其价值。比如在第一章中，帛书本中的“恒道”之“恒”，就告诉后人，王本中的“常道”不能被理解为“寻常”之“常”，更不能把“道可道，非常道”译为“大道是可以言说的，这个道不是寻常的‘道’”。同样在第一章中，王本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有不少学者认为断句应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而帛书本作：“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帛书本于两个“欲”字后有“也”字，而“也”字是断句的标志，多出的两个“也”字基本上解决了从宋代就开始争论的这一断句问题。
（三）内容的不同。
最应该关注的是内容的不同。从总体看，帛书《老子》与王本《老子》在内容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也有一些局部的差异。试举几例。
如四十章，甲、乙本作“大方无禺，大器免成”，而王本作“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器免成”的意思是最大的器具，是不求最终完成的。因为最终的“成”就意味着完结，不仅失去更进一步的可能，甚至会走向衰落，这就是《老子》二十五章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本句讲的和“大成若缺”（《老子》四十五章）是一个道理。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帛书乙本‘大器免成’，世传今本皆作‘大器晚成’，‘免’‘晚’虽可通用，但孰为本字还须研究。楼宇烈云：‘愚谓经文’‘大器晚成’疑已误。”本章言“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二十八章言“大制无割”等，一加“大”字则其义相反。“方”为有隅，“大方”则“无隅”；“音”为有声，“大音”则“无声”；“象”为有形，“大象”则“无形”；“制”为有割，“大制”则“无割”。唯此“大器”则言“晚成”，非“器”之反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经文，此句《甲》本残缺，《乙》本作“大器免成”。“免”或为“晚”之借字。然据以上分析，又似非“晚”之借字，而当以“免”本字解为是。二十九章经文“天下神器”，王弼注：“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器”既为合成者，则“大器”当为“免成”者，亦即所谓“无形以合”而使之成者。如此，则与“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文义一致。’楼说甚是。”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则作“大器曼成”。有人认为“曼”应读作“晚”，有人认为应为“慢”的借字，有人认为“曼”是“无”“不”的意思。《广雅·释言》：“曼，无也。”因此，把本句解释为“大器无成”，于义较王本更为可取，若作“大器晚成”，则与上下句例、文意不甚合。王本“大器晚成”的意思是最大的器物总是最后完成。本句虽不如“大器免成”义长，但也没有违背老子的思想。《老子》二章：“是以圣人……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三十四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此类言论在《老子》中还有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老子最终还是追求成功的，只是提醒人们不可走向极致，因为物盛必衰；更不可居功自傲，因为自傲者必被众人抛弃。
王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理念被后人所普遍接受，被视为道家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帛书《老子》却无此句。其三十七章对应句作“道恒无名”，四十八章对应句则残缺，有人认为依据王本应作“无为而无不为”，有人认为依据河上公本应作“无为而无以为”，至今争议不决。相比较而言，“无为而无不为”比“道恒无名”义长，因为“无为而无不为”带有辩证意蕴。所谓“无为”，就是顺应规律，不去人为干涉，做到清净而不多事。这实际就是积蓄力量的过程。一旦需要做事，因为有了“无为”阶段的力量积蓄，那么就必然成功，这就是“无不为”。
第六十八章，王本作“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而甲、乙本作“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不仅用字不同，而且语序也有差异。王本中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甲、乙本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王本的意思很清楚，而甲、乙本的这两句含义不明，“善者不多”，不多的是什么？没有讲清楚，根据下文“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俞有；既以予人矣，己俞多”，“不多”的应该是名利。尹振环《帛书老子再疏义》则把这两句话翻译为：“善人不多，多数人不善。”
类似内容不同的例子还很多，但这些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因此不应夸大帛书《老子》与王本《老子》的差异。相反，通过帛书《老子》的验证，说明王本《老子》基本上保存了老子的原有思想。
经常听到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帛书《老子》时代更早，更接近《老子》原貌，为什么不能以帛书替代王本《老子》呢？对此，高明先生有一个回答：“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极不慎重。出土时又因自然损坏，经文均有残缺。”（《帛书老子校注》）这里结合笔者自己的看法，谈谈帛书《老子》为何难以替代王本《老子》的原因。
第一，帛书《老子》与王本《老子》在思想方面没有本质区别。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者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看，并无本质差异。过去一些学人夸大了两者的不同，甚至说后人有意“篡改”了原始《老子》。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正是因为二者没有本质不同，所以帛书《老子》也就没有必要去替代王本《老子》。
第二，正如高明先生所说，帛书《老子》不少用字过于生僻，且不规范，残缺也较多，这也是难以取代王本《老子》的重要原因。
第三，帛书《老子》只是当时流传的版本之一，并非经过官方或学者严格审查过的公认善本。特别是郭店竹简《老子》出土后，进一步证明当时有不同的《老子》版本流传于世，究竟哪个版本更接近原始《老子》，至今很难定论。
帛书《老子》虽然与王本《老子》没有本质区别，但他的出土仍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使我们能够一睹汉代《老子》真容。第二，它印证了王本《老子》是基本可信的版本。第三，它纠正了王本中的部分错误。第三，它的用字区别，如王本中的“兮”，而帛书本全用“呵”，这种现象可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老子》的流传情况提供某种有价值的线索。
《老子》只有五千言，但言简意赅，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军事、人生处世等方方面面。特别是《老子》把人放置于大自然这一无限的时空中去探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之间的关系，通过逆向思维，提出了许多为时人所忽略的重大问题，显得大气恢宏，发人深省。
第一，哲学思想。
