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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给他制造麻烦的是那个女人，很快又是那个男人。
一开始，他很清楚那女人是什么样的人：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按传统标准看或许算不上美人，但面容姣好（乌黑的头发和眼睛，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声音低沉，有着一种娴雅的吸引力。性感？那倒没有，谈不上，现在肯定诱惑不了谁。也许年轻时算吧，毕竟长成那样子，怎么可能没性感过？但如今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她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孤傲之气，比如走路时——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连屁股都不会扭动，身形挺直地从地板上飘然而过，甚至可以用雍容大气来形容。
这是他对她外在的总结。至于她的内在、她的灵魂，假以时日自己就显露出来了。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深信不疑：她是个好人，和善又亲切。
那男人就麻烦多了。当然，从概念上来讲，他是什么人也显而易见：波兰人，70岁，而且是那种精神矍铄的70岁，钢琴家，以演绎肖邦
作品而闻名，但也颇受争议——因为他演绎的肖邦完全不浪漫，反而更接近朴素，把肖邦变成了巴赫的承继者。从这方面来讲，他在音乐会圈子里算是个异类，异类到受邀去巴塞罗那时，竟也引来一小群慧眼独具的观众前来捧场，并结识了那位举止优雅、话语温柔的女士。
但波兰人刚刚露完面，就开始有了变化。一头异常显眼的银发，对肖邦的另类演绎，预示了这个波兰人会是个足够特别的人物。但要说到灵魂，说到感受，他又模糊得叫人不安。在钢琴面前，他无疑是用灵魂在演奏，可主宰他的灵魂是属于肖邦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但那个灵魂如果让人感到异乎寻常地干枯、朴素，或许也可以说明他自己的性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很乏味吧。
他们俩，就是那位个子高高的波兰钢琴家，以及那位步履飘飘的优雅女士、平日里忙着做善事的银行家太太，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敲了一整年的门，希望能放他们进来，或者干脆把他们拒之门外，让他们从此安息。现在，终于轮到他们的故事了？
几十年来，有个音乐会圈子每月都会在巴塞罗那
哥特
区
的蒙波音乐厅
举行演奏会，波兰人收到的邀请就来自他们。演奏会向公众开放，票价高昂，故而观众基本上都是些上了岁数、品位保守的有钱人。
音乐会系列由董事会来操持，前面提到的女人——名字叫比阿特丽兹——就是成员之一。她做这件事是出于公民义务，但也因为她相信音乐本身是好的，就像爱或者慈善或者美本身是好的一样，而且更好的是，音乐能让人变得更好。她很清楚这些想法有多幼稚，但依然对它们深信不疑。她是个聪明人，但不愿多思考。可以说，她聪明的地方之一就是她明白想太多会麻痹意志。
邀请那个波兰人的决定，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才最终做出的。（他的名字里有好多w和z，董事会成员也懒得搞清楚到底该怎么念，故而直接就叫他“波兰人”了。）不过，提议请他来的人并不是比阿特丽兹，而是她的朋友玛加丽塔，此人才是音乐会系列的主心骨，年轻时曾经在马德里的音乐学院深造，在音乐方面比她懂行。
