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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夺取集庆后，要想依托这座城市作为根据地，进而推翻元朝、建立自己的政权，尚有许多亟待解决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在当时形势和条件下，对内、对外采取何种战略方针，以便尽快稳固根据地，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朱元璋必须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按照《明史》“朱升传”的说法，“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即流传甚广的朱升“九字三策”。据今人考证，所谓朱升的“九字三策”最早出自记录洪武朝事迹的《皇明小史》，其疑点颇多。
但这“九字三策”却颇能概括朱元璋自立“吴王”之前践行的总体谋略，也可看作是后人对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根据地前后的历史经验总结。
当时，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大部已被农民义军所控制。各路义军既有共同的敌人元军，又有义军之间十分激烈的相互吞并斗争。所谓“高筑墙”，不单纯是建造高大的城墙，而是指加强自身的防务，巩固已占领的城池或区域。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不滥杀、安抚民众、整肃军纪、训练俘获士卒遵纪守法为己所用，而不是单纯强调建造城墙。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占集庆入城后，即“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
同年，徐达进攻镇江之前，朱元璋向他提出告诫：“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令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徐达部攻占镇江入城后，由于“号令严肃，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
元至正十九年正月，进攻浙东诸郡时不顺，朱元璋遂召集部将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
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戊辰，朱元璋告谕洪都（今南昌）父老：“陈氏（友谅）据此，军旅百需之供，尔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军需供亿俱不以相劳。尔等各事本业……于是，士民皆感悦。”
朱元璋在实施“仁政”的同时，对一些战略要地（包括城池在内），也格外重视，但并非无所忌惮地筑城。至正十九年（1359）五月，朱元璋离开绍兴之前对胡大海称：“宁越（次年正月改称金华府）为浙东重地，必得其人守之。……以尔为才，故特命尔守其衢处，绍兴进取之宜，悉以付尔。”
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庚辰，朱元璋由宣城转道徽州，询问当地民情时，问道：“邓愈筑城，百姓怨乎？”有儒士唐仲实回答：“颇怨。”朱元璋问：“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又认为“必（邓）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
随即下令停工。这种情况，即便在后来建造南京城墙的早期，城墙也并非高大。当然，朱元璋所部一旦攻取一座城池后，出于防御需要随即修筑城池的例证也有不少。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部将占据扬州后，由守将张德林“以旧城虚旷，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
“太平，吾新筑垒，壕堑深固。”
但由于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为陈友谅舟师所破”，当常遇春收复太平后，于元至正二十年六月，“乃命移筑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余步增筑楼堞，守御遂固”。
元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辛卯，朱元璋检视洪都城防时发现“旧城西面临水，不利守御。命移入三十步，东南空旷，复展二里余”。
同年三月，“命常遇春修宁江府（后改名安庆府）”城。
元至正二十一年五月，朱元璋考虑到建德（次年二月改称严州）距张士诚所辖的杭州过近，遂下令守御建德的朱文忠“筑城为守备”。
以当时的攻城器械和战术状况，城池的坚固与否，仍具有一定的作用。朱元璋及其部将在实战中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这也为他将来建造南京城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元至正十七年四月，徐达、常遇春率部攻宁国时，因“城小而坚，攻之久不下”，常遇春还中了流矢受伤。最后，朱元璋亲临城下，“命造飞车，前编竹为重蔽数道，并进攻之”，