老子的最终关注点依然是现实的政治与人生，但他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及人生处世原则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加以论证，因此本书的哲学意味就显得特别浓郁。这也是《老子》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
在本体论方面，《老子》提出了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道”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德”。这也是老子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道家、本书又被后人称为《道德经》的原因所在。但老子讲的“道德”与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在内涵上具有极大差异，因此这里首先要讲清楚老子的“道”与“德”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老子的最高概念“道”究竟是什么，百年来的学界解释分歧很大，主要有：（一）道是精神性的、能够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老子为唯心主义者。（二）道是细微物质性的、能够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老子为唯物主义者。（三）以上两派在承认道是产生万物根源的同时，也都承认道是宇宙总规律。由于赋予道可以直接产生万物的功能，所以这些解释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笔者认为，道没有任何神秘性，道就是所有规律、真理、原则的总称。
“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某种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古代，老子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老子所讲的规律同今天所讲的规律虽然在概念上一样，都是指万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但在阐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却有所不同。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老子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
所谓“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德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天的德。万物一旦产生，就必定具备各自的本性和本能，比如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呼吸、吃喝，这就是人的最初本能。而这个本能，古人认为就是道赋予的。二是指后天的德。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道，然而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由此可见，“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是个别，是主观存在。打个比方：“道”好比浩瀚无边的江海之水，我们去饮用江海之水，只能喝取其中很少一部分，喝到肚子里的那些水就叫作“德”。所以古人说：
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从“道”那里得到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就是“德”。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因为“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二者的内容又是一致的，这就是《老子》二十一章所说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在方法论方面，老子特别重视辩证地去观察、处理问题。他认识到有与无、高与下、前与后、好与坏、善与恶等都是在相互对立中才能出现，便据此提出“无为”方能“无不为”的政治主张。他认识到事物都存在着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写下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等留传至今的格言。
在事物发展观方面，《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在道的支配下，不停地进行着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万物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发展到极盛，然后再走回头路，由强到弱、由有到无，这就是二十五章所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种循环是闭合式的，是无限的，一个旧循环周期的结束，将是一个新循环周期的开始，如此终而复始，永无终结，这就是十六章讲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提醒人们“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章），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一定要保持清静的心态，因为深重的欲望会遮蔽人的眼睛，使人无法认识真理，从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与此同时，老子还提出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问题：“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五十二章）人的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不断地从特殊走向一般、再由一般走向特殊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老子则要求人们由一般（母、道）到特殊（子、具体事物）、再由特殊到一般，也即先掌握大道，然后依据大道原则去认识特殊事物；认识特殊事物之后，还要回头把握大道，以道为依据去处理具体事务。
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比如他在主张循环论的同时，并不否认递进论；他的“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这一命题中，包含着性善论的雏形，如此等等。可以说，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大哲学家。
第二，政治思想。
在政治观方面，老子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强烈的抗议。他认为百姓受饥挨饿，是由于统治者食税太多；国家混乱不堪，是由于统治者欲望太大。他痛骂统治者是不走大道专行邪路的强盗头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五十三章）批判当时的社会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九章）的极不公平的罪恶社会。
