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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使我可以在30年后为这本1980年首次出版的恶魔之书添加一篇续记，以便仔细考量人类学的本质就是讲故事，并能使你了解这本书前半部分所描述情况的一些最新变化。
但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声音”（voice）和写作艺术——这是我们工作的命脉，但它却很少被提及。在我看来，我们在人类学上所做的工作与哲学一样，都是诗的一种形式，都是为了找到与我们所写的东西产生共鸣的语言的文字和节奏。简单来说：人类学研究文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创造”文化。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要找到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进行转化的方法，而不抽去未知事物的奇异感，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和读者对已知事物的奇异之处视而不见，那会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本书所例举的恶魔契约就使市场经济的观念被凸显出来。
然而，基于这一基本原则，现在的这本恶魔之书在我看来似乎在讲故事的方式上有所欠缺。相反，它是用一种清晰、枯燥、分析性的散文写成的，它以无所不知的权威声音与其主题保持距离，这是人们在学术写作中很快学会采用的一种技巧。当然，偏离这一点将冒着失去读者的巨大风险，因为他们也习惯于这种作为真理的语言的伎俩。
尽管如此，我还是偶然发现了商品拜物教这个概念——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在英语世界或者至少在社会科学中还是鲜为人知的——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分析这个概念是有帮助的。在那些日子里，我可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能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它，特别是考虑到我正在处理这些奇特的材料（指的是商品拜物教和恶魔契约的概念）。
把拜物教纳入马克思主义和当时所谓“第三世界”的经济史中，是对经济还原论（economic reductionism）的一种挑战，这也意味着把文化和宗教力量本应具有的地位引入其中。这就是第三世界革命对我的意义，切·格瓦拉（Che Guevara）认为革命可以在不等待“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后来的格瓦拉神话本身就证明了神话和民间故事的重要性，巴西导演格劳贝尔（Glauber Roche）拍摄的电影《职业杀手安东尼奥》（Antonio das Mortes）也是如此，那年我第一次到哥伦比亚。
因此，在我第一次去哥伦比亚的时候，与所谓的“客观条件”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似乎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我们这一代学生并不把这个概念看作是经济的反映，而是作为定义现实和改变现实可能性的力量。我们在1960年代有过这种经历，在1970年代这种经历通过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样的人产生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概念。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帮助我找到了进入“意识”的方式，但我没有进一步去思考“表现”（expression）的形式和感觉，去考察思想如何在情感中起作用，并根据它们被转化为语言的方式描绘出一幅世界图景。今天我要说的是，只有文学，即虚构和与虚构重叠的纪录片形式——我在别处称之为“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才能做到这一点。
随着岁月流逝，哥伦比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每年都会回到哥伦比亚——尼采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思想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们似乎都与作为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特征的暴力和绝境如此相关。在这本恶魔之书出版七年之后出版的关于萨满教的书《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关于恐惧和治疗的研究》中，我试图更好地理解1900年前后亚马孙河上游普图马约（Putumayo）地区橡胶繁荣的暴力，这种理解使我越来越关注有关恐惧的谈话和写作，同时也越来越敏感地意识到大多数关于暴力的写作是如何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
我的理论在当时和现在一样：恐惧和绝境的故事有很大的力量塑造现实（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确定性实现的），并传递给一连串的故事讲述者。因此，在我看来，想要打破链条的故事讲述者的任务就是站出来，说出一个新故事，并充分了解到链条永远不会停止，迟早有另一个新故事会取代你的。这就是必然与虚构有关的暴力和记忆的世界。然而，对这种状况的认识不仅导致了一种发人深省的悲观情绪，还会导致一种可能性，也许只是可能，那就是在你的替代故事和将要取代它的下一个故事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歇的张力，这个张力可以创造出一个将暴力转化为治愈力的场域。我称之为“次极性”（penultimaticity），即在结局来临前永久地写作。
后来我才明白，我在甘蔗地里听到的恶魔契约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着恐惧和欲望的极端故事，巴塔耶称之为“耗费”（wasting），即挥霍无度，或者用法语说是dépense，它的主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恶魔。
据我所知，如今恶魔已经消失或转入地下，拥有甘蔗地的少数白人家庭——他们大多生活在巴拿马或迈阿密等地——现在控制着考卡山谷（Cauca Valley）的命运，原因是，蔗糖作为生物燃料塑造了一个能够确保生产更多汽车的不断增长的新市场。种植园的化学雾霭淹没了山谷，它从河流中吸取水分，并通过使用机械和化学物品使人们流离失所。这里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山谷，动植物种类繁多，现在却是一个无聊、贫瘠、理性化、毫无生气的地方，一个只为汽车生产蔗糖的地方。
种植园所在的城镇已经成为积聚着暴力团伙中被疏远青年的高压锅，他们互相残杀，也杀害其他城镇的居民和警察。反过来，准军事人员和暗杀者在市民的支持下，由当地商人出钱，杀死团伙成员。
农民和工会的反抗基本上被粉碎了。然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传统农民农场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这种农场建立在宏伟的林木农业基础之上，可追溯到奴隶制时代或1851年解放后的时期。这是一种种植芭蕉、可可、咖啡、果树、巨大的遮阴树、药用植物和一些玉米的农业，它不需要化肥或除草剂。
因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恶魔契约的故事中建构的道德经济已经结出果实，并且已经被现在蓬勃发展的早期绿色运动所证实。以前土地耕作方式所蕴含价值的记忆，以及恶魔契约所蕴含价值的记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们是在活力和想象力中成长起来的。
对北美和欧洲的人来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所释放的被称为自由市场的冲击之下，现在又目睹了乔治·布什领导下放松经济管制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恶魔契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当然，过去20年里，同样的自由市场导向在哥伦比亚得到了加强，短期工作合同在那里已经成为了惯例，1970年甘蔗地里恶魔契约故事中被神话的所有内容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中得到了阐明。过往的故事已然成真了。
关注陌生和异域的人类学，可以教会我们更多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济体系的知识，就像它教会我们异域事物一样。在试图解释陌生和未知事物时，我们绝不能忽视我们自己的现实是多么的奇特。如果商品拜物教能被装扮为使人变成物、使物变成人的东西，那么——以至于我们都视自己为陌生人——在一个拜物教的幻想力量变得具有解放性，甚至恶魔也不得不改过自新的新世界里，它可能会消除我们与他者的距离感。
迈克尔·陶西格
海福尔斯，纽约州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