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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一般是指“一种文化职能集团，它是由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
。文人集团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派，但相对比较成熟和自觉的文人集团则是产生于北宋时期。北宋士人普遍表现出崇尚“统序”的价值取向，自觉地萌发了超越前代的强烈结盟意识，政治结盟和文化结盟都成为文人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
。赵宋王朝经历了前三朝近七十年的发展，士风逐渐走出“五季之陋”，在仁宗朝天圣（1023—1032）、庆历（1041—1048）年间为之一变
。此时士大夫文人砥砺名节，感激议论天下事而奋不顾身，成为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的主体。伴随着士风的空前活跃，士大夫文人的群体结盟意识也空前高涨，出现了相对稳固的政治群体和文化群体。政治群体主要是“庆历党争”中的新旧党，而文化群体则主要是京东文人集团和洛阳文人集团。
北宋仁宗朝天圣（1023—1032）至庆历（1041—1048）时期的京东路士风活跃，聚集了石介、孙复、石延年、张方平、祖无择、刘牧、士建中、张泂、李缊、杜默、孔道辅、范讽等一批士大夫文人。大部分成员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念，对复兴儒道和诗文革新充满热情，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革新”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地缘是京东文人集团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大部分成员的籍贯在京东路，群体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京东路及周边地区；同时这也是一个学缘性文人集团，主要成员之间以“泰山书院”为基础构成师友关系；被称为“东州逸党”的范讽、石延年等人出入游从、诗酒风流，又与石介、孙复等人过从密切。京东文人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具有相近的主张和结盟意识，是比较成熟的文人集团。石介是集团中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早在仁宗天圣年间他为了复兴儒道、重新确立儒道在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四处奔走，策划结盟，在推选“文儒宗师”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结盟意识。其时在石介的倡导之下，为复兴儒道、革新文风而结盟成为一部分文人的共识，最终将山西人孙复引入泰山，推举为京东士人的盟主，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京东士子。
京东文人集团是一个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的集团，同时还裹挟着政治因素。《宋儒学案》中列有“泰山学派”，其核心成员孙复、石介和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皆是理学的先驱人物。集团成员大多以经术名世，其中孙复、石介、士建中、姜潜、张泂、刘牧等人皆是“通经大儒”，长期活跃在书院和国子监。讲授经术、探讨经义是他们重要的群体活动。他们治经主张不惑于传注、回归经典、参考众说、断以己意，在京东路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超越汉唐的经学思潮。孙复、石介利用入主国子监的机会，开始了将活跃在民间的新经学思想转化成官学的尝试，是北宋最早一批正面向官方经学权威发起挑战的经学家。京东文人集团又是一个文学性的群体。天圣（1023—1032）至庆历（1041—1048）年间整个文坛还笼罩在西昆体的氛围中，京东文人发起了以古文取代西昆体时文的文学改革，一方面高呼“时文害道”的理论主张，一方面创作“根柢经术”的儒者之文与时文进行对抗，延续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
。京东文人集团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成员基本都具有文士、儒生、官员的复合身份。他们与洛阳文人集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士人队伍中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文人集团。为数众多的成员都是“庆历革新”的支持者或参与者，可以将其归属为“庆历党争”中的新党。
京东文人集团兼具学术性、文学性、政治性，且互为表里，构成了集团丰富而又鲜明的特征。而这一切背后的核心精神是复兴儒道，确立儒道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绝对权威性，从而构建一套理想的人间秩序。天圣（1023—1032）至庆历（1041—1048）年间是北宋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学和宋型文化形成的关键期。京东文人活跃在这一历史变革阶段，直接参与并推动整个文化生产和政治变革的进程，对北宋文学、学术、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著主要尝试考察京东文人集团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活动状况，深入发掘其文学思想、学术思想的特征及源流，探索京东文人在北宋文学、文化及政治变革中的贡献和地位。本著试图以小见大，以京东文人集团为切入点，梳理北宋“庆历革新”前后思想、文学、政治的发展脉络，寻绎发展规律。