玛加丽塔说那个波兰人在他的祖国引领了新一代的肖邦演奏者，还让大家传阅了他在伦敦举办演奏会后收到的评论。据乐评人说，对肖邦作品那种强硬的打击乐式演绎——把肖邦变成了普罗科菲耶夫
——早就过时了，不过是演奏者在那位法波混血大师被贴上“纤弱”“朦胧”“阴柔”的标签后，做出的一种现代主义反应。新兴的、符合历史真实的肖邦演绎，是音调柔和的意大利式风格。波兰人对肖邦的修正性解读，固然有些理性过头，但仍旧值得嘉许。
她，比阿特丽兹，有点儿拿不准自己是否愿意听一整晚“符合历史真实的肖邦”，但更拿不准的是那个呆板守旧的音乐会圈子能否接受这种演奏。不过，玛加丽塔是自己的朋友，又对此态度坚定，所以便选择了支持她。
就这样，邀请函发了出去，波兰人也接受了提议的日期和费用。现在，日子到了。他从柏林飞过来，有人负责在机场接他，然后送到酒店。当晚的计划是演奏会结束后，她跟玛加丽塔及其丈夫一起请他吃顿饭。
比阿特丽兹的丈夫为何没有出席？答案是：他从来不参加音乐会圈子的活动。
计划挺简单，但中间还是出了点儿纰漏。当天早上，玛加丽塔打电话来，说自己病倒了。对，用词相当正式：
病倒了
。但到底是什么病，她没有说，而是有些含糊其词，且似乎是有意如此。所以，她无法出席演奏会了，她丈夫也一样。所以，想让她——比阿特丽兹——帮帮忙，负责一下招待事宜。具体说来，就是按时按点把贵客从酒店送到音乐厅，事后再带他玩玩——如果他有玩兴的话——好让他回到祖国之后，可以跟朋友们说：
是啊，总的来说，我在巴塞罗那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嗯，他们把我照顾得挺好。
“行，”比阿特丽兹说，“这事就交给我吧。但愿你早点儿好起来。”
小时候一起上修女办的学校时，她就认识玛加丽塔了。一直以来，她都十分佩服玛加丽塔的气魄和进取心，佩服她在社交场合上的那种游刃有余。可现在，她必须代替玛加丽塔出面应酬。但问题是，要怎么招待一个到陌生城市短暂访问的男人呢？他都那把岁数了，想必不会期待性爱，但肯定希望被讨好奉承，甚至被撩拨挑逗。调情这门技术她从来都不屑钻研，但玛加丽塔不一样。玛加丽塔应付男人很有一套。她，比阿特丽兹，虽然不止一次亲眼见过朋友如何俘获男人，而且看得津津有味，但她一点儿都不想学。若她们这位客人在谄媚奉承领域有什么过分期待的话，那他可要大失所望了。
那个波兰人，据玛加丽塔说，是位“相当令人难忘”的钢琴家，她曾经在巴黎听过他的现场演出。这两人，玛加丽塔和波兰人，是不是私底下有过什么事？在策划好他的巴塞罗那之行后，玛加丽塔又在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还是说她丈夫终于受够了，给她下了最后通牒？所谓的“病倒了”其实应该如此理解？怎么什么事都要搞这么复杂啊？
搞得现在只能由她来招待那个陌生人！估计他不会说西班牙语吧，要是连英语也不会可怎么办？万一他是那种说法语的波兰人呢？音乐会圈子里会讲法语的老观众只有列辛斯基夫妇——埃斯特尔和托马斯，可托马斯都八十多岁了，年老体弱的。到时候没见着活泼爽朗的玛加丽塔，只有风烛残年的列辛斯基夫妇给他接风，波兰人会做何感想？
她对当晚完全没期待。一个四处巡演的艺人，她心想，这过的算什么生活啊！要去无数不一样又都一样的机场和酒店；要忍受无数不一样又都一样的东道主——大多是热情过度的中年妇女，以及陪同出席的百无聊赖的丈夫们。灵魂里再有什么火花，也早被这一切压灭了。
她至少不会热情过度，也不会喋喋不休。表演结束后，波兰人要是只想闷声待着，那她也用闷声来回敬。
办好一场音乐会，确保所有环节都不出差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这副重担稳稳地落在了她肩上。她整个下午都待在音乐厅，督促工作人员做事（据她的经验，那个监工的头头做事爱拖拉），核对各种细节。有必要把细节都一一列出来吗？没必要。但通过对细节的把握，比阿特丽兹可以证明勤勉和能干是她的长处。相比之下，波兰人则会展示出他不切实际和不思进取的一面。如果能把长处量化一下，那波兰人的长处应该大部分都耗费在了音乐上，没给为人处世这方面剩多少；而比阿特丽兹的长处在各个方向上都分配均匀。
