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书的目的是在当代南美种植园工人和矿工的民间传说中引出恶魔的社会意义。恶魔是农民进入无产阶级各阶层时所经历的异化的一个极其贴切的象征，我主要是根据这种经验来展开我的解释。我的历史学的和民族志的背景让我不禁要问：恶魔形象与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关系？对恶魔之灵的信仰在社会经验中调和了哪些矛盾？在反基督主义（antichrist）的救赎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结构上的联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试图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两个地区，即哥伦比亚西部的甘蔗种植园和玻利维亚的锡矿山，发掘出西班牙征服以来的恶魔社会史。这项调查的一个结果（在矿山显现得更清楚些，但与种植园也相关）是，恶魔象征着政治和经济历史的重要特征。将这一符号的社会史与创造这一符号历史的符号编码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恶魔是由欧洲帝国主义带到新世界的，在那里它融合了异教神和以这些神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体系与欧洲和本土社会经济制度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恶魔的形象和救赎的神话开始调和征服与帝国主义历史中所体现的辩证紧张关系。

在种植园和矿山，恶魔在与无产阶级生产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仪式中所起的作用与在邻近农民地区所起的作用有很大不同。在这两个地区，无产阶级都来自于周边的农民，他们的商品化体验和对无产阶级化的理解都受到前资本主义经济观的严重影响。在无产化的过程中，恶魔以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形象出现，并调和了看待经济对于人类之意义的各种对立方式。

在西方和南美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关于某种类型之人的神话，他们把自己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为了财富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恶魔，而这种财富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也是绝望、毁灭和死亡的预兆。这个与恶魔签订的契约象征着什么？古老的善恶之战？穷困的无辜和财富的邪恶？更重要的是，传说中的恶魔契约是对一种经济体系的控诉，这种经济体系是强迫人们以灵魂来换取商品的破坏性力量。在其过多的相互联系且往往矛盾的意义中，恶魔契约在这方面的意义是非常突出的：人的灵魂是不能买卖的，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正受到这种作为谋生手段的交换方式的威胁。在讲述这个恶魔寓言的过程中，正义的人面临着善恶的斗争，这象征着市场经济的一些最尖锐的矛盾。个人脱离了共同体。财富与极端贫困共存。经济法则战胜伦理法则。生产，而不是人，成为经济的目标，商品主宰了它们的创造者。

恶魔早就被西方意识驱逐了，但是与它签订契约所象征的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地尖锐——无论它们是否被一种新型的拜物教所掩盖，在这种拜物教中，商品被视为自己的价值来源。这本书和恶魔信仰都是针对这种混淆视听的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概念，是我解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恶魔神灵的基础。以恶魔的形象体现的邪恶崇拜，是一种调节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物化人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冲突的形象。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哥伦比亚西部甘蔗种植园中非洲奴隶及其后代的社会历史。我与我的同伴和同事安娜·鲁伯（Anna Rubbo）一起在这个地方待了四年。我们主要作为人类学家进行工作，也共同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初活跃在那里的农民武装政治组织。那段时间的经历和所编纂的民族志是这本书前半部分的基础。没有安娜的帮助，没有参与这场斗争的农民工和散工们的积极协助，这本书是不能完成的。第三章的大部分内容以前都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视野》（Marxist Perspectives，Summer，1979）中，第六章包含了一篇我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77年4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第二部分涉及恶魔在玻利维亚锡矿山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不得不严重依赖其他人的作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琼·纳什，胡安·罗哈斯（Juan Rojas），约翰·厄尔斯（John Earls），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José Maria Arguedas），约瑟夫·巴斯蒂安（Joseph Bastien），和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Barre）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列在参考文献中。对这些作者和在下文中提到的许多其他人，我心怀感激。

我要感谢以下机构，它们从1970年以来为我在哥伦比亚西部的田野工作提供了资助：伦敦大学、域外地区奖学金项目（the 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温纳-格伦基金会（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密歇根大学拉克姆研究生院（Rackham School）和安娜堡（Ann Arbor）。我要特别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大卫·佩里（David Perry）的精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