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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在古埃及不仅得到了较早驯化，其地位也十分尊崇。在古埃及神话中，由母猫化身的猫神巴斯特（Bastet），是土地丰产和身体康复之神，始终被古埃及人所崇拜。巴斯特这两项神力，可能也源自于猫善于捕鼠的能力：它们不仅保护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资源，保卫了人类的丰收成果，也截断了许多依靠鼠类传播的疾病，保护了人类的健康。
有学者认为，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猫虽然并不像在古埃及那样能广受崇拜，但也是祭祀时不可或缺的迎祭对象。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一起看看《礼记》中的相关记载。
《礼记》中确实记载了先秦时期人们迎猫而祭的传统。《礼记·郊特牲》篇说：
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八蜡的祭祀传统始于伊耆氏，也就是神农，也有人认为伊耆氏指的是帝尧。蜡是祭名，于每年十二月举行，合聚万物之神而祭之。行蜡祭还当聚民于学校以行饮酒礼，行饮酒礼当设宾、主，孔子就曾参加蜡祭并做了饮酒礼上的宾客，并在参加活动后提出了著名的“大同”理念。
八蜡实际上就是在每年的年终，聚合八位有助于土地丰产的神灵，祭祀他们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所谓八神，依据《礼记》中的这段文字，应当是先啬、司啬、百种、农、邮表畷、禽兽、坊、水庸八者（郑玄认为是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张载则认为是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种八，因为昆虫是为害者，不当祭。还有学者将猫与虎分为二，去掉百种或昆虫。详见宋代卫湜《礼记集说》卷六十六）。先啬是最早教民稼穑者，就是传说中神农氏一类的人物。司啬是掌管农事的官，如后稷。百种是掌管各种谷种的神。农指农官田畯。邮表畷，是指田畯在田间居以督促农民耕作的房舍。禽兽，就是猫、虎之类。坊即堤防，可用来蓄水、障水。水庸，就是水沟，可受水而泄之。在这场祭祀中，祭祀会戴皮弁、穿白衣而祭。穿素服白衣，是以此为万物送终之意。又要系着葛制的绖带，拄榛木做的丧杖，这都是降等的丧服。蜡祭，体现的是仁至义尽。而参加祭祀的农夫则穿黄衣、戴黄冠而参加蜡祭，寓意是让农夫得到休息。
猫、虎在这一传统中，是禽兽的代表。至于人们为何选择将猫、虎列为八蜡祭祀之神，理由也很充分，因为“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猫神会帮助先民清理危害粮食的老鼠，而虎神则能捕杀毁坏农田的野猪。
前面已经提到，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捕捉老鼠的野猫往往称之为“狸”，当时说的猫是一种野兽，唯一记载猫食田鼠的，就是《礼记》中的这一段文字，因此值得深入分析。郑玄注说“迎其神也”，孔颖达又解释郑玄注，进一步说“恐迎猫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郑、孔的解释，显然也是将猫、虎都视为野兽，因此强调在祭祀的时候，并非真的迎接猫、虎真身，而是使用画像之类的媒介招引它们的神。北宋苏轼则推测，祭祀中“迎猫则为猫之尸，迎虎则为虎之尸”，如果这里的猫是普通野猫，恐怕完全不用多此一举。事实上八蜡祭祀的八神中，猫、虎只是禽兽的代表，孔颖达说：“禽兽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属，言禽兽者，猫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猫虎，举其除害甚者。”猫、虎所谓捕鼠食猪，只是一种概说，两宋之际的方悫说：“鼠之与豕，皆足以为田之害。而猫与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则所以报之也。”（《礼记集说》卷十一）
《礼记》文本中，也大量出现了作为野猫的“狸”，如“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当时有一首诗名为《狸首》，会在郊射礼等射箭相关的仪式时演唱，现在已经亡佚了。《礼记》中有所谓“左射《狸首》，右射《驺虞》”“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狸首》是和野猫有关的诗，《驺虞》是和老虎有关的诗，这或许和《诗经》“有猫有虎”的记载也有某种关联，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论如何，如果《礼记》中迎猫而祭的对象确实是野猫的话，大概率也应该写成“狸”。
总的来说，这里的猫和虎一样，也是偶尔出没在人类生活中的野兽，并非是小型的野猫，古人也大都不认为《礼记》中的猫是野猫。明朝张岱《夜航船·四灵部·猫》中便说：“（猫）出西方天竺国，唐三藏携归护经，以防鼠啮，始遗种于中国。故‘猫’字不见经传。《诗》有‘猫’，《礼记》迎‘猫’，皆非此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