宣传照里的男人有一头浓密的白发，侧着布满皱纹的脸望向不远处。一旁的生平介绍写着维托尔德·瓦尔奇凯维奇生于1943年，首次登台演出时年仅14岁，还罗列了他获过的奖和录过的部分唱片。
她有些好奇出生在1943年的波兰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战火连天，除了卷心菜和土豆皮做成的汤，也没别的吃食，他的身体会不会发育不良？精神有没有受影响？饥肠辘辘的童年经历是不是在这位维托尔德·W的骨头和骨子里留下了印记？
深夜里，有个婴儿在啼哭，饿得啼哭不止。
她生于1967年。1967年的欧洲，已经没有谁只能吃卷心菜汤了——波兰没有，西班牙没有。她从没体会过饿肚子的感觉。从来没有。真是有福的一代。
她的儿子们也有福，都长成了精力充沛的小伙子，都在各自努力过上成功的人生。他们小时候在夜里啼哭，是因为尿布性皮炎，或者就是不高兴，但从来不是因为饿得慌。
儿子们的成功欲随了父亲，而不是母亲。父亲的人生无疑非常成功，母亲的嘛，现在还不太好说。把这样两个吃饱喝足、精力充沛的青年推向世界，算得上成功吗？
她很聪明，很有教养，读过很多书，是贤妻，也是良母，但她总是被轻视。玛加丽塔也一样，她们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也一样。贵妇们：要取笑她们并不难。因为做慈善而被取笑，甚至连她们自己都取笑自己。多可笑的命运啊。她何曾料到等待自己的会是这样的命运？
玛加丽塔偏偏选在今天病倒，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
善事做够了！
她丈夫跟音乐会圈子保持着距离。他相信人应该有各自的活动圈，妻子的活动圈应该属于她自己。
他们俩，她和她丈夫，越来越疏远了。两人以前是同学，他是她的初恋。刚在一起时，他们如烈火干柴，爱得如痴如醉，这份激情甚至延续到了孩子们出生后。但某一天，一下子就没了。他的激情消耗殆尽了。她也一样。不过，她从未越线，依然是位忠贞不贰的妻子。男人们跟她眉来眼去，她选择躲闪回避，倒不是因为那些人入不了她的眼，而是她自己尚未迈出那一步。从“不行”到“行”的那一步，迈不迈只能由她来定。
她第一次见到了波兰人本人，那时他正大步走上舞台，鞠了一躬，然后在施坦威钢琴前坐定。
1943年生的，算来有72岁了，但他行动自如，看起来不像那个岁数的人。
她有些吃惊，他竟然那么高。不光高，还很壮，胸膛似乎都快把上衣撑破了。他俯在键盘上方，活似一只巨型蜘蛛。
很难想象那么大的手能在键盘上弹奏出甜美柔和的曲子。可事实还真就如此。
男人弹钢琴是不是比女人有先天优势？那样的手要长在女人身上，得多难看？
她之前没怎么考虑过手。手就像顺从且免费的仆人，为主人干这干那。她自己那双手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的手。有时候，她还会把手小心藏起来。手会暴露年龄，脖子也会，胳肢窝也会。
在她母亲那个年代，女人出入公共场合还可以戴手套。手套、帽子、面纱：一个逝去的时代仅存的遗痕。
波兰人让她感到吃惊的第二个地方是头发，白得有些过分，大波浪烫得有些夸张。她心想：他为独奏会所做的准备，不会就是坐在酒店房间里让理发师打理发型吧？但或许是她刻薄了。他这一代的音乐大师都是李斯特神父
的传人，不论颜色是灰还是白，一头浓密的长发八成是标配。
多年之后，当波兰人这段插曲隐入尘世后，她会回想起这些最初印象。大体说来，她相信第一印象，此时内心会做出判决，告诉你是向陌生人主动示好，还是立即退避三舍。她看到波兰人大步走上舞台，把头发往后一甩，开始弹奏时，内心并没有向他示好的欲望。她内心的判决是： 可真能装啊！简直又老又蠢！ 得过好一段时间，她最初这种本能的反应才会有所改观，她才会看清波兰人完整的自我。但话说回来， 完整的自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波兰人完整的自我没有可能包含“真能装”和“又老又蠢”？