京东文人在北宋前中期异常活跃，是政治改革、儒学复兴、“古文运动”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北宋京东文人集团已经成为学者重要的研究对象，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集团的形成与集团结构的研究。京东文人集团在“古文运动”研究领域中逐渐引起重视。台湾学者何寄澎先生较早地留意到这个问题，其《北宋的古文运动》一书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书第四章“古文运动的发展史”在论及石介、孙复时指出“颇有一文学集团之规模”，并认为石介对“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之一为：“他有鲜明的集团意识与明确的盟主观念，对后世古文家凝聚力量、汇成洪流之做法，提供最具体的典范。”
葛晓音教授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指出：在仁宗天圣（1023—1032）时期文坛弥漫着杨亿、刘筠西昆时文之风的同时，出现了两个影响最大的文人群体，“一个以石介、孙复为代表，早期主要活动在山东泰山。另一个以尹洙、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为代表，天圣、明道年间主要活动在河南洛阳。他们各自形成了这一时期诗文革新中思想倾向不同的两大派别”
。文章详细地论述了以石介、孙复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虽然对京东文人的总体评价不高，但也从宏观角度揭示了他们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意义，颇具创见。王水照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北宋文人集团研究，其《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一文认为石介、孙复、张绩等人自觉萌发结盟意识并形成学缘性文人群体
。王水照先生汇集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该书是宋代文人集团研究的典范之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本著有较大启发
。祝尚书教授在1995年完成了《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一书，他在第三章“北宋前期：古文运动在低潮中坚持”细致论述了以石介为首的“泰山派古文家”，指出“‘泰山学派’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但他们在鼓吹‘道统’的同时，又主张古文，猛烈抨击当时的学风、文风，着力扫荡‘西昆体’，试图用他们的理论重新启动和指导北宋古文运动”
。书中“泰山派古文家”的提法是根据《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派”而来，成员主要包括石介、孙复及其师友。就其内涵而言，和葛晓音教授所指称的为同一文人集团。程杰先生《北宋京东文人群体及其诗文革新实践》是第一篇专论京东文人集团的学术论文，他认为仁宗朝前期京东路以石介为核心的文人团体与“东州逸党”组成的文人群体推动了宋代诗文革新的发展
。“京东文人集团”现象的研究逐步深化，但总体看来以上的学术成果都未深入展开，对集团的形成过程以及集团结构的复杂性没有深入探讨。也有学者将“泰山书院”文人与“东州逸党”当作独立的文人集团。仝晰刚《泰山学派的缔结及其时代精神》考察了“泰山书院”的主要成员，但只将其视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进行考察
。张富祥《宋初“东州逸党”与齐鲁文化遗风》、崔海正《北宋“东州逸党”考论》对“东州逸党”形成的背景、成员都有较为细致的考察，但是没有注意到京东文人集团内部儒生与文士的身份冲突以及对文学的影响
。京东文人集团的结盟意识与复兴儒学的关系、推举盟主的历史过程、内部结构特征等皆有待深入考察。
（二）关于京东文人的复兴儒学思想与策略的研究。学界对京东士人经学变革、道统论、排异端的思想有较多的探讨。陈植锷先生《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的第三章“宋学及其发展诸阶段”认为孙复及其门人石介、张泂、士建中等人“皆以‘不惑传注’，非议汉唐注疏之学著称于当时”，故将这一学术派别称作“疑传派”，并对这一群体的经学思想作了深入的论述，发掘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宋学形成中的推动作用
。顾永新教授《北宋鄙薄传注、疑古惑经学术思潮的形成和演变》认为孙复、石介及其同调是北宋“惑经思潮”的“开创者”
。徐洪兴教授《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一书认为孙复、石介二人的儒学思想开启理学先声
。台湾学者金中枢对孙复、石介的儒学思想也有较为全面的梳理
。杨曾文教授《宋初儒者孙复、石介的排佛论》系统分析了二人排佛的理论和主张
。何兆武《宋代理学和宋初三先生》探讨了孙复、石介续道统、排佛老思想对理学形成的影响
。葛焕礼《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认为士建中的学术思想对道学的兴起具有“导源之功”
。以上的学术成果侧重在理学（宋学）形成的框架中梳理辨析京东文人的儒学思想特征，但对京东文人复兴儒学采取的“破立结合”策略及微观的“历史过程”关注不够。
（三）关于京东文人文道观与古文创作的研究。文道观一直是古典文学尤其是“古文运动”研究的核心问题。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孙复、石介主张“明道致用”，他们的文道观兼具道学家和政治家的特征