在政治理想方面，老子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美好的社会里，国家小，人口少，没有繁杂的文化，不用先进的器具，更无残酷的战争，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不思远徙，国与国之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很明显，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不重科技、没有压迫、相对封闭的美好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属于理想主义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其中蕴含着许多合理因素。
《老子》治国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就是反对人为干涉，一切顺应自然而为。《文子·自然》引用老子的话，对“无为”做了明确的解释：“老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于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非吾所为也。’”简言之，“无为”就是要求人们理政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杂念。除此，老子还提出诸如反对苛政暴敛、保证百姓温饱、维护社会安定等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老子的态度与墨子相似，他反对侵略战争，《老子》三十一章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指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三十章中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一千古名言为后世反战人士提供了极佳的理论支撑。老子在反对侵略战争的同时，又态度鲜明地支持反侵略之战，并为后世留下“哀兵必胜”这一重要的军事理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九章）
第三，人生处世思想。
老子的人生处世原则，主要是引导人们贵柔守雌、和光同尘、知足抱朴，恢复到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因为在他看来，“物壮则老”（五十五章）、“兵强则不胜”（七十六章），保持婴儿状态，不仅有利于自我保全，也能促进社会和谐。老子特别重视守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三章）可见其重“柔”的目的，还是为了取强、取胜，也即“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除上述之外，老子在养生、用人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因篇幅所限，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正文，这里就不再全面详细介绍了。
《老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对此，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有一个总结：“老聃，孔子所尝问礼者。……道家祖之……神仙家祖之……兵家祖之……庄列祖之……申韩祖之……张良祖之……曹参祖之。”（《诸子辨》）这就是说，儒家、道家、兵家、法家、道教以及一些政治家，都曾受到《老子》的影响，老子成了众派之祖，《老子》实为诸子之源。
在哲学方面，老子思想影响极大，有学者甚至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在此后两千多年里，道家以各种方式、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魏晋玄学与老子思想的密切关系，已是公认事实。就连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宋明理学，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大量地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天象数学、朱熹的“理”“气”思想、心学家的“安坐”“去欲”主张，无不与老子思想有着源与流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老子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东汉时，老子已被皇室视为神灵而进行祭祀。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创立，老子被尊为教主。特别是天师道，对老子更是推崇备至，《老子》被奉为圣书，每个信徒都要诵读。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更是大量地借用道家的思想概念，以解说佛教的理义，以至于今天的佛教还念念不忘道家的“接引之谊”。不少高僧大德致力于《老子》的研究，如释惠琳、释惠严、憨山德清等，都有《老子》注释本问世。
老子思想对政治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西汉前期的政治上。西汉前期的几代皇帝崇尚黄老，主张清静无为，窦太后更是要求皇子“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竭力维护道家的政治地位。执行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效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辉煌的、至今仍为人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到了唐代，太宗视老子为皇家先祖，高宗又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规定《老子》为上经，王公大臣都要学习，并定为科举考试内容。玄宗时，老子先后三次被加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和“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此时的老子，成为集人主、皇祖、教主于一身的最高偶像。太宗在政治上也坚持老子的贵清静、重无为的思想原则，他罕动干戈、抑情损欲、安抚百姓、宽刑简法，有效地保证了百姓休养生息，促进了经济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辉煌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汉唐两大王朝的兴盛，有力地证明了老子政治思想的积极意义。
以上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老子对哲学、宗教、政治的一些影响。其实老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的重“自然”思想，先后在中国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发挥过巨大作用。他的一些思想原则，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管理和外交方面。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仅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品格，甚至对于整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的形成，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可以说，不了解儒、道两家，就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因而也无法深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老子》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至晚在唐代，《老子》即走出国门：