当晚的独奏会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包括海顿
的一首奏鸣曲和卢托斯瓦夫斯基
的一组舞曲，后半部分则是肖邦的24首前奏曲。
他将海顿的曲子演奏得干净利落，仿佛在证明大手不一定是笨手，反而也能像女人的玉手一样翩翩起舞。
卢托斯瓦夫斯基那组曲子她是头一次听，让她联想到了巴托克
的农夫舞曲。她很喜欢。
反正喜欢程度要超过随后的肖邦的曲子。波兰人或许以演绎肖邦而闻名，但她熟悉的肖邦要比他奉上的那玩意儿更私密、更微妙。她爱的肖邦能把她带离哥特区，带离巴塞罗那，将她带往遥远的波兰平原，带进一座古旧乡间大宅的客厅里：盛夏未央，长日将尽，清风拂帘，玫瑰怒放，遍屋盈香。
被带向别处，迷失在其中：如果这是音乐之于听者的意义，那十有八九算是个过时的观点——不仅过时，可能还有些故作伤感。但在这个夜晚，这种感觉才是她想要的，也是那个波兰人没能给到的。
前奏曲的最后一首演罢，响起了礼貌但不热情的掌声。想听真正的波兰人演绎肖邦的人，不止她一个，而失望的人也不止她一个。
为了向东道主致意，他选了蒙波
的一首小品作为加演曲目，但弹得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曲毕之后连微笑都没挤一个便下了台。
他是碰巧这天心情不好，还是向来如此？他是不是要给家里打电话，抱怨这些俗不可耐的加泰罗尼亚人对他招待不周？家里有没有个波兰太太听他发这些牢骚呢？他看起来不像是有妇之夫。他看起来像已经离过好几次婚，而且还离得乱七八糟，前妻们个个都在咬牙切齿地咒他。
事实证明，波兰人不会说法语，但马马虎虎会点儿英语。至于她自己，比阿特丽兹，毕竟在曼荷莲学院
留过两年学，英语说得很流利。虽然如此一来，会说好几国话的列辛斯基夫妇显得有些多余，但聊胜于无，总归能替她分担一些做东的担子，尤其是埃斯特尔，人虽老，背虽驼，但脑子还跟针一样尖。
他们以往招待表演者，都是去一家名为波弗尼的意大利餐厅，这次也照例带他去了那里。这家餐厅固然用了太多的深绿色天鹅绒来装饰，但好在有位手艺可靠的米兰大厨。
宾主落座后，埃斯特尔先挑起了话头：“带着您天籁般的音乐遨游云端后再回到人间，肯定很不适应吧，大师？”
波兰人微微颔首，对他遨游过的云端，既未赞同，也没反对。坐在近处看，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就没那么容易掩饰了：臃肿的下眼袋，松弛的颈部皮肤，布满老年斑的手背。
大师。 名字的问题还是赶紧问完得了。“恕我冒昧，”她说，“我们该怎么称呼您好？我们西班牙人不太会念波兰名字，您肯定也发现了，但我们也不能一晚上就这么 大师大师 地叫。”
“我的名字是维托尔德，”他说，“直呼名字就行，真的。”
“我叫比阿特丽兹。这两位朋友是埃斯特尔和托马斯。”
波兰人举起个空杯子，向三位新朋友致意：埃斯特尔、托马斯、比阿特丽兹。
“我敢说，维托尔德，”埃斯特尔说，“我应该不是第一个傻傻分不清您和那个著名瑞士演员的人吧。您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
一丝微笑掠过波兰人的脸。“马克斯·冯·叙多夫
，”他说，“我的坏大哥。我去哪儿他跟到哪儿。”
埃斯特尔说得对：一样阴郁的长脸，一样苍老的蓝眼，一样硬挺的身姿。但声音让人有些失望，少了坏大哥的那种深沉和洪亮。
“跟我们讲讲波兰吧，维托尔德，”埃斯特尔说，“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您的同胞弗里德里克·肖邦会选择离乡去国，到法兰西生活？”
“肖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肯定会回波兰。”波兰人小心斟酌，用正确的时态回答道，“他离家时很年轻，离世时也还年轻。年轻人留在故乡不幸福。他们渴望冒险。”
“那您呢？”埃斯特尔问，“您年轻那会儿在祖国是不是也跟他一样不幸福？”
