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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科举所指作一界定，此处泛指普通科举考试和制举。关于清代科举考试与骈文的关系，前人已有论列，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第二章第一节《清初骈文之复兴与特质》将科举作为清初骈文复兴的原因之一，以为：
自李唐来，左右邦家，取材科目。有明八股，害甚焚书；而清人制艺，则反成斯体。近代骈文名家，类有科名；而翰林清选，尤非少数。本书第三章附表，列作者九十五家，近代以来，名手殆备，而生平可知，登第中举者六十四人，为翰林者二十六人，此其证也。
陈氏以有清骈文家多有科名，说明科举与骈文创作的相互影响。昝亮《清代骈文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清代科举与骈文复兴》分“博学鸿儒与骈文复兴”和“八股文与骈文”
两部分说明科举、制举与清代骈文复兴的关联，前者主要评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考试经过和应试者对制科的心态，后者引用前人之语阐述八股文与骈文的密切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消极影响。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第四章《乾嘉骈文与当时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第二节《清代科举考试与乾嘉骈文创作》
论述了科举考试对乾乾嘉骈文的影响，虽嫌枝蔓，但此一视角实有可取。
陈耀南、昝亮、颜建华三人或从有清一代，或取乾嘉时期，实际上，清代骈文的鼎盛肇始于明末。兹对明清之际这一特定时期加以深入考察，以期揭示科举活动与明清之际骈文复兴的关联。
《明会典》所载明代乡试考试内容甚详
，至清初顺康年间，乡、会试考题袭用明制，《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一载：
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通，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又定，《四书》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如第一题用《大学》，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仍用《孟子》。
这种考法持续整个清初，惟康熙二年（1663）议准“停止八股文体，乡、会试以策、论、表、判取士，分为二场，第一场试策五道，第二场《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而七年定“乡、会试仍以八股文取士”
。清初乡、会试重首场，又以《四书》题为重，体裁用八股文，又称制义、制艺、时文等。顾炎武论之甚详，《日知录集释》卷十六“试文格式”条云：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
顾氏对明代八股源流、特点作一总结，清沿明制，八股试士之法贯之终始。“制义与诗赋代兴，由来尚矣……前明三百年中，奇正醇驳，因时迁流，难以更仆数。我朝文治蔚兴，作者辈出，迄于今，风气亦屡变矣，而设科取士之法，五百年相沿未改”
。
制艺亦非腹笥贫瘠者所能，江国霖云：“故制义者，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要其取于心，注于手，出奇翻新，境最无穷。”
儒士欲博科第必习八股文，习八股文必学对偶，且须熟诵《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纲目》等经史典籍，这些训练和积累同样是制作骈文所必须具备的。
八股文之逐渐定型与骈文之创作渐兴不无联系，明洪武六年（1373）“令生员一应文字，皆用散文，不许为四六误后学”
。骈文在明代前期作品寥寥，时文亦如顾炎武所说骈散无定式。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六”条载：
本朝（按，指明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以故陈玉垒、王对南、于谷峰辈，犹以四六擅名，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以故东南才士，缙绅则田汝成、茅坤辈，诸生则徐渭等，咸集幕下，不减罗隐之于钱镠。