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旧唐书·西戎列传》）
寻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玄）奘乃召诸黄巾，述其玄奥，领叠词旨，方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竞引释论《中》《百》玄意，用通道经。（《续高僧传》卷四）
其后，《老子》在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流传范围也越来越广。王华玲、辛红娟《〈道德经〉的世界性》（见《光明日报》2020年4月18日国学版）介绍说：近世以来，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界甚至把《老子》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之一。《老子》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据统计，已经被译为73种语言文字，凡数千种，其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结合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美国经典中的〈道德经〉：文本、传统与翻译》文后提供的《老子》英译目录与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整理的“《老子》译本总目”，通过对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图书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文献联合检索确认，截至2020年4月共有各类《老子》英译本562种。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老子》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老子》的版本较多，主要有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又称《老子道德经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乙本）、郭店竹简本《老子》等等。这些版本的主旨内容基本相同，但在文字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有些版本甚至篇章结构也不相同。
至于《老子》的注释本，其古今数量多得无法确切统计，据说至元代已达三千多种：“《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序》，“序”为元代道士张与材撰写）。注释者的身份更是千差万别，有至尊天子，也有普通士人，还有道真释子。这些注释者因集苑集枯而见仁见智，有的主要从哲学角度诠释《老子》，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有的主要从政治视角解释《老子》，如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的御注；有的则从宗教角度去理解《老子》，如传为张道陵撰写的《老子想尔注》。即便是站在同一角度去注释《老子》，也因为对一些具体字句的理解不同，对同一句话做出不同的解释，甚至断句、篇章安排都出现诸多差异。正如憨山德清所说的那样：“搜诸家注释，则多以己意为文……因谓注乃人人之《老》《庄》，非老庄之《老》《庄》也。”（《老子道德经解·注道德经序》）可以说，历史上对《老子》的解释纷纭复杂，莫衷一是。
本次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帛书《老子》，以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2022年新版）为底本。张岱年先生在《序》中介绍说：“高明同志系考古学专家，对于古文字学有很深的研究。一九七八年曾发表《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勘校札记》，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近又撰著《帛书老子校注》一书，对于帛书《老子》作了更进一步的考释。此书考校之细，勘察之精，俱超过近年同类的著作。”本书除了借鉴高明先生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参考了许抗生先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尹振环先生的《帛书老子再疏义》（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等其他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帛书《老子》甲、乙本的残缺、用字不够规范等原因，笔者选择被学界经常引用、被称为通行本的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以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作为参照。整体安排是：
（一）把帛书《老子》甲、乙本与王弼本的《老子》原文列出，然后加以统一注释。如果这三个版本的原文没有大的分歧，就统一写出“译文”，如果三种版本原文分歧较大，就分别写出“译文”。
（二）对于甲、乙本中的残缺文字，采取三种版本相互校订的方式予以补齐，被补充的文字以[]号标出。至于误字、通假字，则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三）关于分章问题。帛书《老子》原文没有分章，为了阅读方便，也为了便于与王本对照，依据王本对帛书作了分章处理。由于帛书《老子》的“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具体的章节顺序也有差异，就按照帛书《老子》的行文次序排列各章，并在“某某章”的后面，用（）号标出与之相对应的王本章数。如“三十八章（王本三十八章）”“六十七章（王本八十章）”。
（四）在前言、注释中需要引用《老子》原文时，只要甲、乙本的文字与王本在含义上没有本质区别，一般使用王本的文字，这是因为：第一，甲、乙本的文字彼此也有许多不同，如果同时列出甲、乙本原文，显得非常繁琐，影响阅读。第二，更重要的是，甲、乙本用字比较生僻，假借字较多，用字也不够规范，甚至还有误抄、脱字，会为读者带来很多阅读困难，不如王本文字简明易懂。
《老子》用词简洁，不易理解，连司马迁都说老子“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再加上老子由于逆向思维而产生的一些看似反常的观点不太好懂，所以在必要时我增加了注释的内容，以求把一些命题讲解清楚。
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在对比中同时看到三个《老子》版本——帛书《老子》甲本、乙本和王弼本（正文中的帛书《老子》为校订复原的形式，被补充的文字以[]号标出；附录则为残卷原貌，缺字以□代替），然而由于笔者学识所限，本书的译注肯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恳请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张松辉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