。葛晓音教授《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分析了石介、孙复为首的文人群体“重道轻文”的特点与源流。祝尚书教授《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认为以孙复、石介为代表“泰山文派”主要是坚持和宣扬“文、道一元论”。徐洪兴先生《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认为孙复主张“文以载道”、石介主张“文”即“道”。学者对京东文人的古文作品的研究侧重于对文风的考察，金中枢、葛晓音、祝尚书、何寄澎、马茂军等学者认为北宋前中期京东士人是“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怪诞”一派。总的看来，文道观的研究忽略了主体的历史境况，对作品的研究缺少深入的文本分析，经学思想与古文创作之间的交互影响也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四）关于“太学体”及“太学新体”的研究。学界一般将“太学新体”视为“太学体”的前身，二者皆是牵涉到众多京东文人的文学现象，所涉及的文类不只是古文，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改革、党争、科举、教育等。曾枣庄教授《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一文认为“太学体”是古文，且京东文人杜默是这一“狂怪”文风的代表
。葛晓音先生《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同意“太学体”是古文的观点，但认为“太学体”“主要是指庆历中以来，因石介、孙复、胡瑗等在太学复古过当所造成的流弊”
。日本学者东英寿进一步指出庆历“太学新体”是嘉祐“太学体”的先声，“太学新体”是孙复、石介在太学导致文风转变的结果
。祝尚书教授《北宋“太学体”新论》认为“太学新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景祐“变体”，主要是石介以及“东州逸党”成员张唐卿将京东盛行的怪异文风带入太学造成的影响
。朱刚教授《北宋“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则认为庆历“太学新体”和嘉祐“太学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张方平对石介的批评也不足凭信
。张兴武教授《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断定‘太学新体’绝不是什么‘古文’”，这股“怪诞”文风一直在太学蔓延到嘉祐年间，而这种文风的肇始者是石介、士建中、孙复等京东文人
。许瑶丽博士《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则认为“太学新体”主要涉及律赋，且是欧阳修推动的结果，石介只是欧阳修思想的执行者
。学界对“太学体”“太学新体”的研究存在分歧，二者所涉及的文类以及与思想变迁、政治改革、党争、科举之间的复杂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关于集团成员的个案研究。
石介引起了学界较多的关注，研究也相对深入。作为京东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石介生平思想、文学成就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陈植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理了《徂徕石先生文集》，该书搜罗文献广博、考订精审，尤其《前言》对石介事迹、思想、著作流传情况均有翔实考论
。此后又撰写《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内容丰富、系年审详，且多有理论阐发
。陈氏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和精当的理论阐述为石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石介和“古文运动”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反西昆体与“太学体”两个方面。各种文学史和研究专著、论文基本都征引石介“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蠧伤圣人之道”
一语，肯定石介反对西昆体时文、廓清文风之功。但大多对石介道学家的文道观和偏激的性格评价不高，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曰：“石介对西昆体的批判，并不是从文学出发的，而是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要求文学为儒家之道服务。他只能对浮艳的文风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却没有能力从事创作，显示新的实绩。所以，新文风的建立，就不能不有待于欧阳修和苏舜钦、梅尧臣等人了。”
此书虽然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初稿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程千帆、吴新雷对石介的评价颇具代表性，直至今日仍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此论只是局限于石介的留存文献，没有从整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来探讨石介的思想和创作，对其价值认识不足。