沈氏以为明代在世宗嘉靖年间，因皇帝喜好丽辞，大臣竭力为之，以迎其好。此后四六类书和四六选本渐次流行，杨慎编《谢华启秀》八卷，游日章撰、林世勤注《骈语雕龙》四卷，许之吉辑《丽句集》六卷等都是选录对偶语句的四六类书，而王志坚辑评《四六法海》十二卷，钟惺选注《四六新函》十二卷，李日华辑、鲁仲民补订《四六全书》五种，陆云龙辑《四六俪》二卷等咸是四六选本，或选历代骈文，或选当代骈文，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八股文文风与明代后期文坛风气相互激扬，崇尚华丽、新奇的文学思想流行，部分骈文选本直接作为科举考试参考书而编纂出版，这与八股文定型、骈偶化进程相一致，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云：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
明嘉靖后，大量骈文选本和骈偶类书编辑出版，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创作四六的需要，应试时文之对偶句式，亦需要考生平时训练作对，储备偶词，唯有如此，方能在入场考试中争胜。所以明末王志坚编选《四六法海》十二卷，其《编辑大意》云：“是编虽自为一书，然大抵为举业而作。”
可见四六和科举的密切关系。
明末结社之风甚炽，文社多为士子钻研时艺、应付考试而立。钱谦益云：“结社会文，原为经生应举而设。”
眉史氏亦云：“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艺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
崇祯二年（1629），杜麟征、夏允彝、陈子龙等六人在松江创立几社，虽然“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
，其实仍以课艺应举为务。
崇祯四年（1631），夏允彝、彭宾、陈子龙考进士落第归，聚合社中诸子共研时艺，成《几社壬申合稿》二十卷，分赋、骚、古乐府、五律、七律、序、论、说、表、檄、启、弹文、书、箴、铭等四十类，该书《凡例》云：“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赡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又云：“昭明聚千载之英为一集，才难之叹，岂独当今。若时仅期年，人止一郡，虽制作之美，有逊前贤，而篇什之多，或堪竞爽矣。”
明确将是选与《昭明文选》相比，可以说《几社壬申合稿》乃仿《文选》而作，其拟作体裁几遍《文选》所收文类。虽声称文法两汉、诗趣开元，其实所作率尚偶丽。是选卷首载姚希孟《几社壬申合稿》序，该文又见郑元勋辑评《媚幽阁文娱二集》卷一，题《云间几社古文辞序》，文后有评云：
六朝文自王、李而后，其道骎衰，盖惩于堆叠无章、捃摭失质耳！然不免为贫腹逃拙之地，若论滋茂本朝，何可尽裁博赡，即俪句自是一体，徐庾岂不足传，而必拘昌黎起衰之说，亦太过矣。况昌黎尝称屈、宋、司马、刘、杨，彼岂非以博赡标著者乎？故云间诸子宜为孟长先生所表章也。
评语直接把《几社壬申合稿》当作六朝骈丽加以表彰。陈子龙等习举业者从事于对偶辞章，不仅无害，且有益于应试，其后陈子龙、夏允彝于崇祯十年（1637）登进士第。士子应举需要研习偶对、博闻强记，而这亦适用于骈文创作的训练和积累，经由这种训练的士子，倘若能适性情之所向、际时代风会，则成骈文家是必然的。清代士人之学习路径与明末人相似，陈耀南注意到其中关联：“律赋、八股之类，虽气格卑陋，久为世诟；而制度严密，章法井然，非无足述。清人骈体，尤其博丽、圆熟之制，每善发端，振迅大笔，罩笼题旨。中间又喜分段设论，层层推剥，能立能破，而义蕴毕宣。此等波澜意度，虽出作者才思，亦必观法有素，而后比对破承，熟能生巧也。”
清初科举制度一仍明制，士子童时所学无甚差异。陈维崧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初六
，少年时代，家庭富裕，祖父陈于廷乃朝廷重臣，官至左都御史，父亲陈贞慧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皆声誉播海内。他幼承家学，益以师友。其《与宋尚木论诗书》云：“维崧自就傅时，屈首家学，浮沉制艺。”又《上龚芝麓先生书》云：“维崧，东吴之年少也，才智诞放，骨肉躁脱，当途贵游，目之轻狂。向者粗习声律，略解组织。雕虫末技，猥为陈黄门、方检讨、李舍人诸公所品藻。”
陈氏明确表示自己受到陈子龙、李雯等云间派人士的称赏，几社风习对其不无沾染，彭兆荪云：“迦陵、西河，承接几社，选学未坠，殊有宗风。”