守城者无奈之下开城门以降。
在朱元璋所部筑城过程中，有两起案例值得注意：其一，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壬辰，“广信守将元帅葛俊擅发民夫筑城浚池”。朱文忠派人制止，不听。
所谓“擅发民夫”，说明参与筑城人员原则上是以军士为主，如果动用民夫筑城则需要“上报”。其二，吴元年（1367）四月，因徐达“檄各府验民田，征砖甃城”，引发民乱，为首钱鹤皋以“吾等力不能办，城不完即不免死，昌若求生路，以取富贵”
为由，鼓动民众3万余人起兵攻占松江府。随后虽被徐达等平定，但说明朱元璋部修城不仅局限军士，民夫也有参役，修城劳役限令还很严酷。
综上所述，这个时段朱元璋所谓的“高筑墙”不仅指有形城墙，还包括了强化思想层面无形的“城墙”。
其次，所谓“广积粮”，是指积极储备战略物资，广开财源，以资立足根本。元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朱元璋部将吴良、吴祯兄弟守江阴时，守兵不足五千，且地境与张士诚部接壤，他们“训练士卒，严为警备，屯田以给军饷，敌不敢犯，民甚赖之”。
同年二月乙亥，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并交代：“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
同年十一月辛丑，朱元璋又订立管理民兵万户府，他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康茂才是这个号令的忠实执行者，他在龙江、白鹭洲
以及南京金川河中下游区域进行大规模开发农田，约7000亩。由于这些地段相对比较平坦低洼，还有一些湖泊散落其间，适合南方水稻等植物生长。所以经过5年时间耕耘，年获稻谷15000余石，扣除所部的军饷外，还结余库存7000石，其他各部驻守将领都没有超过他。朱元璋借此为示范，并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
号召广大军民重视粮食生产。朱元璋部对所辖地区各郡县的地方武装收编后，“皆征粮于民，名之曰‘寨粮’”。这种“寨粮”的囤积方式，直到元至正二十年才因“民且病焉”而被朱元璋“罢之”。
到了元至正二十一年以后，朱元璋屯粮及“资军饷”、“以充国用”的办法更多，“江山、常山、龙游、西安四县，丁壮凡六丁之中，简一以为兵，置甲首部长统之。丁壮八万有奇，得兵一万一千八百，无事则为农脱，有警则兵者出攻战，而五丁者资其食”。
同时，还设立了盐法、茶法，设立宝源局并颁行新的货币“大中通宝”。
所谓“缓称王”，并非不称王，而是以韬光养晦之术，避其锋芒，静观其变，达到坐收渔利的效果。同时，施以仁政以收买人心，广纳贤良以提高自身学识和所属部将的文化素养，经过几年苦心积虑的经营，朱元璋所依据的应天府实力大增。
朱元璋当时广纳贤良的言论和措施颇多，他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方当广揽群议，博收众策，共成康济之功。”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占领集庆后，在安抚民众时宣称“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
随即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孔克仁、栾凤、陈养吾等十余人，皆被录用。
不久，徐达攻占镇江并将受朱元璋之托寻访到避居此地的秦从龙送往应天，朱元璋与秦从龙“每以笔书漆板，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攻占徽州后，又得“池州学正，讲授有法”的朱升，到了元至正十八年，先后就有儒士唐仲实、姚琏、范祖干、叶仪，以及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孽、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等人，这批儒士或讲授经史，或论治道，甚至“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直到这时朱元璋才正式步入问王之道的系统学习与知识的积累。元至正二十年三月，又“征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建康”。
这四人初至时，居孔庙。
朱元璋向他们询问“四海纷争，何时而定”时，章溢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这种宽大驭敌政策，符合朱元璋“以德服人”、“近服则远来”的政治策略，也是他治军手段和扩大势力并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用朱元璋的话说：“发政施仁，诞布维新之治；安民广土，当弘肆眚之恩。”
早在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甲申，朱元璋部攻占婺城后，因管印的亲信随从“黄某，取民财，即斩”。
故而“婺城民庶无惊，市肆不扰。数日之间，浦江诸县闻风来归”。
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下禁酒令，而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欲诛之。都事王恺为此说情，“太祖怒曰：‘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自抽刀杀之”。
