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最伟大的古典作家，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早已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他不仅是一个深刻反映俄国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关心人生意义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庭。他的家族有仁爱宽容的传统，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受到这种传统的熏陶，这对他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许，后来他形成自己独特的、以基督教的博爱宽恕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就是在童年时代种下了第一颗种子。

托尔斯泰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但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青年时代开始，在探索社会问题的同时，他一直在紧张地探索人生的意义问题。

1855年3月5日，二十七岁的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线服役时写过这样一段日记：“昨天关于信仰和神的一番谈话使我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思想，我觉得为了实现它，我能够献出我的一生。这个思想就是建立一种与人类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新宗教。这是一种不许诺来世的幸福、而给予尘世幸福的实在的宗教。”（俄文版90卷本《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第37页，俄国国家文学出版社，1928—1958）这种对人生意义和宗教思想的探索不仅表现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多夫等人物都曾苦苦探索人生的意义，最后都在基督教仁慈、博爱、宽恕的教义中找到了答案。

1877年，托尔斯泰在写完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开始集中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宗教问题。他访问许多教堂和修道院，与主教、神父、修道士以及各种各样的苦行僧谈话，主动参加莫斯科的人口调查，同时还大量地阅读有关人生哲学和宗教的书籍。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钻研和紧张思考，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的明确答案，形成了他的“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仁慈、博爱、宽恕，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希望以此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人生的意义问题。尽管在人类社会目前的状况下，“托尔斯泰主义”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应该说，他的这一思想是对人类理想的终极追求。

托尔斯泰在形成了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以后，写了许多论述性的长篇文章来宣传他的思想，主要包括《忏悔录》（1879—1882）、《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2—1885）、《人生论》（1886—1887）、《天国在你们心中》（1890—1893）等。

托尔斯泰的《人生论》完稿后，原拟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国出版，但由于他在书中所阐述的生命思想，实际上也是对俄国当时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所以已经印好的书被当局的书报检察机关查封和销毁了。后来，经过托尔斯泰的努力，《人生论》于1891年在瑞士日内瓦以单行本出版。

托尔斯泰在《人生论》中指出，自古以来人类就十分关心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许多人都错误地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个人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又主要是物质性的幸福。于是，大多数人都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各种物质性幸福的追求上。这实际上就是把人的生命等同于动物的生命了。但事实上人与动物是不同的，人是有理性意识的。仅仅是动物性的幸福并不能使人感到真正的幸福。于是，有人逐渐认识到，人应该追求一种更高的幸福，那就是爱的幸福。人生的幸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爱。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更要爱其他的人，爱整个人类。只有爱的行为、爱的奉献，才能给每个人、给整个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

托尔斯泰的《人生论》等诸多论文，曾在当时的俄国以及世界各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涉及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生的意义等根本性的问题。今天，人类的物质文明有了更大的进步，但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看出，仅仅依靠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能使人类获得完全的幸福。对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来说，还有一个精神寄托的问题——人怎样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想，托尔斯泰的这本书一定能给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以相当的启发。

许海燕
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
2022年8月28日