那个波兰人，维托尔德，本可以借此机会跟他们讲讲自己在让人不幸福的祖国所经历的青春与躁动，讲讲他那时多么渴望跑到堕落但刺激的西方，但他没有。“幸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感受，”他说，“谁都可以幸福。”
谁都可以幸福，但只有了不起的人才可以不幸福，比如像我就很了不起 ——他是想让大家推导出这个结论吗？她忍不住问道：“那最重要的感受是什么，维托尔德？幸福不重要的话，什么重要？”
桌旁一阵沉默。她瞥了埃斯特尔和托马斯一眼，发现他们也在看她。 她这是在刁难人家吗？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本来就难熬——她还要让时间变得更难熬吗？
“我是搞音乐的，”波兰人说，“对我来说，音乐最重要。”
他这不是回答问题，是转移话题，但无所谓了。她想问但没问的问题是： 那维托尔德太太呢？要是听到丈夫说幸福不重要，她会做何感想？或者难道没太太——太太老早以前就弃他而去，跑到别人的臂弯中寻找幸福了？
他没有提到维托尔德太太，但提到有个女儿，学过声乐，后来跑到德国，在某乐队唱歌，没再回波兰。“我去听过一次，在杜塞尔多夫。她唱得挺好，有副好嗓子。嗓音好，唱功好，但音乐不怎么样。”
“是啊，年轻人……”埃斯特尔说，“真让我们操碎了心。不过，您应该挺欣慰吧，知道您的音乐天赋后继有人了。对了，您的祖国现如今什么情况？我记得那位好教皇，他就是波兰人，对吧？约翰·保罗
。”
关于好教皇约翰·保罗的问题，波兰人似乎也不太想聊。她自己，比阿特丽兹，不觉得约翰·保罗是个好教皇，或许连好人都算不上。从一开始，他就给人一种工于心计的感觉，像个政客。
他们聊到了上月来访的表演者，一位来自日本的青年小提琴家。“琴技高超，”托马斯说，“在日本，音乐教育是从小抓起。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孩子去哪儿都带着小提琴，连上厕所也带着！琴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像多了根胳膊，第三根胳膊。大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母亲是歌手，”波兰人说，“所以我在家总能听到音乐。母亲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后来又找了一位，之后又去了克拉科夫
的音乐学院。”
“看来您从小就是钢琴家了。”
波兰人严肃地想了想 钢琴家 这个称呼。“我是个弹钢琴的人，”过了一会儿，他回道，“就像公交车上检查车票的人，他是个人，工作是检查车票，但他不是车票家。”
如此说来，现在在波兰，公交车上还有人检查车票——他们还没有在合理化改革中被精简掉。或许这才是维托尔德年轻时没有像他的音乐偶像那样跑到巴黎去的原因吧。因为在波兰，有人是检查车票的，有人是弹钢琴的。她第一次对他有了些好感。 他虽然看着严肃冷峻， 她暗想， 但内里也许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当然，只是也许而已。
“您可以点这个小牛肉尝一尝，”托马斯说，“这儿的小牛肉一直做得不错。”
波兰人面露难色，说：“我晚上没有大肚子。”然后点了一份沙拉，又点了一道意大利团子拌松子青酱。
大肚子，
这是什么波兰俗语吗？他显然没有大肚子，甚至有点儿——她想到了一个平时不怎么会用到的词——
形容枯槁
。他这样的人应该把遗体捐给医学院才对，学生们要能在这么高大的骨架上练习，肯定感激不尽。
肖邦起初葬在巴黎，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后来遗体被某爱国组织还是其他组织挖出来，运回了他的出生地。小小的躯体，都没什么重量了。小小的骨架。那么小的一个人——说到底就是个梦想家，就是个用声音编织优美音乐的人——有那么高大、伟大，值得维托尔德为之奉献一生吗？在她看来，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当然，比起肖邦，甚至比起他的信徒维托尔德，她都不算是个严肃的人。她很清楚这一点，也接受了这一点。但即便如此，她也有权知道自己把那些原本可以用来上街救济穷人的时间，用在了耐心聆听钢琴键盘的叮叮当当或者马毛刮擦肠线的吱吱呀呀上，并不是在浪费光阴，而是成了某种更为崇高、更为富丽的宏图伟业的一部分。 说话啊！ 她想对波兰人说， 捍卫你的艺术！