朱元璋整肃军纪如此之严，无疑提高了军伍整体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元至正二十年五月，在守卫池州一战中徐达、常遇春俘获陈友谅部3000余人，常遇春“欲尽杀之”，朱元璋得知后派使转告他们：“今战争方始，不可纵杀，以绝人望。”
朱元璋自起兵10年间，由于他以诚相待、人望渐高，至元至正二十一年时，各类人才先后聚集于麾下。朱元璋称：“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审天时、料事机，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来者，盖其意亦欲立功当时，垂名后世。……故尝赤心以待之。”
元至正二十三年五月，朱元璋“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
遂筑礼贤馆于府衙一侧。元至正二十六年，于旧内建“密府”，令部将访求的“古今书籍”藏之，“以资览阅”。
朱元璋本人“初不识书”，
他的知识结构乃至传统文化的汲取，除各路贤达不断汇聚身边外，也与他本人的刻苦勤奋和善于学习断不可分。
元末明初，朱元璋称帝前后，出现“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天下诸儒应明诏来京师者，咸器而官之”
的现象，这不仅是朱元璋早期政治文化学习和帮助他建立并巩固政权的需要，更是朱元璋赢得士大夫文化认同和政治支持的需要。当然，许多士大夫对朱元璋抛出的“橄榄枝”并不以为意。除了士大夫自恃清高、参透政治风险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士大夫羞与农民义军起家的朱氏政权为伍，就不得而知了。诚如陈作霖所言：隐士“……能进退裕如麋鹿之性，不受羁绁。白衣征去白衣还……”，
还比较恰当。宁海人叶兑，他向朱元璋进言“一纲三目”，在深得朱元璋重视并劝其留在身边时，依然“力辞去”，
归乡以教书授业终老。江西儒士颜六奇、萧飞凤、刘于等被征至应天“欲官之，俱以老疾辞”。
精通天方之法的丁鹤年、元末诗人戴良、被文学征召婉拒的王逢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与朱明新政权深度合作。
再以当时金陵籍的儒士为例，据《金陵通传》载：江宁人王茂，原为元户部尚书，被朱元璋授以刑部尚书，“力辞”不就；句容人元真州知州王德“明初累召不起”，与其弟被“时人称王氏二隐”；溧水人号称“胥溪隐士”的严谦“明初征辟不起”；等等。朱元璋一旦获取政权尤其政权得到相对稳定后，对这类不愿为朝廷所用的士大夫态度发生逆转，还制定出严厉的法律加以制裁：“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在京为官之人甚至日日不宁，“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在战事方面，朱元璋除要面对元军，还先后有平汉、平吴、平闽、平定两广等诸多战事，其中“平汉”与朱元璋建立吴政权关系最为密切。朱元璋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应天府，位于楚头吴尾之间，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必须面对张士诚和陈友谅两股势力的夹击。对此，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朱元璋遂采取刘基的建议，将首攻目标锁定了兵强势张、咄咄逼人的陈友谅。在“平汉”的三次大战中，
以元至正二十年（1360）发生的“龙湾之战”至为重要，也是朱元璋在应天府前后42年仅有的一次城市保卫战。这不仅是应天府建立吴政权之前最大的一次威胁，也关系到朱元璋根据地的安危。因此，公元1360年龙湾之战，对于敌对双方的朱元璋和陈友谅两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沿江东下，攻克太平（今安徽当涂）后，于采石附近江面船上杀害了徐寿辉，诈称暴疾而亡。陈友谅遂于同月十六日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自封皇帝，国号汉，改年号为大义。
踌躇满志的陈友谅遣人相约张士诚，试图东西夹击，一举扼杀应天府朱元璋于羽毛未丰之际。生性迟疑多虑的张士诚并未回函，陈友谅则自持拥有战舰十倍于朱元璋的水军实力，竟有恃无恐自采石引船队东下，直奔应天府。据《明史》记载：应天府内“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刘）基张目不言”。朱元璋于后堂问计于刘基，刘基对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接着又说：“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
《明史》这段史料的真实性令人生疑：首先，诸将中竟没有一人提出应战，仅是或降或逃的主张；其二，钟山乃距应天府很近的一座山，数万将士逃到这座山焉能保命；其三，同年三月刚到应天立足未稳的刘基开口就言杀诸将，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据《明太祖实录》载，诸将并无出逃或降之议，而是“群议皆欲先复太平，以牵制之”。
最后提出退兵之计的是朱元璋本人，也并非刘基。当时，“有自友谅军中逸归者，言友谅问新河口路”。朱元璋遂利用这个机会，让陈友谅的故友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佯为内应。引诱陈友谅将优势的兵力，分为三路，