可以说，陈维崧在明末接受举业训练，特别受到几社重视六朝文风气的影响，又契合他本人喜好高华的性情，历经明清鼎革，其骈文一变而沉雄，成为清初杰出的骈文家。
清初骈文家陆繁弨父陆培于明弘光元年（1645）自经殉国，繁弨承继父训终身不仕，以明遗民终。但幼年不废研习制义，学习比偶，其师柴绍炳《与沈甸华书》云：“近世贤士大夫如武山先生，训子于出处之际甚严，亦复不废时文，月课旬考，□□□□、陆子儇胡俱秉介石之操，尝习为比偶，拟制不乏，讵肯便事揣摩、低头濡足乎？”
陆氏无意科第，顺治十一年（1654），其父陆培入祀乡贤祠，命其入县学为生员，陆氏请柴绍炳作《代陆生辞免入学启》辞之，可见他是一心一意做明遗民。陆氏幼童时进行启蒙教育，不废时文，练习骈偶，对日后骈体创作当有较深影响。
章藻功亦是清初著名骈文家，曾师从陆繁弨，事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思绮堂文集》卷二《思绮堂诗删自序》自述其学习经历云：
仆自挽须问父，解读唐诗；毁齿从师，熟吟杜集。三百篇之成诵，四始初通；十二岁而属文，六经兼及。青衿误我，束规矩于制科；黄榜诱人，烁精神于时艺。
为了应举，章氏熟读唐诗、杜集，记诵《诗经》，通习《六经》，仍困于场屋，前后参加八次乡试始中式，但其熟精杜诗、《诗经》，对其骈文创作大有裨益。《思绮堂文集》大量化用《诗经》语句，仅化用《诗经·大雅》和《诗经·小雅》的句典就达498次。化用《论语》《孟子》语句亦比比也，可见其学习时艺的功底对骈文风格潜移默化的渗透。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十五日，章藻功参加殿试后之馆选，受到康熙帝垂问，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侍郎吴涵、满族掌院学士揆叙、大学士熊赐履等皆推荐其“四六最好”，得与馆选，官翰林院庶吉士。《思绮堂文集》卷五《上座主掌院吴公陈情启》“荐四六于九重，绘黄组紫”原注：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上御保和殿馆选……至藻功启奏毕，上注视久之，问掌院吴公曰：“若何如？”公对曰：“是名士，四六最好。”复问：“果然？”复奏曰：“果然。”又问满掌院揆，又问熊、张两大学士，俱奏对如吴公云云。
明末陈子龙、李雯等人已重视《文选》，清代选学承明末之绪而光大之。骆鸿凯《文选学》附编二《选学书著录》
所列大部分为清人所撰辑，《文选》不仅有助于时文写作，尤为骈文家所青睐
，被视作六朝文之代表，清初陈维崧等人已受其影响。
从士子应举所读书目亦可窥见科举对骈文创作的影响。因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止岁、科、乡、会等科目，其间二百多年均考传统内容，应考所业书籍相差无多，兹举数人童时所习以见一斑。张澈《六朝文絜笺注》序云：
觉人于攻举业暇，辄流览典籍，把卷忘疲。阅数年，就甥馆于望江何氏，侨寓广陵。何氏藏书极富。觉人寝馈其间，凡经史子集，靡不悉心研究，而尤熟精《选》理。因取许氏评辑《六朝文絜》详加笺释，以作家塾读本。
张序作于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十月，此时黎经诰（字觉人）馆于望江何家，将《六朝文絜笺注》作为家塾读本教育家塾学生。《六朝文絜》乃许梿所编六朝文选本，以之作为家塾教材，虽有黎氏个人喜好的因素，更因其能帮助儒生练习偶对、熟悉典故，以利于科考。自幼的骈文阅读和训练无疑利于培养善于制作骈偶的人才。
蔡元培先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会试中式，成贡士，十八年殿试，举进士，馆选入翰林任庶吉士。对清代科举深有体会，他自述教育塾生的经历：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具，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清代最后一位探花商衍鎏对其举业所攻书籍有详细记述：
我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能背诵及将字大半认识后，即读《四书》，《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因当日功令考试八股文的题目，均在此出题……《四书》读后，继读《五经》，《五经》为《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背诵之法，与《四书》略同……我幼年于《四书》《五经》外，尚兼读《孝经》《公羊传》《穀梁传》《周礼》《尔雅》，中间尚带读五、七言的唐宋小诗及《声律启蒙》，学作对句，学调平仄与《十七史蒙本》。《蒙本》是每句四字，每两句一韵，句句皆有史事以记典故的……