当然，那男人不知道她心里在想这些。于他而言，她不过是自己为了演艺事业而不得不承受的部分负担：那种不从他身上强讨到一克肉就不让他清净的聒噪富太太。此时此刻，他在用正确但缓慢的英语，讲述一个他觉得她这种女士会想听的故事，说他的第一任钢琴老师如何拿着
教鞭
坐在一旁，他一弹错什么，就打一下他的手腕。
“您一定得跟我们透露一下，维托尔德，”埃斯特尔说，“您去过世界上那么多城市，最喜欢哪一座？在哪儿受到的欢迎最热烈？当然，巴塞罗那自不必说。”
可还没等波兰人张口，告诉他们自己最喜欢世界上哪座城市，她，比阿特丽兹，就插了进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维托尔德，我们能不能返回去，再稍微聊一下肖邦？您觉得肖邦为什么能经久不衰？他为什么那么重要？”
波兰人冷眼打量着她：“他为什么重要？因为他能让我们看清自己，了解我们的欲望。我们有时候看不清自己，也不了解。这是我的看法。有时候我们渴望的是我们不能得到、超越我们的东西。”
“我没听懂。”
“你没听懂是因为我用英语解释得不好，用什么语言都解释不好，用波兰语都不行。要想理解，你就得安静地听，让音乐来告诉你，这样你才会明白。”
她的疑问还是没有消除。事实是她今天听了，听得还很专注，可就是不喜欢听到的东西啊。要是列辛斯基夫妇不在场，只有她作陪的话，她一定会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没能触动我的不是肖邦本人，维托尔德，是你演绎的肖邦，是以你为媒介的肖邦
——她会这么说。
克劳迪奥·阿劳
知道吧？
——她会接着说——
在我看来，阿劳演绎得更好，是更优秀的媒介。通过阿劳，肖邦拨动了我的心弦。当然，阿劳不是波兰人，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他也听不出来，或许肖邦的某些奥秘外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
到了该散场的时候，大家便散了。在波弗尼餐厅外面的人行道上，列辛斯基夫妇告了别（“荣幸之至，大师！”），留下她一个人把波兰人送回宾馆。
能聊的都聊过了，上出租车后，两人只静静地坐着。 这一天可过去了！ 她心想，赶紧回家躺着吧。
但她实在无法忽略他身上的味道，男人的臭汗和科隆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道。诚然，舞台上有大灯照着，不热才怪，何况弹琴还要花力气，一个接一个的琴键都得按正确的顺序弹出来，得多耗费体力啊！有汗味也无可厚非。但这也太……
终于到酒店了。“晚安，优雅的女士。”波兰人牵起她的手，用力握了一握，“谢谢您。谢谢您那些深刻的问题。我会一直记着。”说完便走了。
她端详着自己的手。在那只“大爪子”下面短暂停留后，她的手看着似乎比平常小了些，但毫发无伤。
他离开一周后，有个贴着德国邮票的包裹送到了音乐厅，收件人是她。里面有张CD——他录的肖邦夜曲——还有张用英文写的字条：“致那位在巴塞罗那守护我的天使，愿音乐拨动她的心弦。维托尔德。”
她喜欢这个男人，喜欢这个维托尔德吗？总的来说，可能喜欢吧。她略感遗憾，遗憾不能再见到他。她喜欢他那种站也挺拔、坐也挺拔的样子，喜欢他听她说话时的那种专注和认真。 那个问问题很深刻的女人： 他能认可这一点，让她很开心。他的英语也让她觉得很有意思，语法无误，但习语有误。她不喜欢他什么呢？很多吧。但最不喜欢那副假牙：太闪亮，太洁白，太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