便于破敌。康茂才依计而行，遂派“有老阍旧事友谅”一老者携带亲笔信至陈友谅部。
陈友谅接信后，得知康茂才守卫应天府新河口的江东木桥，大喜过望，并约定届时以呼“老康”为号，让送信的老人先归，继续沿江东下。朱元璋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今幕府山）侧。徐达军于南门（今中华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今大胜关），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今下关江面一带）”。
朱元璋、刘基等人则登上卢龙山（后改名“狮子山”）指挥全局。与此同时，朱元璋下令将木质江东桥连夜改筑成石桥，并“于新河口跨水筑虎口城，以兵守之”。
据县志记载：“明初，陈友谅侵金陵，趣江东桥（江东门外），舟师欲出新河口路，太祖命赵德胜跨河筑虎口城。”
宋濂则称“夏五月，伪汉主陈友谅以重兵袭我太平境，直犯龙江。皇上震怒，命诸大将分据险要，授以成算，而命公（即赵德胜）守虎口城。虎口城，龙江第一关”，
未言赵德胜筑虎口城事。朱元璋的夫人马氏，则将府中所有金帛拿出来，犒劳军中将士，
以鼓舞士气。同年闰五月乙丑，当陈友谅先头战船抵达大胜港时，遭到杨璟部队的殊死抵抗。后继大部船队遂转向新河口，当看到是江东石头桥时，感到情况不妙，连呼“老康”，竟无人应答，知道中计，随即率领船队转向龙湾。在卢龙山头的朱元璋见状，立即挥旗发出号令，霎时间各处伏兵四起，杀声雷动。在朱元璋的水陆各部奋力合击下，加上江水退潮，百艘舰舸搁浅，陈友谅全军崩溃，死伤无数，被俘2万余将士以及收缴“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巨舰十余艘、战舸数百条，陈友谅仓促乘船而逃。
朱元璋乘胜追击，先后攻克了太平、安庆、信州、袁州等城池。
元至正二十年（1360）龙湾、虎口大捷，不仅使朱元璋占据的应天府化险为夷，揭开了朱、陈两军决战的序幕，尤为重要的是提高了朱元璋依托金陵称雄一方、进而谋取天下的信心。反观陈友谅势力，自龙湾之战后，直到至正二十三年夏的洪都鄱阳湖决战中陈友谅战死，则明显有由强转衰之势。“可以说，没有龙湾大捷便不会有以后多次战役包括鄱阳湖决战的胜利。因此，就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历史论，近在鄱阳湖，远在龙湾。就朱元璋的王业奠基论，近在打败张士诚夺取苏州，远亦在龙湾。”
此后，应天府遂成为朱元璋盘踞一方的根据地。
朱元璋有感于应天府江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战后遂下令“筑龙湾、虎口城”。
实际上，这道“筑城”令对同年五月建造的虎口城仅是加固修葺而已；而龙湾城，也同样是对元时“龙湾军营，即旧游击水军寨地”
加以修葺，该城堡位于后来营建的明南京京城城墙仪凤门外，“今山（即狮子山）下为仪凤门，门外犹号龙湾城”。
当年因功被朱元璋封为总制处州的句容人孙炎，曾留下了对龙湾城的赞诗一首：“龙湾城，壮如铁。城下是长江，城头有明月。月色照人心不移，江水长流无尽时。”
由此可以界定的是：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先南京城墙建造之前，沿江一南一北建造（或加固修葺）过护卫应天府的上述两座小城，而不是一座小城。
这两座城堡性质的小城，对于1366年的规划并始建南京城垣来说，军事防御上的侧重点放在城垣的西边，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及价值。至于龙湾、虎口城毁弃的年代，目前尚未发现相关史料的记载。连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根据南京城市基本格局绘制的《洪武京城图》，也没有标明这两座小城的位置。如果还存在的话，以龙湾、虎口城对南京城垣的特殊地位而言，当以标明。因此，很可能在1366年之后的南京城墙大规模建造中，龙湾、虎口城一并被拆除，或者有部分城垣被砌筑到后期建造的南京城墙中。
龙湾大捷之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在诸多将领的簇拥下，以旧元御台为应天府署所在地，
授封吴国公。
从表面上看，朱元璋仍隶属于小明王韩林儿、刘福通旗下，接受宋的“龙凤”年号，先后出任小明王授予的枢密院同佥、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丞相同佥等称号，仍然“遥奉”小明王，实际上朱元璋加快了独立称王的步伐。对内，朱元璋继续依照以往的总体战略积极备战，完备各项建置；对外，朱元璋根据周边异己势力采取“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主动出击方针，并依托应天府这块“风水宝地”，总揽全局，开始在中国社会政治大舞台上一展身手。
随着朱元璋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张，旧部有些将领逐渐就有了“骄横之气”，甚至还有了“觊觎之心”。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七月丙辰，朱元璋在应天府龙光门（即后来的三山门）外阅兵，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兵门内”以待朱元璋回城。由于突起大风“吹旗触上衣。上异之，易服从他道还。荣等不得发，遂为宋国兴所告”，最后被诛杀。及时整肃身边异己，虽与日后称帝、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无论出于何种意图还是手段、影响都无法相比，甚至此时的朱元璋还“不欲即诛”，“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诀”，