石介与“太学体”的关系颇具争议。曾枣庄教授《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葛晓音教授《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日本东英寿教授《“太学体”考》、祝尚书教授《北宋“太学体”新论》、张兴武教授《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对“太学体”相关史料钩稽发微，多有建树。以上诸文都提及张方平作于庆历六年（1046）的《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其文曰：“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益加崇长，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瞻，逾越规矩，或惑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屡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试诸进士，太学新体，间复有之。其赋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
学者据此坐实石介和其门人师友好奇求怪的风尚而导致古文走向险怪一派，将石介等人视为“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逆流。朱刚教授《“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颇有新见，从思想史和文学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北宋的太学生和‘太学体’，既是庆历士风合乎逻辑的发展，更是北宋思想文化向‘性命之理’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太学体’不能简单理解为古文创作上的一股歪风，而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不是石介的影响在历史上的残留，而是欧阳修后辈企图超越前人的尝试。”
此文以宏大的视野审视“太学体”，并且考索细致，对石介直接促使“太学体”产生的观点提出质疑。由于关于“太学体”的原始文献留存极少，各家论述都有捕风捉影之嫌，尚有深入发掘的空间。
石介反佛老、兴儒学，被视为理学的先驱人物，其思想也引起学者关注。潘富恩、徐余庆《论石介》是一篇较早系统论述石介思想的论文，对石介的道统论，反佛老、时文的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有系统的阐述
。徐洪兴教授《石介论》细致地梳理了石介的经学和史学成就，深入探讨了石介的文统观、道统观以及石介反佛老、斥时文的思想，并且从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等方面分析石介思想形成的原因，指出石介对后世理学形成具有开山之功
。另外也有学者分别论述石介伦理思想、尚贤思想、儒学思想等，但基本没有超出徐洪兴先生论文的范畴，且深度亦不及。
孙复被视为理学的先驱，也是京东文人集团的灵魂人物，引起了颇多关注。香港黄富荣博士《孙复生平探索》一文根据其硕士论文精简而成，对孙复生平事迹考述清晰，是研究孙复生平事迹最为充实的一篇论文
。徐洪兴教授《孙复论》是较早探索孙复思想的学术论文，指出孙复“对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持否定态度，他治《春秋》舍传求经，直抒‘圣人’微旨，在学界造成新风气，对宋儒义理之学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
，高度肯定孙复思想的历史价值。此后研究孙复思想学术的论文基本是延续徐洪兴的思路，新见不多。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一书，是春秋学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侯步云《宋初“三先生”之孙复学术思想考论》、王心竹《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中的尊王之论》等皆着力于分析孙复春秋学的经学思想价值和不惑传注的学术史价值
。由于孙复的作品存世不多，且其文道观也和石介相近，学者或是与石介并举，或是在研究石介时顺带提及，因此对其文学研究展开不足。
学界对祖无择、杜默、士建中等人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细化。祖无择是北宋中期颇具影响力的一位文人，曾先后师从穆修和孙复，并有《龙学文集》传世。陆俊青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论文《北宋祖无择事迹考述（一）》，稽考其生平事迹
。近年来，祖无择墓志铭及其家族的墓志被发现，丰富了其生平、思想与创作的研究
。杜默虽然没有文集传世，但他是一位存有争议的文人，其怪异的诗风和性格经常被研究者作为石介倡导“太学体”的例证，因而关于杜默的研究散见于各种诗文革新的研究成果中。对杜默的专门研究基本是其生平考述和作品辑佚，主要有陈应鸾《杜默生卒年考及其诗之辑佚》、程杰先生《宋代杜默生卒、籍贯考及其作品辑佚》
。《杜默生卒年考及其诗之辑佚》一文考证不严，多有讹误，《宋代杜默生卒、籍贯考及其作品辑佚》针对陈文考辨，多有订补。士建中也无文集传世，其思想散见于石介等人的著述中，葛焕礼博士《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旁征博引，较为详细地“考述了士建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并阐明了他在当时思想史界的地位和影响”
。总体来看，相关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于石介、孙复，而其他成员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材料的梳理上，成员之间内在关系、成员在群体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海内外学者相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但成果形式基本为单篇论文或专著中的章节，研究不够充分；对集团的活动、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关注不够；对作品缺少深入的文本分析；对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没有深入探讨；对相关的文学现象研究存在分歧。综合来看，京东文人集团研究有待深入。