我十二岁以后，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要看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各种书籍，俾腹中充实，以备作文的驱遣。
由蔡元培、商衍鎏的自述，可约略知道清代科考士子幼年读书和学习内容，不仅要阅读背诵《四书》《五经》，同时需要训练对偶、默记典故，读律赋、《文选》等与骈文密切相关的书籍以广知识。清末如此，清初士子所习当不出此范围。
嘉庆六年（1801），阮元于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培养了大批人才，课试之法，以淹经博洽、能词章为目标，不以八股为急。梅启照《诂经精舍文四集序》云：“粤东有学海堂，西湖有诂经精舍，兹二院者皆阮文达公所创也。其程试之法，以经训为先，而诗歌、骈俪之文同时并课，盖韵语天籁，鼻祖牺经，偶对妍词，发源帝典，名为词章，无非经术也。”
诂经精舍考课以经训、诗歌、骈文，与专门应考之敷文等书院不同。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弁言》云：
试觇自嘉庆六年以迄光绪癸卯百有三年间，浙江乡试四十有七科，曾有一科无精舍生徒预其选者乎？辜较计之，每科率占总数百之五六以上；而如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及癸卯科，且增至全额四之一，其陶育之广，收效之宏，为如何哉？大抵有清中叶以降之两浙学者，固不必皆出诂经，而曾习业精舍者，要多能卓然有以自见，则昭昭然也。
诂经精舍于文词崇尚诗、赋、骈文，精舍生徒却能在科举中入选，虽有其他重经、博学等汉学影响的因素，但为创作骈文而进行的骈偶训练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可见自幼的偶对训练乃清代士子从事举业的常事，倘其性喜骈体，日后必能以骈文名家。
明代科举考试第二场考试诏、诰、表、判，这四类唐宋以来基本都用骈文来写，明初虽有禁止作四六对偶文字的命令，但至少在嘉靖以后科场四六表、判成为主流，下面以表为例谈谈明代科场骈文写作情况。《明会典》卷七十七云：
（洪武）十七年定：一，三年大比，八月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十二日，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陈建辑《皇明通纪集要》卷六“诏禁四六文辞”条云：“（洪武六年九月）谕群臣曰：……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洪武年间规定，唐宋以来常用骈文写作的文体如表笺等皆不用对偶，而用散体，影响到科举考试，主要表现在乡试第二场之表判也基本以散文为主。明太祖的这一规定作为祖训影响着明代前期的文风，崇尚散体，贬抑偶俪。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明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胡松编《唐宋元名表》刻于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前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唐宋元名表》提要评云：“自明代二场用表，而表遂变为时文。久而伪体杂出……至于全用成句，每生硬而杈桠；间杂俗语，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调，剽袭者陈肤；饾饤割裂之词，小才者纤巧。其弊尤不胜言。松选此编，挽颓波而归之雅，亦可谓有功于骈体者矣。”
所选表文基本都是骈体。其后嘉靖二十六年，陈垲辑《名家表选》八卷
，选唐宋表文作为范本，也是骈体表选本。陈仁锡辑《皇明表程文选》八卷，崇祯六年（1633）刻本
。该书选录正德至万历年间科场所作表文，是典型的科举骈体表文选。可见，至少从嘉靖年间开始，乡、会试中的表即用骈体写作。
徐师曾辑《文体明辩》八十四卷，刻于万历初年，与刊于明天顺八年（1464）的《文章辨体》比，对骈文作品的选录明显增加，如表类，《文章辨体》仅选录十二篇，以简朴为主，而《文体明辩》则分上、中、下，选文甚多。可知，到明代中后期，作为科举考试文类的表日益骈俪化。李日华《李太仆恬致堂集》卷四十《拟御制〈圣学心法〉书成颁示侍臣谢表（永乐七年）》