但诛杀异己则是成王之道的必经之路。同时，朱元璋借用总结陈友谅败因时称：“汝不闻古人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兵虽众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
强调内部团结和部下忠心的重要性。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乘巨船率军大举进攻洪都，由于前次攻破洪都城是以大船乘江水涨潮得以“附城而登，故为所破”，故“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以为此战必胜。殊不知元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辛卯，朱元璋收复洪都后已下令改筑了洪都城临江一面的城墙，向内缩了三十步，致使“友谅巨舰至，不复得近，乃以兵围城”。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城池的防御已有心得，为日后南京城墙的营建奠定了实战运用的经验。洪都守将朱文正、邓愈等诸将依托城池“备御随方应之”，坚守苦战达85天。直到同年七月，朱元璋率军20余万解救洪都之围，随即又转入鄱阳湖之战。陈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
而朱元璋分军布阵，又以“敢死士操七舟，实火药芦苇中，纵火焚友谅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一番激战后，陈友谅军“死者大半”，
最后朱元璋部以陈友谅战死而告捷。同年十月，朱元璋率常遇春、康茂才等部以水军、陆军和骑兵围困陈友谅次子陈理于武昌，“湖北诸郡皆来降”。
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从武昌返回应天府后，随即阅武于鸡笼山，他对指挥华云龙等说：“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伐谋而制胜。……大于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之用合宜，应变之方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
这番话，可当是朱元璋平定陈友谅诸役的战后总结。
洪都、鄱阳湖两役大捷后，朱元璋终于抛开当年所谓“缓称王”的羁绊，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丙寅，因“群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设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
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事，张昶为左司都事，立长子朱标为世子。仍沿袭龙凤纪年，下达的指令开头均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以掩饰其政权不受节制的事实。朱元璋从吴国公到自称吴王，表明他开始由反元义军首领向封建地主阶级领袖的转变。陶安、李习、刘基、宋濂等一批封建儒生集团几年来所起的作用和对朱元璋的影响，到这时已经明朗和具体化了。朱元璋此时考虑的问题，除了眼前的现实之外，更多的已经涉足到建国方针大略。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戊辰，朱元璋对徐达等人分析了社会动乱的根因，并强调“法度”对于凝聚国人民心的重要性，他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
朱元璋在强调“先正纲纪，纲纪先礼”
时，还意识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
朱元璋如此重视“法度”和“礼”的建设，尤其强调民众的“遵礼守法”的施政理念，说明朱元璋此时已具有问鼎天下的图谋，并开始设计建国必备的大计方针。两天后，朱元璋在应天府的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时称：“自元运既隳，连年战争，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中。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
朱元璋这种“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的设想，实际也是后人总结的“九字三策”的成因之一，反映出朱元璋在军事上，已经从龙湾之战的战略防御转向平汉之后“以图中原”的战略进攻。
总之，随着自立吴王，建立独自政权机构雏形之后，朱元璋进入最后平定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新王朝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