文人的群体性活动与思想活跃、创作繁盛互为表里。宋代文人的文化结盟意识逐渐高涨，由文人自觉结盟形成的北宋京东文人集团具有先导和典范意义。将文人群体作为考察对象的中观研究视角已经被学界广泛采用，但至今尚未见对京东文人集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京东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同时提倡经学和文学变革，可以作为经学与文学研究的典型案例。经学思想与文学观念的相互渗透，“以意解经”及注疏体例对论说文的主题、结构、风格等的影响，古文创作对经学思想深化与传播的促进，以上问题的解决将为经学与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对京东文人“辞赋害道”观念、“怪诞”文风等进行“历史化”研究，深入发掘文学观念的形成、文学批评与政治事件、制度之间的深层联系，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补充以往文学史研究的不足之处。突破以往在理学发展的框架中对石介、孙复等儒学思想进行辨析总结的窠臼，着重考察京东文人复兴儒学的策略和“历史过程”，丰富儒学研究的内容。梳理京东文人“宗经明道”与“排斥异端”并举的“破立结合”策略、新经学思想的传播策略以及身体力行的儒学实践，对当今文化复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京东文人群体大部分成员作品散佚，事迹不详。对相关人员的生平进行考订，对作品进行稽考和校订，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本著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
（一）分析京东文人集团的结盟及其构成。京东文人集团内部隐约可以划分为“泰山学派”与“东州逸党”两个群体，以孙复、石介为核心的“泰山学派”具有自觉的结盟意识和实践性。宋初以来京东路士人无论是上层政治活动还是下层讲学游从都比较活跃。仁宗朝天圣（1023—1032）至庆历（1041—1048）年间，孙复、石介为首的文人为了复兴儒道萌发了强烈的结盟意识，通过一系列的策划与活动最终将孙复推崇为“宗师”，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文人集团。集团的核心成员主要为泰山书院师生，同时群体的外围活跃着一批游从关系的士人。
（二）主要讨论“东州逸党”与京东士人的分野。“东州逸党”是时人对范讽、石延年为核心的文人群体的否定性称谓，实质上是仁宗朝前期士大夫阶层在政治、儒学、文学领域分歧与冲突的结果。颜太初作《东州逸党诗》讥斥“逸党”得到了台谏势力的支持和响应，共同将矛头指向范讽。以孔道辅为首的台谏与范讽在“废后之争”中产生严重的分歧，引发了台谏打压范讽的集体行动，朝廷贬黜了以范讽为首的“东州党”，“逸党”最终被定性为“朋党”。所谓的“逸风”从本质上说是魏晋以来的“文人习性”，以“名教党”自居的颜太初又得到了石介、姜潜等儒生的支持，形成了反对“东州逸党”的儒生联盟。在复兴儒学的背景下，京东儒生排斥文人化书写和“文人习性”，加剧了文人与儒生之间的分野。“东州逸党”事件严重影响到京东士人的交游关系，直接导致石介与范讽决裂，并与孔道辅结盟。
（三）论述京东文人集团复兴儒道的策略。石介、孙复等京东文人以反对西昆体时文和“不惑传注”的经学思想为学界所关注，二者皆可放在复兴儒道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石介、孙复以破和立作为复兴儒道的两翼，一方面致力于破除危害儒道的异端；一方面致力于丰富发展儒家学说。他们继承韩愈排斥佛老的思想，同时又扩大了异端的范畴，将时文视为异端进行排抑，从而也引发了石介和欧阳修长达数年关于排斥异端的论争，促进欧阳修进一步思考复兴儒学的问题。丰富发展儒家学说主要表现为尊经重道，不惑传注，发明圣人本心，并最早尝试将新经学思想纳入官方经学体系。
（四）探讨京东文人古文创作的特征和“时文害道”观念的生成。京东文人多兼具经学家与古文家双重身份，古文是他们用来表达思想的重要方式，内容和形式皆受到经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为文宗经，以“五经”为文的典范；用古文阐释经学思想，解经的论说文留存经注的痕迹；在经学怀疑思潮影响下创作翻案文；京东文人存世之文基本为“根柢经术”的儒者之言。“文道为一”的观念促使为文重内容，轻视艺术性，一定程度上将艺术性视为道的对立面，文风多质朴峻严。京东文人集团标举“时文害道”的主张和他们的处境密切相关。群体的核心成员是一群尊道复古的师生，时文和他们的价值观相背离，不擅长时文使得诸多成员陷入科举考试的困境。宣扬“时文害道”也是在理论上谋求科举制度的改革，符合集团的整体利益。
（五）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太学新体”及“太学体”的实质。“太学新体”不可简单视作一种怪异的文风，张方平所斥责的诸种“文弊”并非客观的评价。“太学新体”实质上是庆历贡举“简程式”“先策论”等改革措施产生的不符合考校标准的程文，是庆历革新背景下士风高涨的一种体现。作为保守的旧党成员，张方平从党争立场将“太学新体”的责任归于新党人物石介等人，彻底地否定庆历改革的成果，并利用知贡举的机会肃清庆历贡举改革的影响。张方平打压“太学新体”阻碍了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改变科场文风的努力。将时间线延长到嘉祐二年（1057）科举，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立场正与张方平相反，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指认与其个人的思想、学术和科举改革策略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