，题下注：“壬辰会试。”李日华参加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会试，表作于此时。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杨守勤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写作程表一篇，即《宁澹斋全集》卷一“程表”《拟上视朝毕御武英殿与侍臣语及〈礼记·月令〉因谕政贵以时修举与实惠及民谢表（宣德五年）》（万历乙卯科顺天乡试）
。李日华和杨守勤的表都是标准的骈文，对偶精工，到启、祯年间，骈偶之风更盛。
清初沿袭明末科举考试内容和文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一所定乡、会试题目，第二场诏、诰、表、判多用骈体。判例用骈语，顺治十六年（1659）议准：“场中作判，务宜随题剖析，引律明确，不专以骈丽为工。”
申令本身正说明当时科场考试五条判多用四六。士子应试须研习判文，清初判文犹有作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判文，堪称杰作。如卷十《席方平》借二郎之笔撰拟判词
，以骈俪之词批判社会的不公、官场的黑暗，同卷《胭脂》所载判文亦如是。蒲氏一生从事举子业，屡落孙山，判为顺康雍间乡、会试必考体裁，自幼修习判文的他对创作《聊斋志异》之判词当有直接影响。其他如尤侗等人文集亦载判文，可见清初此体犹有所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谕：
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
其后判文不作为场屋之文，又不为文人所重，遂至荒废。
表作为场屋之文，清初人多为之，特别是从事中央文书工作者，代朝廷撰拟，多用骈体，如吴绮《林蕙堂全集》卷一录顺治十三年（1656）作的《拟上以董其昌字帖赐内院诸臣谢表》
，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七载《拟上命满洲蒙古乌金超哈一体制举群臣谢表》和《拟上赦免顺治十五年前催征不得钱粮群臣谢表》，《西堂杂组三集》卷六载《玉皇圣诞贺表》和《拟贺太皇太后万寿表》等
皆用四六。而吴农祥《流铅集》卷二、王畮《御赐齐年堂文集》卷四皆载四六表。
“清初策文沿袭明制，多用四六骈体，顺治四年丁亥科令策中勿用四六，不限短长，毋得预用套词、拘泥旧式，六年己丑科再申前禁”
，清初殿试考策文一道，策用骈体，虽屡令禁止却收效不大。《钦定科场条例》卷五十五云：
乾隆四年奏准……又奉上谕，向来殿试策中，俱用颂联，以致士子得以预先撰拟，分送请托，致滋弊端。况士子进身之始，而即习为献谀之辞，尤非导之以正，古人对策中无此体裁也。今当殿试之期，朕亲制策问之题，不拘旧式，以免诸生预先揣摩。诸生策内，不许用四六颂联。
在博取金榜名次的最后一关，清初贡士们必须创制出四六策以角胜，则骈俪之兴实由科举启之。虽屡下禁令，此体不绝，古人以文取士，骈文乃文中之排律，能显示作者的词采和博识，易为考官所取中。
雍正元年（1723），朝考题目有四六，“新科进士于引见之前先行考试，庶人才不至遗漏，将诗、文、四六各体出题，视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体俱作，悉听其便”
。四六之文乃朝廷所需，在乡、会试、殿试中申以禁令，使应试者以理为主，不务浮华。但国家所用人才各异，朝考时增加四六一体，以备中央文书撰写之储。清代朝廷诏、敕、制、诰命、表等多用骈文。概之，清初科举系列中，骈文占有一席之地，诸生应考须修习以博科名。
八股文乃清代试文重中之重，《清代硃卷集成》精装240册
，收录文章绝大部分是八股文。八股文与骈文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理清这个问题对研究清代科举与骈文意义重大。道光年间杨文荪说：“制义与诗赋代兴，由来尚矣。厥后法律益精，体格益备，专门名家代不乏人，稿本、选本之刻汗牛充栋，于经、史、子、集外别立一门。”
杨氏认为制义当于古籍分类中与经、史、子、集并立一门，未免夸张，但这种试文不同于唐宋以来各种文类，是明代兴起的新文样，是无疑义的。嘉道间阮元倡导文言说，推崇《文选》，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
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更鲜矣……明人号唐、宋八家为古文者，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选举志》曰：“四子书命题，代古人语气，体用排偶，谓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后而昧于前也。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
阮氏重立文统，四书文上接唐宋四六为文之正统，此说为清末刘师培等扬州派人士所推展发扬
。民国学者刘麟生甄理骈文史，认为：“律赋与八股文，皆骈文之支流余裔也。”又云：“八股文为骈散混合之文字，然就其整段作对而论，固应以之隶属于骈文。”
刘氏明确提出八股文乃骈文之支流，属于骈文文类之一种。香港学者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云：“是则八股、律股、联语、骈文，同气连枝，孳乳共荣；今或皆为无用，当时视之，固应用之文也。”
阮元、刘师培、刘麟生、陈耀南等率以为八股文属于骈文
。那么要解决此疑问，首先应界定骈文的含义，骈文“就是基本由对偶的修辞格句子组成的文章。由此，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说，骈文是从修辞学角度划分出的散文分类概念”
，据骈文义界，一篇文章是否以骈偶组成或基本以骈偶组成是判断其归属的主要标志，八股文除了破题、承题、起讲、领题、收结等或用散句，其他部分皆用偶对，所以商衍鎏说：“夫就制义文体而论，固以八股为主。”
准之于骈文定义，八股文属于骈文无疑。惟其题限《四书》《五经》，每股皆须长对，且不尚藻华，士子应举，视作“敲门砖”，过门之后，甚不重视，鲜有收入文集者，以致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实则试以八股，使儒生自幼得到良好的训练，有清骈体迈明超元，比肩唐宋，于此有取焉。
毛奇龄《制科杂录》云：“康熙十七年，吏部奉上谕，特开制科，以天下才学官人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为博学鸿儒科。”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三月一日，在北京举行考试，题是《璿玑玉衡赋》一首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一首。此次临时性的扩招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但所考之人皆当世名流，且“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始得与荐，应试者多骈体名家，如陈维崧、吴农祥、毛奇龄、尤侗等，是对已有文名的士人的征召选拔，考试内容更体现对辞藻和声律的重视。律赋一首序用四六，沈龙翔《邓征君传》云：
戊午春，诏举宏博科，户部郎中谈皆宏宪以先生名应，力辞不获。是年秋，偕三原孙枝蔚应诏入都。己未三月，廷试时，奉旨，赋用四六序方入格，先生未用，遂不录。
时人毛际可亦云：“岁戊午，国家以博学宏词
征召天下士，其文尚台阁，或者以为非骈体不为功。”
此次考试，陈维崧、毛奇龄、尤侗皆入选，可见博学鸿儒科对四六的重视。特科考试待遇优厚，所录或入翰林，纂修史书，或迁升他官。旷世之典吸引士人向慕骈四俪六之文，使清初骈文创作承晚明之势而光大之，不仅有量的增多，更有质的提升。
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举办后，社会上掀起骈文热，六朝文代表作家徐陵、庾信的作品受到重视，注本迭出。庾信《哀江南赋》由徐树谷、徐炯兄弟在原五家注的基础上汇集众说，增补而成《哀江南赋注》，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二十六年（1687），倪璠注《庾子山集》十六卷问世，此前吴兆宜笺注之《庾子山全集》十卷亦已刻竣，吴氏还注有《徐孝穆全集》六卷，当亦注于此时。倪璠、吴兆宜所注诸本皆收入乾隆时修纂的《四库全书》。
清初骈文家的注本，康熙年间亦陆续刻成，如程师恭注释陈维崧骈文集之《陈检讨集》二十卷，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章藻功撰注之《思绮堂文集》十卷则梓行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而其早年骈文集《竹深处集》镌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其他骈文家别集刻印者仍多，如陆繁弨《善卷堂集》、吴绮《林蕙堂全集》、毛奇龄《西河合集》等皆雕板于康熙年间。
清初出现笺注前代和当代骈文别集的热潮，显然受到博学鸿儒科的影响，骈文专集和注本的刻印、阅读和模仿又反过来推动了骈文在质和量上的提高。从这一角度考察，博学鸿儒科与骈文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夏仁虎说：“及于清代，作者辈出，则鸿博之科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